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依傍大禹陵的绍兴市来说，正面临一个“治水”悖论——堵截还是疏导?这个大禹式命题，如今放之于民企治理上，依然如是。

　　近来，一份名为《绍兴市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和思考》的内部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浙江各市间传阅。来自“兄弟市”的官员们纷纷在掂量这份调研报告的分量，甚至考虑仿效。

　　从这份文件看，因为金融危机中遭遇沉重打击，浙江绍兴旨在加强对民企监管，他们正酝酿“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等措施，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

　　绍兴这一针对民企的监管体系，一旦在今年建设完毕，当地上千家规模以上大中型民企，一举一动，都将在“政府手眼”的掌控之中。

　　可这一宏大的计划，似乎使得一个基本命题经过三十年的螺旋式上升后又回到了原点：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一、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1369家规模企业的“政府之眼”

　　在今年年初的绍兴县两会上，身为绍兴县政协委员的绍兴华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祝自力递交了一份建议加强对重点民营企业进行经营风险日常监管和评估监测的提案。

　　“我们建议政府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了解重点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经营实绩及现金流量情况，防范重点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祝自力在这份提案中写道。

　　这份提案挠中了绍兴政府的痒处。

　　5月底，祝自力收到了绍兴县财政局的书面答复称：民企监管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成运行，并在财政局成立了联席会议办公室。

　　这一监管体制的核心，便是“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财政、税务、公检法、工商、电力等18个经济职能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设在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副局长赵忆怀兼任办公室主任。

　　“政府这么多的监管机构，却管不住企业的多套报表，对企业报表信息不对称、不真实现象熟视无睹。” 赵忆怀说，这段话也在“报告”中开宗明义。

　　其实，按现有的制度，企业每月均需向统计、工商、税务、财政、银行等机构上报大量涵盖财务信息的数据。

　　赵忆怀说，这些部门之间的信息却缺乏横向的沟通，导致企业能够轻松地作假掩盖自身的问题。

　　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绍兴县民营企业财会监管预警信息化平台》，这其实是一个监控系统，联席会议下各职能部门将通过这一电子系统上报主要民企的财务动态。

　　按照“报告”的要求，在绍兴市，将有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都将被纳入这个系统。

　　如果监控系统发现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就会提高对该企业的监管级别，相关部门将采取行动。例如公安部门会限制企业老板出境。由于发现问题更早，政府将有更长的介入时间，例如出面协调银行债务等。

　　“这意味着，绍兴的主要领导，每天打开电脑就能对主要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一目了然了。”赵忆怀说，为保证这些数据不发生泄密，将这一系统的登入权限限定为一定级别的官员，并只能在政府内网查看。

　　二、审计进民企与官员代表派驻：

　　不断延伸的“政府之手”

　　如果说，由18个经济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办公室，还只是政府在内部各部门“缺位”之后的“补位”行为，那么绍兴的另两条实验性做法则走得更远。

　　《报告》提出，将在各开发区、乡镇建立内部审计指导机构，在重点骨干企业中建立和实施企业内部审计体系，并重点对企业财务、资产和资债状况依法进行审计和监管。

　　这一提议，被简化为一句：“审计进民企”。这让当地民企有“陡然一惊”之感。

　　对于绍兴来说，这已经在操作之中。在金融危机前后，为拯救一些“问题民企”，政府对多家大型民营企业进行了注资、参股。这也让政府直接有机会，在这些企业当中直接委派监事、党组织负责人等专职人员，并开展年度国家审计工作。这并无可非议之处。

　　如果说，这是上述“问题民企”咎由自取之外，那么如下的提议，则是一个风向标：对于银行贷款较多、负债偏高的民营企业，政府也将实施延伸审计。

　　“对于民企报上来的财务报表，审计部门可以进行审计。”祝自力透露，过去，审计部门只针对国企和政府机关。而对于大型的民营企业，以后也可以在某些名义下对企业报上来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以保证其真实性。

　　同样的逻辑继续延伸。

　　“报告”中提到的另一项重要监管措施，便是“成立民营企业党工委和纪工委，视情委派党组织负责人进驻大中型民营企业”。

　　从2009年年初开始，首批19位来自政府部门的“助企指导员”已经进驻21家大型民营企业。

　　华港集团便是其中一家。这是绍兴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集团董事长肖国英告诉记者，驻企指导员每周都会到企业办公几次，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并协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据了解，当政府发出动议后，当初是华港集团自己向政府申请要求派驻官员的。从今年5月14日开始，绍兴县建设局规划处村镇科科长徐志君开始到华港集团开展工作。

　　“我们会让助企指导员参加大多数公司会议。如果他们要求看企业的财务报表，我们也给她看。”肖国英告诉记者，助企指导员仍然只有建议权，真正的决策权还是由企业股东自己做出。

　　以往政府对于有问题的大型民企，以委派工作组的形式进驻也是常有。然而，委派官员长期进驻民营企业的情况，在全国尚很少见。

　　据悉，在绍兴1200多家民营企业当中，经调研，有近300家企业愿意接受派驻。

　　“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政府派驻。浙江民企有不露富的传统。” 绍兴华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祝自力表示，“另一些不好的企业也不愿意”。

　　因为一般的民企多多少少存在偷税漏税、短贷长用等行为，这些民企担心政府官员进驻后给他们带来麻烦。

　　而也如华港者，对此表示欢迎。他

　　们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在政府官员进驻企业之后，帮助企业嫁接了一些行政资源。

　　“助企指导员帮助我们去申请银行贷款、帮助企业招聘工人。我们自然十分高兴。”肖国英表示。

　　如，华港集团正在建设一个灯饰市场，门口需要政府铺设一条人行道，这原本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过程。政府官员进驻后，将人行道工程的申报进度大大缩短。

　　绍兴一家本次有官员派驻的企业董事长私下向记者表示，“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我们就欢迎派驻，万一有一天这个制度搞得不好了，我们就可能抵制。”他举例说，该企业的“助企指导员”帮助企业解决了新厂房基建上的困难，因此企业对此表示欢迎。

　　目前向企业派驻官员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绍兴县委组织部企业党建指导科科长吴炎标告诉记者，政府派驻的企业的官员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政府要求这批官员每月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必须待在所派驻企业;另一种则是较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求在工作之余每周至少有一天的时间待在企业。

　　“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委派官员到企业里去担任党委书记或者党委副书记。”吴炎标表示，这批派驻的干部将由政府发放全额工资。

　　三、金融危机催生亡羊补牢式变革 ?

　　绍兴此一番变革主要因此轮金融风暴而起。

　　“这两年民营企业的经营出了问题，最终却要由政府来承担后果，让社会公众的利益受损。所以必须对民企进行监管。”绍兴华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行董事冯晓燕表示。

　　这样的逻辑在以下的事实面前，似乎合情合理。

　　在此轮民企危机中，为挽救这几家大型民企，绍兴动用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据测算，为挽救华联三鑫，绍兴财政就拿出了10亿左右的专项资金(华西集团和绍兴县政府等相关企事机构联手注资17亿)。如果计入银行贷款的损失，对地方经济的打击，民企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越来越超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

　　“在本次金融危机当中，地方政府扮演的是救火兵的角色，等到出事了才介入，已经十分被动。”赵忆怀表示。正被认为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政府决心对民营企业加强监管。

　　“报告”说，在这次危机中，绍兴暴露出来了民企严重投机、偏离主业、跟风股市和房地产、实体经济被虚拟经济抽空等深层次问题，地区金融环境恶劣，民企互保、高利贷等现象盛行。

　　绍兴企业互相担保甚多，如华联三鑫公司，截至2007年底，对外互保合计19.4亿元，在华联三鑫行将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企业高层决定孤注一掷地豪赌期货。事后审计调查的数据显示，华联三鑫在PTA0809一役上的亏损多达5亿~6亿。

　　“这么多的资金，怎么让他们拿去炒期货的，银行、政府对华联三鑫目前无法有效监管。”这是当地政府部门给出的质疑。

　　绍兴华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行董事冯晓燕分析说，不应该将民营企业的破产都归咎于金融危机，“如果你去看过一些民营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会觉得这些企业出事只是迟早的事。”

　　“我们到下面去做了一些调查，许多大型民营企业的老板，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企业财务管理混乱，漏洞百出。”绍兴市财政局副局长赵忆怀说，绍兴的民营企业近10年来扩张过快，内部管理很难跟上。

　　当地也对这次民企危机做了估算，一旦政府不拯救，华联三鑫彻底倒下，绍兴的经济很可能将倒退5到10年。

　　这样的后果，地方政府或许确实已承受不起。

　　四、做大，导致新一轮问题?

　　但是，政府新的手眼之道能扭转乾坤吗?对此疑惑，历史的爬梳十分清晰。

　　1980年代，绍兴的乡镇集体企业十分发达，当地的纺织工业开始获得长足发展。“那时还是短缺经济，绍兴的纺织品，只要生产得出，就卖得掉。”赵忆怀回忆道。

　　这一时期，政府习惯于通过“经管办”来监管集体企业，当时政府对企业发工资、投融资政府都可以监管。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财政状况都了如指掌。但是，这些企业的经营效益一直相当低下。

　　而1990年代，当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集体企业的经营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厂长赚了钱不是自己的，只拿工资。又需要花很多功夫去抓经营，所以没有动力。”

　　鉴于这种体制性弊端，1990年代中后期，绍兴在浙江全省率先启动了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这一过程在1997、1998年前后完成，其本质就是将经营的自主权还给企业。之后的10年，绍兴的民营企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也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影。

　　在2007年之前的4次民企百强排名中，绍兴都是稳坐浙江这一民营经济大省的头把交椅。到了2008年，绍兴县仅销售额3亿以上的企业就多达117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

　　“这充分证明了当年改制的正确性。”赵忆怀指出。

　　问题的再次出现，似乎是在民企“做大”之后。

　　当地支持此次改革的官员指出，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最大教训便是，民企扩张太快，内部管理很难跟上，内部失控，这让民企的经营风险十分突出。

　　例如华联三鑫所在的PTA产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就高达20亿人民币，华联三鑫一口气就上了三条——绝大多数资金都来自于银行贷款。

　　结果，民营企业越来越依靠资本运作来维持公司发展——这让民营企业给政府带来的潜在风险被迅速杠杆化。

　　“民企往往会出现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局面，老板一句话，一个亿的资金可能在几分钟时间内就划出去了。其决策往往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赵忆怀分析认为，相比之下，国企则有一套相对严格的审计、内控体系，有重大的决策、投资，要经过多级的论证、决策。

　　但就此反观历史，则有更大的疑惑。

　　著名财经作者吴晓波就此的评论是一个简单的反问，“为什么绍兴当年的国企大多消亡了呢?国有企业都管不住，怎么能够管得住民营企业呢?”

　　五、激辩政府管辖边界

　　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绍兴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据《公司法》、《会计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框架内依法行政，不得超越法律范畴。

　　而接受本报采访的所有绍兴官员都一再声称，“监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加强服务。”

　　然而，政府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怎样有效保证不过多干涉民企经营，则是一道现实的课题。

　　绍兴县的江龙控股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江龙控股“出事”后的总负债高达22.1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2.81亿元，社会性借款5.87亿元。

　　但在江龙控股“做大”这个历程中，与政府出于对扶持大企业、提高本地GDP这个朴素愿望相结合的过程中，本身的“缺位”和“错位”亦不无关系。

　　“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来自江苏泰兴的江龙控股创办人陶寿龙，在当地没有这个能耐。”绍兴一位政府官员对此反思说。这一现象不仅存于浙江，也在诸多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断上演。

　　吴晓波就此表示，“现有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合法的行为，有时是因为制度空间出了问题，而不全是民营企业本身的错。”

　　“往往出事的企业都是当年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向记者分析道，“政府和大型民企形成共同体是中国30年改革的特有现象，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其走势依然十分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