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洛问政成为今年两会一大热点，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吴江林表示，国家应该出台制度，搭建全国的“网络问政”平台，这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大家都意识到要从立法层面来认识和促进网络问政的发展，不过从韩德云代表与各方的争论来看，不少代表还是采取了一种管制性思维来立论，的确值得担忧。　

　　一种是从青少年成长的角度，聚焦网络之“罪”，其实不是网络有问题，是社会生病反映在网络上，二是网络实名，这个问题其实对刚刚获得一点自由表达权益的中国公民来说，言论的自由表达更有利于促进政治清明和社会进步，至于有代表从信息安全的角度建议成立信息监督委员会，这种文化管制的内容，秦汉以来就有了。对网络问政的考量和长远规划需要站在一个更加深远的时空背景里思考，需要从中国改革的整体框架上来思考，如此，我们对网络问政的认识才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后，国家改革的路径也为各方关注，有的从渐进改革的框架出发，提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顺序表，希望通过社会改革的强力推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降低改革的成本，从2008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突破1万元之后，今年国内的差距达到12022元，老百姓对民生权益的问题可谓十分迫切。

　　面对行政改革和社会改革滞后的问题，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改革路径大致上从两个方向上推进。

　　一是信息化的视角，政府顺应信息时代公民社会成长对民主民生的新要求，对公共政策的新要求，逐步推动网络问政、网络民主，以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中国3.84亿网民以互联网为纽带，逐步形成公民社会的雏形，他们关心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关心民族复兴和公共政策走向，关心民主进程和社会进步，关心民生事务和个人权益，在国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互联网公民行为，在传统权力结构下失语的草根网民借助互联网平台，成为独立于政府、精英阶层的第三方力量，成为行政内部制衡之外的社会制衡力量，这是当下网络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精英遭遇网民监督的根源。为此，各地多有回应，比如汪洋推荐干部学习《世界是平的》，主政广东后，多次推动网络问政、网络民主，引起海内外关注，《珠三角规划纲要》就曾经多次听取民间智库、意见领袖和草根网民的意见，薄熙来在重庆也明确规定地方和部门主官网络问政每年不得少于两次。

　　二是从经济的角度改善投资环境，推动行政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比如改革官员仇和入主昆明，2009年一年内把昆明的行政许可从900多项削减为94项，并通过整合当地互联网资源，构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平台，一年解决1500多件网民意见，亲自批示的就达到500多件，行政主导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在中西部市场要素欠缺，市场主体发育滞后的情况下，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无疑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比如重庆通过组建|“渝富模式”，八大投资集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领域资产重组、融资，国资规模6年翻了5.5倍，净资产涨了6倍，每年以2000亿的规模递增，截至2009年底，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逼近万亿大关，达到9480亿元，同比增长28%，规模升至全国第4位；实现利润总额268亿（其中经营利润116亿，存量资产增值收益152亿），同比增长34%，高于全国地方国企46个百分点，极大的推动经济上规模。中西部地区要崛起，行政主导的力度是不能减的，但也因此容易给外界带来强势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印象，甚至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因此，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公权的约束，行政程序立法上的考量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各地行政改革地方主官推动的个性化色彩较为突出，节点突破多，系统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不多。如何把行政改革纳入立法，纳入信息化的管道，顺应公众对公权约束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新要求，湖南省最近两年从行政程序立法的角度作了探索，值得关注。

　　作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作，《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自2008年10月1日实施以来，受到海内外强烈关注，这不但涉及法学界关心的行政程序立法上的突破问题，更是关系信息时代公权的运行和行政改革，关系民生民意与地方治理的宏大时代主题，初步回答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自身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堪称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和地方法治工程，成效明显，2009年湖南共下放审批权限74项；精减和取消省本级年检年审项目32项，精简41%。规范性文件管理更加严格，清理规范性文件7.7万件，废止1.1万件，宣布失效2.5万件，行政效能和政务公开、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和审计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制定出台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政府绩效评估逐步开展”。

　　显然，湖南省长周强的法制背景赋予了湖南此轮改革强烈的个性色彩，使得学界期盼多年的行政程序立法破冰，周强抓住行政程序立法这个牛鼻子，不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听取网络民意，顺应互联网低成本动员公民参与、社会参与的时代大势，而且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担更多权利义务”为立法思路推出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该规定包含构建重大行政决策机制、临机决断机制、裁量基准制度、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联系会议制度、行政协助制度、期限分解制度、监督评估制度，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失效、检索、评估制度等一些制度，进一步深化了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权力边界和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一系列原则，可谓抓住了法治政府、行政改革的关键。

　　政府推动的公共政策涉及公共利益、民众福祉，无论是当前的社会分配不公也好，行政侵权也罢，或者是关系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公共政策和行政执法，很大程度上在立法或者政策制订环节就由于缺少公众参与而带着“部门立法、部门权益”的烙印，以致引起民意反弹，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从立法层面来系统的解决，所以，政府把公共政策的博弈纳入到立法层面而不仅仅是网上议政，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不可估量。

　　一系列数据也正好支撑了行政程序立法后对民生的推动作用。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显示，湖南省行政诉讼案件总量维持在较低水平。2008年，省各中、基层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2653件，约占同期山东省24580件的十分之一，河南省11444件的四分之一。从全国来看，约占全国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总数108398件的2.45%；按照万人人口比衡量，仅为0.386，远低于全国平均的0.86，排28位，可见行政程序确立之后的威力。过去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在《规定》实施以来，已下降为局部及个别问题。行政复议更是连续三年大幅下降，据湖南省政府法制办统计，2007年，湖南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3435件，2008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097件，同比下降63.5%。2009年上半年，湖南省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548件，也比去年同期减少26.8%，涉及行政执法方面的信访案件更是大量减少，优化了湖南省经济发展环境。而2009年湖南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取消行政收费，为企业和城乡居民减轻负担160亿元；全年各级财政用于教育、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的支出增长22.3%，达1212.9亿元，高于经济增长近10个百分点，法治湖南的建设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而众多社会问题，毫无疑问都会最终反映在法律问题上，需要法治为改革和民生护航，互联网的发展，更让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探讨产生广场政治的效果，只要政府善加利用，纳入体制框架，当对中国新一轮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各地需要在实施改革的进程中，从构建法治政府的框架入手，从确立行政程序立法入手规范行政权力，规范政府管理，围绕公权做文章，着手解决当前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

　　伴随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人民群众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监督以及立法的公民参与都更加迫切，各地渐次推进程序立法，并渐及全国，才是网络问政制度化、常太化的出路，如果议而不决，只是说说而已，那就真是作秀了，所以网络问政已经到了纳入地方立法乃至国家立法层面来思考和推进得阶段，但是不是以管制的思维来消其锐气，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信息社会的来临，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形成体制外监督和增量改革带来难得的机遇，这是时代赐予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利器，切不可自断锋芒。

　  文/两江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