作者：潘洪其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对草案做最后的文字修订，将提交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此次修法的一个亮点是建立定密责任人制度，明确定密的主体和保密的范围，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变更和解除机制，实现对国家秘密的统一严格管理。(4月1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项都被规定为国家机密，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背上“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1951年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框定国家机密多达17个种类，几乎到了“凡未公开的信息均属国家机密”的地步。1989年实施的《保密法》将国家秘密的范围确定为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策、国防、外交外事、军事等七个方面，国家秘密的范围有所缩小。现在《保密法》进行修改，将大力克服定密过于随意和泛滥的弊端，进一步给国家秘密“瘦身”，这个趋势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保障公民权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给国家秘密“瘦身”，使国家秘密越来越少，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国家为保密所支付的成本将越来越低。现行保密制度的定密程序不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甚至一些事业单位都有定密权，在有些地方，大到中央下发的文件，小到县委县政府下发的改善离退休老干部医疗待遇的文件，都可能被确定为“国家秘密”。可想而知，要保守这些“国家秘密”，相关部门需要在人力物力上支付何其高昂的成本。

　　为保守国家秘密所支付的成本，还包括由此给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权利保障带来的负面影响。去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随便一个部门都能确定“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标准，并以此为由决定哪些事项和信息属于国家秘密，那么，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势必无从谈起。

　　鉴于此，修改后的《保密法》，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现有机对接，通过这两部法规的协调，在保守国家秘密和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之间达成良性平衡，避免因为保守一些无谓的“国家秘密”而妨碍政府信息公开。一些地方为所谓“保密”而不惜粗暴侵犯公民的权利，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人为制造“信息对立”，由此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国家为此在缓解冲突、维护稳定方面所支付的高昂成本，相当一部分都应当算在“保密”的账上。

　　国家秘密越多，保密成本越高，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越大；反之，给国家秘密瘦身，使国家秘密越来越少，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越来越大，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治理的领域也就越多，国家和政府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公民权利将能获得更加坚实的保障。我们这个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就能够越来越自由、开放地轻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