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洁尘 宋养琰
 

　　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构想充分体现了首都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和超前意识，对北京城市发展、对中国和平崛起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如何建设世界城市？是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北京面临的重大任务。笔者认为，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以下五大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城与国的关系，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世界城市建设。在当今世界，一个没有世界城市的国家，即使是幅员辽阔的大国，也只能是为跨国资本提供劳动力、资源、市场以及被动接受文化传播的“躯干国家”。拥有了世界城市的国家，即使是疆域狭窄的小国，也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头脑国家”。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无法想象在一个综合国力弱的国家里能诞生世界城市。另一方面，以奥运为契机的城市跨越式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建设世界城市不仅是北京城市发展目标，同样也应是国家目标。北京在推进世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城市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国家的战略意图紧密结合起来，主动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世界城市的建设。要以建设世界城市为抓手，强化整个地区和国家对于全球化经济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通过世界城市的塑造引领国家的发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由区域创新中心向国家创新中心的深刻转变，充分表明城市发展目标与国家战略目标的精致吻合。

　　二是正确处理城与域的关系，从跨区域的视角推动世界城市建设。任何一个世界城市，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维持的个体，它必须依赖于它所辐射的区域来汲取和释放“能量”。世界城市绝不仅局限于城市本身，而应更多地体现为“世界城市——区域”这一空间形态。“世界城市——区域”既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不同于仅由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世界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是一种新的城市组织形式。据统计，2005年，东京及首都圈的GMP（都市生产总值）占日本GDP的60%。“世界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引擎。从目前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区域基础还不牢固。按照2009年全国GDP 335353亿元，北京11865.9亿元，天津7500.8亿元，河北17026.6亿元核算，京津冀三地GDP占全国GDP仅为10.85%，与成熟世界城市差距较远。北京2009年GDP仅占全国GDP的3.53%，而纽约大都市区2006年的GDP为1.13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8.6%，同期伦敦的GDP占英国GDP的比重高达16%。

　　无论是从世界城市的空间形态看，还是从解决北京日益严峻的水、土地、能源和环境资源等方面考量，或是从提升周边区域承接北京功能辐射能力出发，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始终都离不开区域间合作。北京在世界城市的建设规划中，必须要把构筑良性的城市——区域关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建立高位、高效的合作机构和机制，充分延伸北京的空间影响力。要进一步提升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水平，使北京成为本地区和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窗口，成为传递和转移全球化的“高地”。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划视野也必须超越现有行政边界，形成根据需要突破行政边界实施整体协调行动的能力。特别是要抓住当前“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机遇，力争从实际操作层面对京津冀合作提出全新的规划设计。

　　三是正确处理内外国际性组织的关系，从控制与反控制均衡的角度推动世界城市建设。在众多反映世界城市特征的识别指标中，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国际性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的数量始终居于重要地位。无论是跨国公司、国际金融资本还是国际经济文化组织，其在世界城市的运作活动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服务于自身的战略布局。当这种力量的集聚达到一定门槛，就完全可能在某一功能甚至整体上，形成操作上的“强势”，造成其战略布局凌驾于世界城市的战略规划之上，形成对城市的“裹胁”，而不是配合城市的发展。短期看，引进一批国际性组织、跨国公司，周期短、见效快，并可以加速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步伐。长期看，仅有洋跨国公司，无本土跨国公司，作为世界城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难体现。据统计。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分布城市排名中，东京51家、巴黎27家、北京26家排名第三，数量上远远超过纽约18家，伦敦15家。东京作为后起的世界城市，在吸引企业总部上另辟蹊径，值得北京借鉴。东京的国际化策略是：发展建立在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的组织体系之上的，以产业部门尤其是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的综合经济功能（区别于以金融业为基础的纽约、伦敦），建设以市场为中心的全球城市。特别是依赖本国跨国公司成长为世界级企业，进入国际城市行列，外国资本的集聚程度较低。在此策略指导下，吸引国内大公司总部成为东京都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正是在吸引国内大企业总部入驻，同时日本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500强或跨国公司的背景下，东京以独特的东亚模式构建成为世界顶级的企业总部聚集地与国际经济控制节点。

　　因此，北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需要尽快实行引进和自主培育跨国公司“两条腿”走路，跳出单纯引进跨国公司，重数量、轻结构质量的思维定势，把扶持支持央企、市属国企、民企走出去作为塑造本土跨国公司的重要举措，形成境外跨国公司和本土跨国公司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均衡。要充分借鉴国内大力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进而带动央属能源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多渠道、多形式培育本土的跨国公司。在吸引国际性政治组织方面，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大政方针，紧跟国际协调事务的发展演变趋势，以国际组织的引进和创立为抓手，着重提升中国在世界规则体系制定中的话语权。在吸引国际性文化组织方面，要加快推动机构聚集向产业聚集、服务聚集的深刻转变，将潜在生产要素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四是正确处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北京城市特点出发建设有区域特色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是特指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端的全球化、信息化相应的城市功能及定位，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化在城市系统中的映射。世界城市除了跨国公司总部、贸易中心地位、人口规模及流量、国际政治控制力等核心性指标外，在以规划导向的世界城市指标体系中，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均根据城市自身特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内容，体现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全面性和地方适应性，同时也表明世界城市并非固定统一模式。如《东京构想2000》中提出了到2015年东京发展16个“政策目标”，其中包括：舒适的东京；人员、物品、信息顺畅流动；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富有个性和能力的人才；多彩社会（社会机遇）；自立发展；下一代培养；提升城市控制力和地位等内容。

　　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要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特征，明确主要差距，查找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机制因素，研究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以缩小发展差距，也要把解决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环境、交通等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市民欢迎的“理想城市”推动世界城市建设进程。要避免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单一拼经济的思路，把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市民风范、生态环境、城市标志等要素塑造成可以直接感受的形象，形成个性化的城市文化，增强城市的竞争力。要充分发挥首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发展中大国首都的自身特点，着力构筑体现首都独特个性、良好人文环境及与众不同风格的特色型世界城市。要积极妥善应对成熟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极化、社会隔离等负面问题，探索符合和谐社会、共同富裕要求的世界城市建设新途径。

　　五是正确处理市场和规划的关系，构筑推动世界城市建设的合力。世界城市的建设模式具有多样性。美国社会学专家将其概括为强调市场力量引导下自然发育的世界城市发展成长模式和强调后发世界城市在建设中的政府力量推动的规划模式。前者以纽约、伦敦为代表，后者以东京为代表。两种模式在崛起的产业背景、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主要操纵方、竞争优势、中央和地方关系、城市——区域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市场导向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城市发展片面强调凭一己之力而遥遥领先甚至脱离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如伦敦脱离英国的发展曾经被形象地描述为“即使英国经济沉没了，但伦敦依然浮着”。数据显示，纽约的航空联系城市中，与世界城市的联系强度也超过同本国中西部城市的联系。政府力量推动的规划模式的缺陷在于国际性、开放性方面的不足。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扬市场和规划二者之长，补二者之短，采取尊重市场力量的规划引导调控模式，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弯路、走错路。通过制度、体制、机制创新，降低世界城市建设的制度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社会修复成本、环境成本，提高世界城市建设的成效。要综合运用市场和规划两种调节手段，加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进一步提升北京综合实力，完善城市综合功能。要进一步明确世界城市建设的现实突破口，以某项或几项指标的优异表现来推动城市总体评价的提升，进而带动世界城市建设的全面推进。

　　（作者：宋洁尘，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养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