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辛 

　　杨胜利、李兰娟、王威琪和闻玉梅等专家在日前以“电子健康档案的网络构建”为题的第41期上海院士沙龙上，提醒我国数字医疗体系的构建应“摸着石头过河”，千万别低估了它的难度，以免造成新的资源浪费。他们强烈呼吁要“借鉴国际先进的卫生信息标准，建立规范的电子健康档案标准，制订符合国情的相关法规，以实现电子健康档案有据可依”。
 
　　电子健康档案是以个人健康、保健和治疗为中心的数字记录，包括体检记录、门诊、病史、各种影像信息及相关的药物治疗信息等。构建电子健康档案可为医疗机构的数据共享提供支持，提高医生、护士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费用，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电子健康档案可谓数字医疗体系中最基础的工作。不过，档案怎么建，却有着两种不同观念：是医生坐等病人上门，还是主动下社区为居民体检？
 
　　浙江大学教授李兰娟主持的“电子健康档案国家数字卫生关键技术和区域示范应用研究”，已实施2年，目前基本完成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软件的设计。据介绍，从今年起，课题组在全国逐步推广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从你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每个阶段的健康信息都将被记录在电子档案中，包括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注射了哪种预防针等等。据悉，在这一总投资近2亿元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中，有500多位专家正在进行生命健康节点研究，以便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开展社区体检。
 
　　当各级医院都拥有了信息化装备，当医生们已习惯在电脑屏幕上开处方和化验单，医院和医院之间的信息共享却又碰到了难题。究竟什么时候，看病可以真的不用带病历卡、转诊可以用不着捧着一大堆片子奔波？曾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从事数字卫生工作已有10多年的李兰娟说：“我现在的想法是以人为中心，人在家庭、在社区。所以要先在社区把每个人的电子健康档案建好，与医保结合起来，让医院来接受和采纳统一标准的电子健康档案，进而统一医院的信息系统。到那时，哪个医院不用这个标准，就等于主动放弃了病人。”
 
　　以前，许多医疗卫生机构出于满足疾病和健康管理的需要，建立了种类繁多、各式各样的纸质健康档案，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实际利用率并不高。李兰娟说：“每个人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十分清楚，我们把所有的个人健康信息，通过社区服务医生，把健康信息记录到电子健康档案，将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记录。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系统能够避免重复检测、更加有效安全地进行治疗，节约资源和费用。”
 
　　电子健康档案采用模块化设计，操作起来很便捷——医生只需点击“是”或者“否”，就可建档。慢性病和传染病管理还将有专项档案，便于卫生部门评价社区综合防治模式。预计到今年底，将有1000万份电子健康档案率先上传至数据中心。
 
　　然而，在众多已经实施的医疗信息化项目中，不少地方选择的仍是“守株待兔”的做法。复旦大学教授闻玉梅说，如果仅靠医院为上门看病的病人建档，那么大量生活于社区的隐性患者和流动人口，则将被排斥于数字医疗体系之外。她认为，国家数字卫生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引入“大医学”概念，包括医疗、预防与健康保障3个方面，这其中重点前移、重心下移非常关键。
 
　　耗资120亿英镑的英国国家医疗信息化项目，却在运行过程中遭遇来自医生的种种抱怨。复旦大学教授王威琪表示，各国数字医疗系统的搭建几乎都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作为使用方的医生和医院必须想明白，这件事“是我要做，还是要我做”。
 
　　王威琪说，医生是电子健康档案的主要使用者，更是适时更新信息、激活档案的关键人物。然而，电子健康档案全新的数据录入方式、数据共享，可能带来的医疗风险，都会降低医生的参与热情。比如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就已诞生第一批电子健康档案，可直到2005年，仍只有约24%的医生使用，且只有9%的医生能有效使用电子健康档案相对复杂的功能系统。
 
　　李兰娟认为，要提高临床医生参与和使用的积极性，首先得在数字医疗系统的实用性上下功夫。她表示，数字医疗要真正获得医患双方的认可和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电子病历的使用应严格控制在就医状态下；与此同时，卫生监管部门的后台审计跟踪也不可缺位。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国则表示，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多个发达国家早已开始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建设，既有可借鉴之处，也不乏失败的教训。英国预算用60亿英镑打造NPFT项目，结果负面新闻不断：几乎每个集群的系统架构设计都被发现了缺陷，屡有医生拒绝使用；不断交付延期，至2006年已耗资130亿英镑。这一案例也让信息产业界和医疗界意识到，数字卫生系统的建设要谨防陷入“技术至上”的陷阱，需要一整套以人为本的“社会——技术解决方案”。张建国认为，电子健康档案至今在国际上没有成功案例，也没有成熟的技术理论，面临多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