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柠 

　　在战后日本政治的光谱中，小泉纯一郎绝对是个异数。从他前脚退场，日本政治的马灯后脚就又狂转起来，至今仍远未落定这点亦可见一斑。这并不是说小泉有多神通，“后小泉”领导人多不靠谱，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式微有关。小泉执政5年，列岛面貌“豹变”，从“一亿中流”的社会，蜕变成被称为“格差社会”的贫富落差触目惊心的社会。其现状是，社会贫困的扩大酿成所谓“下流社会”，且不无普遍化、长期化的危险。

　　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型政府指导、管制自然是问题多多，已面临解体的命运，但以原教旨主义的市场原理为基轴的改革路线，难道真的就适合日本国情吗？国民对答案的不懈寻求，客观上注定了舆论的动荡和政治的“漂流”。除非找到解码的钥匙，否则“后小泉”时代的马灯，确乎还不到停转的时候。

　　“泡沫经济”崩毁前的15年，日式资本主义备受推崇，被尊为“日本型福利社会”，连美国一流学者都在追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泡沫破灭后的15年来，日本制度仿佛成了万恶之源。舆论的大起大落，带动了价值判断，也遮蔽了问题的本质。何为制度的比较优势，比较劣势又在哪，日本人一时找不着北。

　　倒是随着西方国家在遭遇经济困境后的深度反思，某些深藏于日式资本主义表层之下的制度优势和潜在可能性，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开始被借鉴、发扬。譬如，在英国，鉴于劳资关系的紧张，人们发现日企的雇佣关系中，有种倾向资劳双方共同致力于公司经营的、在西方称为“利益相关资本主义”的企业文化，颇利于全球化时代人才与技术的培养；而丰田公司首创的“零库存”制造，作为合理、高效、环保的生产方式，已为欧美机械制造业所青睐并广为借鉴。

　　“后小泉”时代的日本，从矫正小泉时期的政策性过激，扬弃其“负面遗产”的角度看，颇有效颦“第三条道路”之嫌，即摒弃市场主义中原教旨主义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继承传统日式资本主义中政府指导、管制的好的地方，兼容并蓄。不过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日式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欧美意义上的福利国家，而是大企业式雇佣传统与地方雇佣维系的混合体。但借用时兴的经济学表述的话，则不失为“积极的就业政策”。

　　如果说普遍就业是“第三条道路”所谋求的新福利政策目标，那么长期以来，在奉行“日本式经营”的大企业和“要想富，先修路”的地方建设业者的框架内，这点是被确保的。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是，由于逸出此框架之外的所得保障相对贫弱，即使就业被“确保”者，也被限制在一个无形而固定的框架内，难以改变生活道路。

　　21世纪的日本向何处去，取决于传统日式资本主义被打碎、进而实现政策调整之后，所谓“日本型生活保障”将以何种形态着陆。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上说，它应该是一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与老龄少子化时代特征的、更加开放的架构，使国民不问性别、年龄，均可超越传统的“一纸(雇佣契约)定终身”的一元关系，经得起职业选择上的试错、失败，相对弱化企业组织的存在而强化个人与社会的存在。如此出发点，将是不无独创性的“第四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