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文化转型的产物，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今天它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的重要象征，正为人们所深刻认识和空前重视。
在近代欧洲许多国家，以革命手段推翻旧的封建专制政权后，宫殿连同宫廷收藏往往随之变为国立博物馆，但在中国，由皇宫变为博物馆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中“暂居宫禁”条款，以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仍在内廷苟延残喘了13年。许多遗老遗少都把居住内廷的溥仪作为图谋复辟的希望。大量珍贵文物以各种方式流出宫外，建福宫花园及所藏的珍宝被付之一炬。1924年10月，冯玉祥将军借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了“北京政变”，溥仪迁出宫禁。接着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宫物品点查中，发现清室密谋复辟的函件。鉴于当时的紧迫形势，善后委员会认为，要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必须迅速成立博物院。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故宫博物院终于在1925年10月10日宣告建立。皇宫成了故宫，成了故宫博物院，深宫禁苑向平民百姓开放，这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后新旧思想道德、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已成为全社会在文化思想与新学科研究方面的先导的北京大学，不仅积极参与清宫物品点查，并在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中起了主导作用，其研究所国学门一开“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沈兼士语）的风气，也使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工作在创立伊始就有了一种新的学风。于是皇宫变成博物院，不只是重大的历史变革，又具有了用新文化的思想审视、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
故宫建成博物院后，与我们民族共命运，见证了时代的风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文物迁往南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分三路西迁四川，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艰苦卓绝，文物基本无损，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也是故宫同仁对抗战的巨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战区的受降典礼仪式也在故宫举行，当时前来观礼的北平民众达10万有余。古老的紫禁城，恢弘的太和殿，被选择为这一辉煌的历史性受降典礼之地，也说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故宫对前进中的中华民族仍是一种文化象征。
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相一致？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就是这种思想认识的集中反映。批驳最有力的，是由张继以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名义给中央政治会议写的长篇呈文，对经氏提案中的五个要点，逐一驳斥，并从欧洲近代皇宫变为博物馆的趋势，力陈保护故宫及故宫藏品的重要意义：“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权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以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还观海外，彼人之保惜历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岂宜更加摧残？”这一看法突出了故宫在学术研究、传承文化以及在明清两代文化转型中所体现的“世界价值”，这应是当时对故宫价值最为深刻的阐述。
经亨颐的提案在复议时被否决，故宫博物院到底保存下来了。但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故宫曾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封建专制时代随历史潮流结束了，但故宫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中国的过去，新的政权就是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既有糟粕，又有精华，人们只有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新的文化。因此，我们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故宫博物院的80年，历经艰难曲折，今天以其宏富的收藏、多样的展示、丰硕的科研成果为世所瞩目，从整体上反映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划时代的大事。1925年建院时就制定了“临时组织大纲”及“董事会章程”、“理事会章程”。直接借鉴西方博物馆管理的经验，运用董事会与理事会的形式，说明中国博物馆自起步就与国际通行做法相随。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后，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博物馆的法律；接着又颁布了《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这两份文件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标志着博物院已由草创走向成熟，同时也是中国博物院事业走上正轨的开端。故宫博物院的实践也催生了中国的博物馆学。1934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倡议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次年马衡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博物馆协会会长。
故宫博物院80年历程，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前24年和后56年两个时期。在前24年中，经历了初期的坎坷、短暂的辉煌、南迁的颠沛。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内战，政局的不稳与变化，加上经费的短绌，使博物院甫一出世，便举步维艰。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了北京，接收了故宫博物院。从1928年10月经亨颐掀起的风波平息后，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陈列展览与参观开放、文物整理保护与传拓刊印、古建筑维修及开通道路等，各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一派兴旺景象。突出的是对清宫档案的整理与刊布，共编辑出版各类档案史料书刊达50余种，300多册，1200万字，同时也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从事历史档案工作的专业队伍。
抗日战争中文物南迁西运、文物保护成为首要任务，其他工作几陷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南迁文物中的一部分被运往台湾。1965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成立故宫博物院。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两个故宫博物院。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5万件文物中，有60万件是清宫旧藏。两个博物院同根同源，其基本收藏都是清宫旧藏，都是中华文化遗产，都在向海内外弘扬着中华传统文化，并强化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1995年出版的《国宝荟萃》，是两岸故宫博物院的首次合作，从文物的价值上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时存在，但故宫只有一个，因此故宫在两岸文化交流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间虽然也有曲折，但总的是稳步前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故宫博物院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整体上体现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充实文物藏品。当年文物南迁，决定尽量挑选精品，事实上并未完全做到。各库藏品数以万计，大量珍品贮藏其间，大部分仍留存未动，有的库甚至整库文物未动。同时各个陈列室须维持正常开放参观，就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展品。在日寇投降后，北平故宫本院就接管了大批散失在平津地区的文物，同时也收购了一些私人收藏家的大量藏品，其中不乏稀世珍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充实院藏上下了很大功夫。一是认真清点院藏文物。通过清点，在绘画、青铜器、瓷器、工艺品等方面都发现了大批珍品；二是在中央政府及各省市积极支持下征集、购买散失的清宫文物及其他国宝。如“三希堂”中的二希《伯远帖》、《中秋帖》就是国家花巨资从境外购回的；三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迄今为止，先后有600多人次向故宫捐献文物，不少是无价国宝。故宫博物院1949年以来新入藏的文物20余万件，加上40万件珍本善本书籍、武英殿殿本书版及有待继续清理的10余万文物资料，故宫藏品约达150万件。这说明北京故宫博物院即使在部分文物运台后仍然有着宏富的瑰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代文化艺术的最大宝库，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载体。
其二，认真举办各类展览。在20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从皇宫特点出发，确定了宫廷原状与历代艺术的陈列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原来基础上有了重大改进和发展，形成了拥有包括宫廷原状陈列、固定专题展馆和临时专题展览在内的完整展览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增辟了专馆，并进行更新改进或调整。2004年，新建的石鼓馆、改建的珍宝馆与钟表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游客。午门城楼新改建的现代化展厅引起轰动。随着古建维修工程的进展，又增加了新的开放区域，布置了新的陈列展览。陈列展览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观众服务的意识不断增强。故宫一直重视对外举办展览，宣传中华古老文明。1935年，故宫博物院的735件文物到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故宫文物、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首次出国展览。改革开放以来，赴海外展览每年平均4—5个，近几年增加很快，最多一年中达10余个。
其三，重视人才与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是全国学术研究的重地，拥有一大批专家学者，产生过众多研究成果。它在中国博物馆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清历史和宫廷文化研究、文物保护与鉴定等领域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故宫博物院创建初期就十分重视学术研究，重视引进人才，有许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故宫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故宫著名的专家学者有唐兰、罗福颐、沈士远、孙瀛洲、陈万里、冯先铭、单士元、刘九庵、朱家溍、于倬云、徐邦达、耿宝昌先生等。80年代后，一批经过长期培养与实际工作锻炼的专业人才成长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有较好专业基础的比较年轻的研究人员脱颖而出。这个梯次结构使故宫的研究队伍后继有人。2005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文物鉴定委员名单中，故宫博物院的委员占到委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故宫博物院的学术成果包括文物整理、史料钩沉、学术论文与专著。从1979年以来，故宫研究人员共出版学术专著、文集130余本，图册、图录90多本。截至2004年底，《故宫博物院院刊》共刊登研究文章1300多篇。院刊及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故宫文化研究成果的发布、积累、传播、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故宫博物院始终恪尽着保护故宫古建筑神圣而艰巨的职守，对故宫价值的认识以及保护故宫的努力，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保护水平不断提高的体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宝贵财富。
80年来，故宫博物院对故宫进行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维护与管理。建院初期，依靠发售印刷品及门票收入，加上一些捐款，有重点地陆续修好了一些急需修缮的宫殿、宫墙、殿顶、栏杆。1932年开始在院内重点地区安装消防管道和消火栓，这是保护古建筑采用先进消防设施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组建了专门的施工队伍，成立了修建处与建筑研究室，制定了维修保护的近期计划与长远规划。从1953年到1966年“文革”前，大小维修工程有100多项。从1956年起，陆续为宫内建筑物设计并安装防雷装置。1972年引进热力工程系统，告别了用煤取暖的历史。1982年又开始了消防安全一期工程，把古建安全保护工作提到重要位置。80年代前后，故宫完成的修缮工程项目60余个。这一系列措施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保证了故宫古建筑的安全。
1987年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故宫是我国古代宮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缩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封建权力的中枢所在地；故宫是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信息含量最丰富的重大文化遗产之一，遗存内容以建筑群为主，历史文化内涵更涉及建筑、园林、历史、地理、文献、文物、考古、美学、宗教、民族、礼俗等诸多学科与门类，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突出的、重大的、丰富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包括了古代艺术品的所有门类，具有级别上、品类上、数量上的优势和突出的历史、艺术、科学文献价值，是中国皇家收藏传统的延续和仅存硕果，与故宮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价值。今日故宫还是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播场所。故宫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核心所在。故宫更是优质的国有资产。作为世界遗产，保护故宫不只是故宫博物院的事，也为全国人民所关注。故宫也不只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近些年来，海外、国外有关组织和机构参与故宫保护的项目越来越多，例如与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的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与美国世界纪念建筑基金会合作的倦勤斋内装修复原工程，与意大利政府合作的太和殿保护项目，与日本凸版公司合作建立的数字化应用研究所，与美国IBM公司合作开展的《跨越时空的紫禁城》项目等。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技术和资金，更是对故宫、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这都激励着故宫人更好地珍护这个民族的瑰宝。
努力接受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促进着故宫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过去人们只重视对故宫本体的保护，后来认识到，与皇宫连在一起的护城河也是皇宫的当然组成部分，这就有了20世纪90年代投资6亿、费时3年的故宫护城河治理。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要求，在文化遗产地的周边必须划定“缓冲区”。这又使人们认识到，故宫不是孤立的，它的周边应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环境，才有利于保护故宫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新划定的缓冲区方案在2005年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赞赏。不仅如此，人们更认识到，保护故宫还与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关系甚大。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必须重视作为中心区域的故宫的保护。故宫的古建筑是一个整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完整保护故宫是几代故宫人为之努力并得到社会大力支持的一件大事。
正是对故宫价值的深层次挖掘，也使故宫人进一步认清了故宫博物院的内涵，以及故宫与故宫博物院的密切关系。首先，故宫博物院是建立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兼容建筑、藏品与蕴含其中的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为一体的中国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并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这一特殊地位，使故宫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其次，故宫及其藏品的最大特色，是反映中国古代王朝的宫廷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的宫廷历史文化。其三，故宫博物院负有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故宫以及故宫藏品的责任：既要在认真保护的基础上，使故宫有计划地扩大开放，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了解故宫的内涵，还要充分展示故宫收藏的古代艺术精品以及宫廷历史文化。另外，故宫还拥有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也要抓好保护与延续，同时也是一种展示。这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
为了保护好故宫并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的功能，2002年10月开始的故宫百年来的大规模修缮，就与以往的维修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次保护维修的原则是“完整保护，整体维修”。保护工程有五大任务：保护故宫整体布局，彻底整治故宫的内外环境；保护故宫的文物建筑，通过合理和恰当的技术手段，全面保护其蕴含的文物价值；系统改善和配置基础设施；合理利用并发挥文物建筑的功能；改善文物展陈、保存环境，提高展陈质量。到2008年，故宫中轴线核心建筑太和殿及太和门维修将基本结束，2020年故宫建成600周年时，这项旷日持久的大修将全部结束。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故宫博物院面临大好机遇与有力挑战，要加强基础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推进故宫学研究，使博物院在扎实而持续的发展中从整体上不断得到提升，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故宫博物院面临大好的发展机遇。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普遍增强，故宫博物院的一举一动常引起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倾注着人们对民族遗产的感情，是对故宫博物院的监督、重托和激励，也是最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国家投入巨资维修故宫，大规模维修牵动各个方面，促进着整个工作。国家编纂清史的文化工程，故宫博物院不仅积极参与，而且对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及业务工作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故宫博物院已制定了“2003—2020年发展总体规划纲要”，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的发展方向、目标和任务；制定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明确了故宫保护与利用的指导思想、基本对策和措施；同时制定了“2004—2010年藏品管理工作规划”，正在制定人才建设、学术研究等专项规划。
故宫博物院目前正在重点抓紧的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文物的保护与清理，继续保质保量地完成维修任务，对院藏文物、文物藏品进行为期7年的整理，摸清家底，陆续编印《故宫文物藏品总目》，以便世人了解故宫藏品的奥秘，更好地为人们的观赏、研究等不同需要服务，也利于社会的监督。二是重视开放展览工作，逐步扩大开放面积，处理好开放与保护的关系。充分挖掘、利用故宫宫廷历史文化资源，加大馆藏文物展示力度，办好各种展览，突出特色。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在讲解接待、电化教育、拓展宣传教育新手段及增加新的宣传设施等方面力求有更多的新举措，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三是树立更为开放的意识，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除了重视到海外举办展览，还要加强与国外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学术交流，同时在古建筑维修、信息化建设、文物科技保护等方面，也要继续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与交流。四是加快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故宫”。经过多年努力，故宫博物院已初步建立起信息化工作的技术平台以及作为“数字故宫”雏形的网站。故宫应在着力于社会现成技术成果应用开发的同时，更加重视利用当前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展服务故宮、服务社会的一系列科学研究。五是推进故宫学研究。故宫学的提出，是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故宫不只是古建筑群，它还与宫廷的珍藏及大量档案、典籍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宫廷历史文化。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是故宫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要做好制定研究规划、为海内外故宫学研究提供服务、成立几个研究中心、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合作、发挥社会学术团体作用等多方面的工作。
故宫博物院蕴含着中华5000年文明，承载着紫禁城600年历史，经过了80年的发展，正处在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回顾80年，有曲折，更有启迪。展望前程，有困难，但更充满信心和希望。故宫博物院决心在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保护好民族瑰宝并创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