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赵学义 中国民族报顾问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发展的目标：为了建立更和谐的社会
赵学义：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凸现，如最近几年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这些群体性事件，你怎么看？
杨圣敏：就民族地区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而言，一类是政治性的问题，如分裂势力的挑拨和影响；一类是经济利益问题；还有一类是社会综合性问题。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分裂活动是否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问题在于，如果他们不能煽动起一部分群众，就不会有什么力量。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分裂活动为什么会在群众中产生煽动性的影响？在民族地区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土壤是什么？
在总结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大家往往会提到，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往往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所表现，主要体现为由于经济迅速发展所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高速度发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而新的社会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无数好处：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但同时它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就隐藏在这些好处之中。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作为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副产品——社会成本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环境的成本，二是自然环境的成本。这两种环境遭到了过快的改变和破坏。
赵学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变化是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是不是只有变迁到一定程度，东部地区和西部民族地区之间某些深层结构的差异才能显露出来？
杨圣敏：近30年来，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国家政策的推动，呈现出两个阶段性变化，即前20年与内地差距拉大时期和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时期。
政府的发展战略是按照东、中、西的顺序展开的，首先得到快速发展的是东部地区，接着是中部地区，这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特点。这一时期，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现代化差距拉大了。就发展水平而言，中国出现了东、中、西3个明显的梯次，即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这3个地区也分别对应着汉族地区、各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
最近的10年，是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的时期，它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10年中，在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到9%的情况下，新疆、内蒙古、广西等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年保持在两位数。从这10年来看，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其他地区。这本来是好事，但也存在隐忧。分析这些地区发展增速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些地区的发展主要是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发展，是一种外部拉动的发展。其特点是人力资源特别是技术资源主要依靠内地，资金也主要来自中央、央企和发达地区的投入。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是，部分民族地区内部的社会平衡被打破了。
资源开发型发展的特点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其结果是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改变，这就造成了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农牧业生产环境的冲击。受到冲击的农牧民囿于资金、技术、社会观念和语言等方面的局限，没有及时改变其生产方式，对开发的参与程度较低，这也导致资源开发型发展对当地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带动不够。
比如新疆的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一个明显影响是水的缺乏。我对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了连续20多年的追踪调查，当地农业灌溉所用的坎儿井在上世纪80年代有1000多条，现在大多已经干涸。在传统的牧业区，很多旅游区的开发占用了大量牧场，使得一些牧民面临被迫改行的命运，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具备改行所需要的经验、技术、知识和资金。于是社会差距在这些民族地区拉大了。
发展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而是要建立更和谐的社会，但更和谐的社会不一定是更富裕的社会。
以我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调查为例：该县自然环境恶劣，是新疆人均收入最低的县，也是中国最贫穷的县之一。但是通过在当地的调查我却惊讶地发现，该县已经保持了50年无刑事犯罪的记录，最近10年来，它仍然是新疆犯罪率最低的县，还是新疆民族团结模范县。同时，该县塔吉克族人口的人均寿命明显高于其他收入较高的邻近县。
民族地区过去大多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但经济上“穷”，社会未必就不和谐。贫穷与不和谐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当然，普遍贫穷的低层次的“和谐社会”，需要逐渐向高层次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并不意味着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就轻易地将一种社会平衡状态打破，一旦打破这种状态，又不能以新的、健康的平衡状态代替它，社会就会不稳定，犯罪率就会增高。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在边疆和民族地区，保护了自然环境，往往也就是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了当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赵学义：西部开发和市场经济在推动民族地区GDP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原来比较平衡的传统社会。这种变化如此迅速，我们都缺少应有的准备。
杨圣敏：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目前，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显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这是内地近20年来群体性事件成倍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民族地区，收入差距同样在扩大，与内地不同的是，这种差距如果出现在不同民族之间，就会引发民族矛盾与冲突。
重要的标尺：社会和谐、稳定、平衡和安全
赵学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一方面经历了高速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在这种变化之中也包含一些没有变的因素。首先是中国经济经历30年的高速度发展之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同时社会主要矛盾也没有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8个方面。这8个方面的特征其实就是8对反差，是现阶段社会问题的反映，这种反差在许多民族地区往往甚于内地。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民族地区的这些反差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问题就会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杨圣敏：是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民族在政治上都翻身做了主人，在经济上有了飞跃式的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整体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新时期以来，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于东、西部地区之间，而且在一些民族地区内部，各民族、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变化。出现这种情况后，就可能为民族冲突提供社会土壤。对发生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原因进行分析时，我们需要判断，这些事件是否只是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者煽动的结果？有没有民族地区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因素？
赵学义：二者兼而有之。我们现在似乎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用于分析和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铲除了我们自己社会中这些不安定的土壤，境内外敌对势力也就永远掀不起大浪。
杨圣敏：是的。实际上，速度对于发展来说是重要的，但是绝不等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越好。有的时候，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适当放缓。放缓的目的不是停顿，而是要适当调整，调整各种失衡，以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减少社会矛盾。民族地区要改变过去那种强调发展，就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我们现在提倡科学发展，它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社会成员团结互助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各类人之间不仅要竞争，也要互相关照，共同进步。在保证政府财政收入提高的同时，公共服务水平也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要更加健全，使发展的成果对全民都有好处。所以不能以经济作为发展的唯一标尺，应该把社会和谐、稳定、平衡和安全也作为重要的标尺。
赵学义：对单纯的发展速度造成的社会关系失衡问题，我们的认识要跟上，比如基尼系数的上升，贫富差距的扩大，自然会带来比较高的社会风险，这是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教训，我们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杨圣敏：“发展”一词，英文里面叫做“develop”，其本意是“开发”。其实无论是“开发”还是“发展”，都是有成本的，一是自然环境的成本，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另一个是社会环境的成本，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的理解是，经济发展了，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其实不然。由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经济改革的成本在民族地区有可能转化成政治性成本，就是说，它造成的矛盾可能会在民族关系、在民族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来。
适当调整：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形势
赵学义：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将“两个共同”确定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的转型。“两个共同”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要注意到民族地区的实际，要遏制以至于改变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杨圣敏：在全国，有一个缩小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的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内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封闭的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形势下，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竞争者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其掌握的资金、信息和技术的多寡与优劣。在这方面，不少少数民族与汉族是有差距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各种信息领域，汉语文的信息量比少数民族语文的信息量大了不知多少倍，来自内地企业的资金、技术也明显占据优势。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固然激发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和潜力，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也冲击着传统的对少数民族照顾和优惠的政策。1978年以后，内地有大量资金和技术进入新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在资金、技术、语言、信息等方面都占有一定优势的一方，在经济收入上也会明显占有优势，一些地区对民族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被削弱了，就业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赵学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保证社会是健康的，就离不开百姓的安居乐业。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取决于个人的就业机会，所以就业是最关键的。
杨圣敏：是这样的。近年来，新疆少数民族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比较低，汉族毕业生就业率相对高一些，这是就业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近30年，民族地区内部贫富差距拉大了，一些城镇的少数民族青年没有充分就业，在群众中产生了不满情绪，这就为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动员提供了机会。失业和对社会不满是分裂活动的现实土壤。
赵学义：从当前看，民族政策实践的核心在于争取民心，要在改善各族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方面多下功夫。
杨圣敏：民族地区政府的精力不能只放在发展速度上，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生。我们所说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就是利益兼顾。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家比较穷，发展的速度没有近几十年快，但做到了利益兼顾，所以民族地区是平衡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动力机制的改变。当民族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出现了利益的博弈时，既要承认这种博弈的客观性，又要正确引导和平衡各方利益。在市场竞争中，不同民族、人群和阶层的竞争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会产生差距。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对此加以协调，差距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进而挑战和谐的民族关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赵学义：就目前而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仍然是平衡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最核心的制度及政策手段。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策立足点是在制度上确立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个制度，国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关照少数民族，维护了各民族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平衡关系。现在面对经济利益上的失衡，应该如何完善我们的政策制度？
杨圣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目的之一是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距，包括经济收入、政治权利以及文化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变化，调整后的利益格局和旧的不同，它既造就了一个很大的新的受益群体，也对一部分人造成了冲击，有些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在新形势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在西部某些民族区域适当放缓开发的速度，对某些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形势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