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人口学家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用在蒋正华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蒋正华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人口学家，但他的研究领域绝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学。在系统工程、自动化控制、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蒋正华都颇有建树。

　　成为国家部委领导、民主党派领导人乃至国家领导人后，蒋正华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1991年，蒋正华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在国家计生委分管规划统计、人口情报研究，并负责国内外学术界沟通。由于他对国际人口理论研究的卓越贡献，1993年，蒋正华当选为国际人口学会理事会成员，除了梁启超曾作为发起人之一成为国际人口学会第一届理事之外，他是中国第一位被选入这个国际人口学学术机构的学者。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蒋正华还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的制订，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信息产业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报记者 朱国栋

　　7月初的一天，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在香港国泰安金融学院与浙江省金融办和浙大数学系联合举办的“2009中国数量金融与金融创新国际研讨会”上，蒋正华接受了《上海证券报》的专访，畅谈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印发展道路等许多热点问题。

　　从自动化专家到人口学家

　　蒋正华生于1937年10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侵华日军的铁蹄已踏进了他风景秀丽的家乡——浙江富阳。当时，蒋正华一家老小正在躲避战火的逃难途中。

　　蒋正华就是在这样的战乱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54年，不到17岁的蒋正华高考取得了优异成绩，分数超出了清华等重点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然而，最先录取的重点院校名单中没有他，第二批录取名单中仍不见他的名字。后来他才知道，他的档案不知何故弄丢了，几经周折，蒋正华被上海交大录取，之后，他随校迁往西安，成为西安交大第一批学生。

　　1958年，蒋正华因成绩优异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直接参与了西安交大自动控制、系统工程研究等新专业的创建。还参与了美国响尾蛇导弹的仿制工作、原子能反应堆自动控制教学研究及炼油、化工、电子器械、彩色显像管生产等一系列自动化控制项目。1978年起，他开始从事系统工程研究，并逐渐接触社会经济人口等领域的系统定量分析。

　　改革开放初， 蒋正华先后参与制订深圳、河南、广东、陕西和云南等省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在这期间，蒋正华敏锐地发现，人口问题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用系统工程领域的知识和研究工具来研究人口问题，从此，蒋正华和人口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年，年已43岁的蒋正华受国家派遣，到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荣获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金质奖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

　　回国后，蒋正华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型》、《人口分析与规划》、《计划生育管理项目》、《区域发展规划与决策》等在人口学界颇有影响的专著。正因为学术成就硕果累累，1984年，蒋正华破格从讲师直接评为教授，第二年成了博士生导师。

　　1987年，蒋正华与著名科学家宋健、于景元教授一起完成了“人口系统工程与定量分析”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他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重大课题“2000年的中国”的基础研究，该课题又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他独立完成“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研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填补了人口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自此，蒋正华正式奠定了作为人口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身份。

　　1991年，在学术界有所成就的蒋正华被任命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国家计生委期间，蒋正华把系统工程、自动控制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于计划生育工作中。从1992年起蒋正华主持计划生育系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其内容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育龄妇女服务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计算机仿真系统等等，从而使国家计生委成为当时各部委中较早开始电子政务工作的部门之一。由于他对国际人口理论研究的卓越贡献， 1993年蒋正华当选为国际人口学会理事会成员，除了梁启超作为发起人之一成为国际人口学会第一届理事之外，他是我国第一位被选入这个国际人口学学术机构的学者。

  “人口红利”一说没有根据

　　最近几年里，由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有一些学者和社会舆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在5－10年后即将过去，中国应增加人口出生来减缓老龄社会到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对于这种说法，蒋正华坚决反对：“我从来不赞成‘人口红利’一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蒋正华表示，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口比较多，劳动力便宜，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5－10年后，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中国经济因此会失去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力。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非常肤浅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因为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经济就自动发展起来了。也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因为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经济崩溃了。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是找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案例的。”

　　“从理论角度，所谓‘人口红利’一说也站不住脚。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按照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最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资源应出口，最缺乏的生产资源应该进口。最典型案例是，历史上英法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英国出口的是工业品，从法国进口农产品；法国出口的是农产品，从英国进口工业品。但里昂惕夫研究了美国的外贸结构后发现，资本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出口的反而是劳动密集型商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别国高4倍左右，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别国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蒋正华表示，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

　　“以中国经济发展史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不是劳动力便宜所产生的红利。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劳动力一直很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实现经济起飞？我们前几年的FDI（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是世界上最高的，外资之所以青睐中国，他首先看中的是政治和社会稳定，战乱不断的国家外资是不会去投资的；二是中国政策稳定，如果一个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今天制订了，明天就改变了，这样的国家国际资本也不会看好。这两条之外，外资还看中中国的产业基础、庞大的市场、某些资源比较丰富等，劳动力便宜是排在很后面的因素，肯定不是决定性因素。”蒋正华强调，纯粹靠廉价劳动力来赚钱、没有其他竞争优势的企业，多数是技术落后、效益一般的，很难在产业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哪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如此，“人口红利”说本末倒置，既没有认识中国发展的优势，也模糊了人口工作的目标。

　　正因为从理论上否定“人口红利”一说，蒋正华因此表示，那些所谓的2015年或202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就消失了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接下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我们更多的要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数量增加，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都要求我们提高劳动力素质。”

　　中国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出在人口众多

　　蒋正华表示，中国最大问题是人口太多，而不是太少。“中国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都是人口太多导致的，谁都明白农业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但正因为农业劳动力过剩，为了给每个农民都留一块地，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不能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经营；中国形成的二元化经济社会结构，谁都知道这样不好，但这种格局之所以到现在都没转变过来，还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中国城市无法一下子接纳那么多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就业问题，根子也出在人口太多，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这就迫使我们经济增长要保持一定速度。”

　　正因为如此，蒋正华表示，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中国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出在人口众多。

　　以城市化进程为例，蒋正华表示，正因为农业劳动人口众多，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很难和欧美国家相比。

　　据蒋正华介绍，世界城市化进程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阶段，然后在达到一定水平后稳定下来。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7％。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农业劳动力只占了美国劳动力的1％，这两个统计口径不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在20世纪40－60年代城市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很难做到欧美国家那样，“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可利用耕地不多，很多地方已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规模很小，而美国一个农场动辄几千公顷，美国中部还有大批荒地可供开垦。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农业人口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能把农业人口比例降到30％左右，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

　　从城市规模上，蒋正华强调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考虑，大城市的人均基建等投入较少，小城市和村镇投入较高，从这点来看，发展大城市是有好处的。但4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也会带来交通、垃圾处理等多方面问题，所以我们要均衡发展，既要发展大城市，又要推进中小城市和新农村建设。”

　　至于老龄化的问题，蒋正华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性的，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比有些国家快，不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造成的，而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不控制人口增长造成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不控制人口，有时甚至是鼓励生育，许多家庭生了5－6个孩子，出现了人口出生高峰期。从21世纪初开始，这部分人将陆续进入退休年龄，这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老龄社会的到来。”

　　“但从经济力量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做好了老龄社会到来的准备，从经济力量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速，比如国家最近新出台的规定，10％的国有股划给社保基金，这都是我们为老龄化社会到来做的物质准备。”但蒋正华强调，在做好物质准备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老人的精神需要，“要形成一个满足老年人众多需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良好局面，给老人一个很好的养老环境，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加强的。”

　中印都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

　　最近几年里，中印两国作为西方媒体热议的“金砖四国”的成员，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印两国的发展道路又迥然不同。未来几十年里，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到底哪个国家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方向，也成为世界舆论争论的热点。

　　蒋正华曾留学印度，目前还担任中国印度友好协会会长一职，他对中印经济发展道路的观点一直为外界所关注。

　　蒋正华认为，中印两国国情很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发展道路的不一样。以政治制度为例，“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更好更快地集中全民智慧，很快做出决策，马上付诸行动。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5－6次外部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但我们很快就调整过来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时，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我们的发展道路一度有些迷茫。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央马上就统一思想，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发展方向，在经济、金融等许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只要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策演进，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政治方向是非常稳定的，政策也很稳定，这和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关。”蒋正华认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定的政策预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利好。

　　蒋正华表示，“政治体制是我们一个很大优势，有些人不喜欢我们的制度，有人老是幻想社会主义垮台，老是希望我们实行西方式民主。但事实上，世界上每个国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一样。非洲一些国家接受美国援助时，被迫接受多党制，我们到过一个非洲国家，一共100多万人口，搞了50多个政党，议会整天争吵，中央政府很难做一点实事。这样的民主体制，怎么推动社会进步？”蒋正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保证中国稳健、健康发展的基础。

　　印度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蒋正华表示，“印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天然的、运作良好的市场机制，这样的机制比较容易和世界市场接轨；另外，印度有不少资源比较丰富，比如他们的可耕地占了全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只占了国土面积的10%多。”

　　语言也是印度发展的优势，“印度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是印度的国语，这在亚洲国家是很少见的，这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印度信息业和服务业发展得好，语言优势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比如美国许多跨国公司把呼叫中心建在了印度，解决了许多印度人的就业问题，如果语言不过关，呼叫中心是不可能建在印度的。”

　　蒋正华认为，印度的弱点也很明显，“在英国占领印度前，印度境内长期小国林立，印度有100多个民族，50多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哪怕到现在，印度许多邦离心力还是很大，国内的宗教冲突也很多。”

　　另外一点是私有制制约了基础设施建设，“印度人到中国来，他们都感慨中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建得真好。印度的高速公路可能连中国的一级公路都比不上，走过一段后，就会有一条农村小路横过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印度，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工业建设，征地都很难。”

　　尽管中印两国国情有很大不同，但蒋正华认为，在古代社会，中印两国曾长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21世纪，中印两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一定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了一本书叫《世界经济200年回顾》，他估计1820年时，中国GDP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是1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第二位是印度，印度当时的GDP是1100亿美元；第三位是法国286亿美元；第四位是英国246亿美元。目前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三位，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人均GDP还是很低的。”蒋正华表示，正因为中印两国人均GDP还很低，这说明两国的发展潜力还很大，随着中印两国的经济崛起，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印两国将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人大》记者 夏莉娜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