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发表时评,劝公众也要有“平和的心态”。“这项改革比照的坐标系是自己而不是发达国家。”

　　□本报记者沈亮发自北京

　　人员编制不缩减

　　在各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让全国共减少了厅局级机构80多个。而除了四川因灾后重建任务重可适当推迟外,全国30个省份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获中央批准。

　　在人员编制的控制上,“大部制”改革的目标与公众愿望之间,存在误解。与公众的想象不同,“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不缩减人员编制”,已被概括为此次改革的特色之一。

　　为了减小改革的阻力,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柏林曾建议“大部制改革不缩减编制”。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李玉明在接受采访时亦称,“人员编制不减少是这次大部制改革的特点”。

　　例如,吉林省已将原来的58个机构精简为47个,但为了不影响干部工作积极性,一些处级干部虽不再任领导职务,却保留处级待遇,工资不降,待遇不变,没有人因这次改革而离开公务员队伍。

　　广州的改革同样如此。李玉明说,如果涉及到新部门的编制比较少、原来的部门多出来了一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员也不会分流到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或者企业中,而是安排到其它部门去。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曾在地方调研“大部制”改革。在他看来,对于那些地方改革所涉及到的部门领导来说,职位平调、暂不改变级别和待遇还是能接受的。“未来政府部门的人员可能还会增加。”他说。“不过,中央对地方的‘大部门’改革也有比较严格的控制方法。”一位中编办内部人士介绍说。比如,首次提出机构编制的备案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等,按不同的级别,都有具体的要求。”虽然各省对市里上报的方案有审批权,但该方案必须送到中央备案。同样,县级的方案,市级可批,但要在省里备案。

　　地方模式开路

　　各个地方的“大部制”改革启动时间并不一致。在2008年中央部委开始推行此项改革之前,已有小范围的实验。在这些先行一步的地方中,已有部分改革被学者概括为“某某模式”,表明其经验有着推广的价值。“各地参照中央精神,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灵活性比较大。”上述中编办人士说。这一灵活性,不仅反映在各地不同的改革目标,也体现在有差异的切入口选择。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将此轮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林、水和交通部门。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是这些部门的共同特点。

　　成都的改革比中央更早,为进一步的城乡统筹改革做了机构层面的准备。从2005年年初开始,先后推出了撤并机构的举措: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撤销林业局和城市园林管理局,组建林业和园林局；组建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员会等。“单部门突破”以减小阻力,也被学者概括为“成都模式”的经验之一。

　　基于不同地区政经现状的差异,各地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与成都不同,湖北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采取了整体推进的态势,其效果亦被认可。

　　至今,随州市的大部制改革已探索了8年,其间,一些职能相近的机构被大幅合并。比如,外事、侨务和旅游部门合并,设立“外事侨务旅游局”；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文体局”；社科联、作协、文明办、网络办、外宣办都挂在宣传部；党史办、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档案局、档案馆也合并成一个机构等。

　　不过,即便被总结为“随州模式”而全国闻名,其大部制改革也出现了机构反弹,改革7年多出了9个市直机构。这提醒那些还在推进之中,便已早早宣布“成功”的乐观者们,此项改革存在着可能有所反复的困局。

　　各地改革差异化

　　有学者概括说,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的改革就已呈现出不同特色。北京突出文化和政治功能,上海偏重金融和交通,重庆也许重视城乡统筹和“三农”问题,同为直辖市,部门和机构设置就不尽相同。

　　不少地方的改革也各具特点。以煤炭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省,此次组建了煤炭工业厅。该厅以煤炭工业局为基础,将煤炭工业局的职责、省经委等有关部门涉及煤炭工业方面的职责整合划入。

　　在江苏省,为了统筹农业发展,将农林厅和畜牧兽医局的职责,整合划入新组建的农业委员会,将农业资源开发局、农业机械管理局由省政府管理调整为由农业委员会管理,形成了统筹管理“三农”工作的大农委体制。

　　不过,差异之中各地却基本都把“大交通”格局作为了选项之一。甚至,很多地方将“大交通”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现在,江苏省、北京市、广州市等均对此十分重视,而重庆已基本形成了“一城一交”的大交通管理格局。

　　除此之外,为整合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而设立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为防范金融风险而组建的金融工作办公室,以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也是各地出现频率较高的新机构。这些调整中,大部分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相似,方便了职能对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经济发展倒逼改革的现实要求。

　　“大部制不能包治百病”

　　此轮“大部制”改革开始后,官员与学者都给予了其很高的期待和评价。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看来,大部制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权力挪窝,还内含着权力的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内部的改革等多个层次。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这被视作此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事实上,地方与中央推行的“大部制”改革,背后是相同的逻辑———取代各自分割的小部委制,把权力统一。

　　但被集中起来的权力,又不好监督。尽管,“大部制”改革中提倡“三权分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立,但即便监督机构分离出去之后,也仍然是内部监督。而目前除了现有纪检、司法等监督方式外,尚没有新的制约方式。

　　重庆市编办副主任向松柏对媒体坦承,“大部制不能包治百病”。“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向松柏说,以前通过部门的职能设置还可以使不同的部门相互制约,但合并后却往往成了利益共同体,自制政策、自我监督,此外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会给监督带来压力。

　　人民网发表时评,劝公众也要有“平和的心态”。“这项改革比照的坐标系是自己而不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