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爆发，让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显著区别，其中的焦点问题是：现代战争对国家防务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说，现代战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战争潜力、国防经济布局和战时防护的意义大幅下降，人民群众支前参战已成为永远的历史。还有人据此断言：国防意义已经明显下降，而军事体系直接对抗的意义显著上升。上述观点涉及一个本源性问题：信息化战争究竟应该强化“国防”？还是强化“军防”？这个问题涉及国防的实质和建设发展方向。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姜鲁鸣教授7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上，就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问题进行了讲解。这里，本栏主持人请他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现代国家对外防御功能与对内应对危机功能趋向融合
主持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现代国家安全是多种安全的统一的看法得到普遍认同，这种复合型国家安全结构，赋予国防怎样的特征？
姜鲁鸣：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态势极为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军事安全威胁与其他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战略利益拓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互交织。这是由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引发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矛盾因子，在相对加速的发展进程中，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国际交流中，被充分诱发和释放出来，与各国特殊国情融为一体，形成各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情形。这种复合型安全结构，将国家安全与发展压合成为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一块整钢”，国家对外防御功能与对内应对危机管理功能趋向融合，国防亦愈加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战略特征。
主持人：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安全态势？
姜鲁鸣：我认为，首先要研究当代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主持人：近几场高技术战争，把信息化人民战争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民众运用网络向北约指挥系统发送大量的空数据包和电子邮件，使其不能正常工作，创造了民众实施信息网络战的成功战例。
姜鲁鸣：这深刻说明，信息化战争是现代化人民战争的最新载体，也为信息化网络化人民战争提借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全球化平台。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网络大国，第一手机大国和第一网民大国，网络力量已达数亿人次，至于信息网络技术及相关专业人才更是数以百万计。这些力量如果被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即可转化为信息化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军民兼容的“天性”，使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范畴。
军民两用技术已成为发达国家军事技术的主体
主持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经历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次革命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美国国防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在2002年就提出,美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已高于军队信息化程度，商业革命的发生先于军事革命，要利用商业革命促进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
姜鲁鸣：目前，军民两用技术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军事技术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8万多家，产值超亿元的有1500多家，在新材料、电子、信息等许多领域，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均超过了军工企业。我们如果不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全局高度谋划国防建设，就会在新技术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浪潮中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不可能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因此，从国防技术基础上看，当代军事革命与商务革命的紧密结合，使国防更加具有国家体系对抗的属性。
主持人：那么，当代国防动员的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姜鲁鸣：现代国防动员有两个趋势：一是国防动员依赖国家整体实力的性质更为突出。信息化战争突发性强、资源需求复杂多样，保障技术要求高，是典型的小打大备、小攻大防、小行动大保障。总体上看，单靠独立的国防经济部门已经难以支撑现代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战争对国防动员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国防动员的作用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只有实现国家层次的军民融合，以整个经济社会为依托，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获得技术最先进、成本最经济、来源最稳定和最有可持续性的物质力量，才能极大地提高体系对抗能力，为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统一和利益拓展提供强大支撑。二是国防动员与应急动员出现了兼容发展的趋势。国防动员和应急动员在建设目的、发展要求、力量保障等方面是大致相同的，两大体系的兼容互补是最合理、最经济的选择。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应战应急动员体系结合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这对提升我国动员的战略层次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构建应战应急一体化的国防动员体系，才能有效促进应战应急建设与管理的融合，逐步形成应对“大公共危机”的局面，把应对灾害事故、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等与应对战争通盘考虑，实现平、灾、战三种机制的灵活转变，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
主持人：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信息化战争时代，提升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能力，是实现国防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核心和实质。信息化战争本质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对抗，而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对抗。这种新的体系对抗，主要表现为国家综合国力、国防发展理念、军民融合程度、国防体制机制整合力之间的较量和对抗。因此，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要大大强化而不是弱化国防的理念。
姜鲁鸣：这种体系对抗，虽然并非始自今日，但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却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从国家军事体系对抗到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深刻反映了由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对抗形态的变化。
主持人：要适应这一根本变化，需要我们进行怎样的调整和转变？
姜鲁鸣：我认为，首先是要牢牢确立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的新观念，彻底摒弃那种军民分离、自成体系的传统思维定势，牢固确立安全与发展相统一的战略全局观和大国防观。其次是要建立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现代制度平台。为此，必须在战略目标、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第三是要继续夯实国家整体实力基础。
主持人：今天，我国已成为第三经济总量大国，但人均产值却在世界百名前后长期徘徊。从经济总量大国到人均产值大国，再到综合国力的强国，我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决定了提高我国国家体系对抗能力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姜鲁鸣：对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我们应有充分估计。我们如果不能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就会犯历史性错误。正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受了那么多欺侮，所以才更加需要力戒紧追急赶的民族浮躁心态，在富国强军问题上一定要比别的民族想得更深、更远、更根本，否则，我们所实现的只能是“昙花一现”式的富国强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1世纪上半期是铸造我国国防建设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关键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将从经济总量、技术基础、体制基础三个方面对国防经济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显然，要从根本上提升国家体系对抗的能力，使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获得源源不断的优质资源，前提条件是扎扎实实地谋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确保国家经济实力提升过程的延续性。
主持人：用现代国防经济发展的标准看，目前我国国防建设体系和经济建设体系在总体上还是“两张皮”，还处在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状态，国防建设总体上还是在经济建设的“体外循环”。
姜鲁鸣：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更广范围内，由主要在武器装备研制、军队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和国防动员等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向全要素全方位融合拓展；在更高层次上，即在国家战略层次上实现融合发展；在更深程度上，由体系结合向系统融合转变，实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上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