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付　

 　　21世纪的首个10年，伴随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军事变革继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然而，大国推动军事变革的进程并不顺利，失误和教训颇多。无论是推动全面军事转型的美国，还是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的俄罗斯，走过的都不是一条平坦改革之路，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影响国际安全环境变化
因素明显增多，大国推进军事变革的难度在增大

　　国际战略形势发展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对世界军事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变革，总是同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过去10年中，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给世界军事变革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推动军事变革的难度明显增大。

　　第一，国际战略形势深刻变化。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对立，虽然国际形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但安全威胁比较明确，影响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比较单一。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之下，军事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国安全利益相互交织，国家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对全球军事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环境与威胁，是推动军事变革的重要依据。以往，国家军事力量发展和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关注的是传统安全威胁。现在，即使是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太空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等，已经成为大军事力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安全威胁与挑战发展更为迅速，同样给军事变革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

　　美国是最早意识到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早在新世纪之初，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美国未来面临的安全威胁分为四类：即传统安全威胁、非常规性安全威胁、灾难性安全威胁和破坏性安全威胁。除传统安全威胁下降外，其他几类安全威胁问题均呈上升趋势。为此，美国在军事转型中，明确提出未来的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潜在的大国，更多的是来自那些“失败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出特点是广泛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对大国推动军事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

　　第三，战争形态的发展更加复杂。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抓住国际格局转换的时机，使用与苏联争霸积聚起来的战争能量，近乎完美地打赢了海湾战争。这场战争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军事变革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在美国引领下，许多国家把军事变革的目光聚焦到了信息化建设上。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成为一些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然而，战争演进有其自身规律，并不总是沿着人类思维的直线发展。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安全领域中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世界发展更加不平衡，使战争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过去10年中，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数以百计，绝大多数都称不上信息化战争，但是对国际安全所造成的严重冲击和破坏却不可小视。美军作为世界军事变革的领头羊，按理说最有资格打信息化战争。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深刻教训，却促使其转向了重视战后稳定与重建的“混合战争”。从基于强大信息优势而创造的“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到准备打“混合战争”，这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对现实战争的理性回归。奥巴马政府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已面世，在这份指导未来4年美国国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混合战争”理论占有重要位置，不仅成为美军作战重要的指导理论，也对美国未来改革和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与“信息化战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使像美军这样具备了打信息化战争能力的军队，都不能保证打赢信息化时代的“低端战争”，可见战争发展的复杂性。

　　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还将会给世界军事变革提出许多新挑战，大国推动军事变革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但变革的步伐不会停止。美国继续调整军事转型的方向，俄罗斯启动了新一轮军事改革，欧洲一些大国在国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在推动战略转型。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转折点上，大国都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重新思考未来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

　　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须正确地总结与借鉴世界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

　　过去10年大国推动军事变革的实践，给世界军事变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问题。由于各国的国情、军情不同，推动军事变革所选择的目标和道路也不尽相同。我们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需要正确地借鉴他国的经验与教训，准确把握军事变革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制度创新是军事变革的核心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须提高制度创新能力。毫无疑问，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是推动军事变革最活跃的因素。然而，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军事制度的创新革命。当体制上的弊端严重束缚军事能力提升、严重制约军事效益提高的时候，突破旧的体制束缚，创立新的制度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制度创新是从一种旧的体制机制向一种新的体制机制转变，从一种较为落后的、低效的发展模式向一种更先进、更高效的发展模式转变，因此也更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这一要求指出了制度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许多国家推动军事变革的经验证明，军事制度创新往往比技术创新的难度更大。没有军事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就没有军队的现代化。把握世界军事变革发展的大趋势，首要的是提高制度创新能力。

　　第二，军事变革是一场管理革命，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必须大力提高战略管理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等硬件上，更多地是反映在战略管理水平上。对许多国家来说，先进的武器装备是可以买到的，但国防和军队的战略管理能力无法买到。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战略管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代化。

　　军费投入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效益取决于战略管理能力。同样的军费投入，不同的战略管理水平，最终物化成国家军事能力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在军事变革中，世界大国无不将提高国防战略管理能力作为中心任务。上世纪60年代，美国进行国防改革，实际上就是一次国防管理上的革命。2006年，美国出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将改革高层管理体制、提高国防部管理能力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宏观战略管理能力如何，对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条根本出路是提高战略管理能力，增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效益。

　　第三，军事变革是高风险的社会活动，必须勇于实践，敢于承担风险。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这一性质决定了军事领域的重大变革总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各国在推动军事变革过程中，都高度重视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但同时也要看到，推动军事变革所要承担的风险，任何时候都会高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这是国防和军队的性质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实行军事变革必须要有承担风险的准备。

　　军事变革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影响战争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难以把握。进入21世纪以来，大国在推动军事变革或转型过程中，没有几个国家是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图”走过来的。美国推动军事转型，各军种曾制定了详尽的路线图，现在许多方案都被束之高阁，一些重大的武器发展项目，虽然投入了巨额资金仍然被迫下马。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失误更为明显，陆军司令部撤了建、建了撤，经历了三起三落。在推进改革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俄军作战能力一直处于下降状态，核战略力量大幅度萎缩，常规武器采购锐减，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失误。由此可见，军事变革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难是正常的，“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是军事变革的常态。但是，世界军事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停止或后退没有出路，关键是要把握大局、认准方向，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尽可能降低改革的风险。如果因惧怕风险而停止改革，不仅会丧失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最终可能将以更高的国家安全代价去支付。

　　第四，军事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内部，必须统一意志，坚持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权力关系的调整，军事变革也不例外。受传统习惯、局部利益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军事变革的最大阻力往往来自于内部，各国都是如此。美国是一个制度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但是，在推动军队转型的过程中，凡是涉及到军事制度和指挥体制的调整，必然引起激烈的内部争吵，招致国会和各军种传统力量的强烈抵制。无论是指挥体制改革、军种机构变化，还是军费分配比例调整，每项改革都要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每一次计划搁浅，都是缘于部门利益激烈斗争。俄罗斯军队改革遇到的阻力更大，为排除内部阻力，普京曾强力推动，甚至对军队高层指挥机构进行“大换血”，从总参谋长到陆、海、空三大军种及空降兵、航天兵、战略火箭兵三大兵种总司令在内的高层领导，多数都被换成了支持改革的新人，其推动军事改革的决心之大、采取的措施之激烈可谓前所未有。

　　为了排除改革阻力，有些国家利用战争或重大危机作为军事变革的助推器。俄罗斯新一轮军事改革能够初见起色，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格鲁吉亚的战争。战争中得来的血的教训，帮助俄军统一了内部思想，扫清了改革中的阻力。实践证明，战争不仅是检验军事变革成败的实践标准，也是军事变革助推力量。但是，对大多数国家军队来说，不可能通过战争和危机来促进变革。因此，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国家和军队，只有高度凝聚共识，具有更强烈的进取精神，在决策层的大力推动下，才能排除各种内部阻力，将军事变革不断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