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力量不是铁板一块，要分为三个方面看。首先，行政首脑在代理人中，立场最接近委托人，他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可以成为电子政务的重要驱动力。但有没有机构和人去落实是另一回事。其次，财政是推动行政自我变革的实际动力。从中外历史上看，政府机构改革只有当财政动因出现时，才会快速启动。因为行政自己改自己，总是被动的。财政作为一种决定力量，往往在赤字时是改革的动力，在盈余时是改革的阻力，具有双重性。当前财政处于税收迅猛增涨时期，不穷则不思变。其它目标虽然可以让行政力量动起来，但都不具强制性。第三，官僚自身在“政治-行政”格局中，一旦形成有别于公仆本位的自身利益（即形成吴思所谓“官家”，包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成为电子政务深化的阻力。用科幻的话说，可以发明“根本宗旨”回忆药，让公仆克服对“为人民服务”的每日每时的遗忘，但现实是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药方不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药方，效力也有限。
假设某天行政系统真产生的自我变革的动力，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将电子政务的“底坐”，从“树烟囱”式的传统行政生产方式，转向流程式的现代行政生产方式，解决行政方式代差的问题。看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看到政务条块分割的问题，而是认识不到还有另外一种行政生产方式（流程再造）可选，下不了决心实现行政现代化。表现为行政体制中，人们找不到进行流程再造的政令依据。没有体制改革依据，电子政务所有转变行政生产方式的努力，充其量只能称为试验，有机构推是如此，没有机构推还是如此。这不是上下问题，是前后问题。但改革行政的真正决策权不在行政自身，而在政治对行政的安排。
政治力量会成为电子政务的主要动力吗？
在“政治—行政”二分格局下，政治首脑会成为电子政务的主要动力吗？政治首脑（比如各级一把手）与行政首脑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安全压力往往成为政治首脑推动电子政务的首因，在复杂条件下加快危机响应速度及时应对挑战，在复杂条件下缩短“政治—行政”二者间的响应灵敏度，需要推进电子政务；其次是政治压力，税收多对行政部门可能有利无弊，但对政治家来说就不一定。政治家具有让政府少花钱多办事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选择不超出行政体制的边界进行电子政务改革，顶层的机会在于选择在宗旨既定的前提下，让行政体制如何更好地贴近、体现其根本宗旨。一种选择是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以职能为核心设计电子政务，它不要求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只是通过更有效地“树烟囱”，可以在较少需要协调的领域，提高行政效率。但这种选择的局限性，是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效能问题。另一种选择是新的路径，着眼于转变行政生产方式以提高效能，在不触及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政府流程再造式的电子政务改革，改变政务纵强横弱的现状。选择这种路径，内在地要求建立跨部门综合协调的体制和机制，并要求相应的机构作为保障。
今天，无论是安全、军民结合，还是跨部门产业融合（如三网融合、文化产业）等等，客观上都要求建立跨部门协调体制。政治家需要把部门间扯皮，提高到象环境污染一样的工业病的高度来认识和治理。真的从“新型”的工业化的角度，甚至信息化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行政生产方式的转变，事关执政能力。发展方式转了，行政方式不转，经济与行政就不相适应。行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权力与智慧结合。未来是智慧地球，球藉取决于智慧。
行政力量是电子政务的主要动力吗？
行政力量不是铁板一块，要分为三个方面看。首先，行政首脑在代理人中，立场最接近委托人，他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可以成为电子政务的重要驱动力。但有没有机构和人去落实是另一回事。其次，财政是推动行政自我变革的实际动力。从中外历史上看，政府机构改革只有当财政动因出现时，才会快速启动。因为行政自己改自己，总是被动的。财政作为一种决定力量，往往在赤字时是改革的动力，在盈余时是改革的阻力，具有双重性。当前财政处于税收迅猛增涨时期，不穷则不思变。其它目标虽然可以让行政力量动起来，但都不具强制性。第三，官僚自身在“政治-行政”格局中，一旦形成有别于公仆本位的自身利益（即形成吴思所谓“官家”，包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成为电子政务深化的阻力。用科幻的话说，可以发明“根本宗旨”回忆药，让公仆克服对“为人民服务”的每日每时的遗忘，但现实是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药方不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药方，效力也有限。
假设某天行政系统真产生的自我变革的动力，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将电子政务的“底坐”，从“树烟囱”式的传统行政生产方式，转向流程式的现代行政生产方式，解决行政方式代差的问题。看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看到政务条块分割的问题，而是认识不到还有另外一种行政生产方式（流程再造）可选，下不了决心实现行政现代化。表现为行政体制中，人们找不到进行流程再造的政令依据。没有体制改革依据，电子政务所有转变行政生产方式的努力，充其量只能称为试验，有机构推是如此，没有机构推还是如此。这不是上下问题，是前后问题。但改革行政的真正决策权不在行政自身，而在政治对行政的安排。
政治力量会成为电子政务的主要动力吗？
在“政治—行政”二分格局下，政治首脑会成为电子政务的主要动力吗？政治首脑（比如各级一把手）与行政首脑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安全压力往往成为政治首脑推动电子政务的首因，在复杂条件下加快危机响应速度及时应对挑战，在复杂条件下缩短“政治—行政”二者间的响应灵敏度，需要推进电子政务；其次是政治压力，税收多对行政部门可能有利无弊，但对政治家来说就不一定。政治家具有让政府少花钱多办事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选择不超出行政体制的边界进行电子政务改革，顶层的机会在于选择在宗旨既定的前提下，让行政体制如何更好地贴近、体现其根本宗旨。一种选择是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以职能为核心设计电子政务，它不要求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只是通过更有效地“树烟囱”，可以在较少需要协调的领域，提高行政效率。但这种选择的局限性，是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效能问题。另一种选择是新的路径，着眼于转变行政生产方式以提高效能，在不触及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政府流程再造式的电子政务改革，改变政务纵强横弱的现状。选择这种路径，内在地要求建立跨部门综合协调的体制和机制，并要求相应的机构作为保障。
今天，无论是安全、军民结合，还是跨部门产业融合（如三网融合、文化产业）等等，客观上都要求建立跨部门协调体制。政治家需要把部门间扯皮，提高到象环境污染一样的工业病的高度来认识和治理。真的从“新型”的工业化的角度，甚至信息化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行政生产方式的转变，事关执政能力。发展方式转了，行政方式不转，经济与行政就不相适应。行政方式转变的实质，是权力与智慧结合。未来是智慧地球，球藉取决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