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推进军事转型，已成为各国军队的共识。但对于向什么方向转、选择什么路径转、采取什么方式转等问题，各国军队又有自己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就连最早提出转型的美军，刚开始时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军事转型就是前线士兵能通过单兵信息系统，召唤地面或空中火力实施打击；有的说军事转型就是实现作战地区最后1英里的信息联通；有的说军事转型就是作战系统能够实现网络中心战所提出的各项战、技术指标；还有的说军事转型就是不断打造能够赢得下一场战争的全新武器系统。对于这些说法，美军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发动全军进行转型概念开发，确立转型是军队为适应新的战略环境而进行的重点转移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将工业时代军队转变为信息时代军队，探索信息时代的建军和作战问题。

    美军经过数年概念开发后强调，军事转型是一个复杂体系的转变，绝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转型，更不是一两项新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美国国防部转型办公室主任阿瑟·塞布罗夫斯基认为：“转型是作战思想、作战方法、体制编制和军事技术共同发生的变革。”美军新军事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威廉·欧文斯也认为：军事转型是军事形态的转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美国国防部《转型计划指南》更是明确指出：转型是对军事理论、能力、人员和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塑造不断变化的军事竞争与合作的本质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军在军事转型问题上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战略目标，更具有一种思考问题的广阔视域。

    我军建设和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廓清“转型”思路、确立“转型”目标、选择“转型”路径的问题。如果把军事转型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实现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基本途径就是发展信息技术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构建信息化战场条件的话，就有可能陷入“技术转型”的误区。中国历史上早已有过把复杂的社会转变、军事转型，简单归结为科学技术转型的深刻教训。鸦片战争后，在丧权辱国的强烈刺激下，一些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求“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然而，一场甲午海战，就把半个多世纪“师夷”的“伟大成就”一扫而光。历史告诉我们，当社会和军事形态处于历史性的突变时期，仅仅依靠发展“长技”是难以实现富国强兵的。

    近期的几场局部战争，使“技术决定战术”这一规律再次彰显。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既为军事领域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同时也对军事转型在技术装备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信息时代给军队带来的变革是全方位的，技术转型仅仅是军事转型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内容。对我军来说，军事转型的根本性问题，绝不是武器装备一个方面，而是军队职能、任务转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军事理论、作战思想、军队规模结构、领导指挥体系、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政治工作等多方面的一系列转变，其核心是军队职能与任务转变，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军队战斗力水平与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清晰的“转型”思路，没有宽广的“转型”视域，不从全局上把握军事转型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就难以摆脱这“化”那“化”的误导和束缚。如果将目光仅仅盯在“技术转型”这一领域，就会将整个军事转型演化成一场“技术崇拜”、“信息崇拜”、甚至是“撒手锏崇拜”，并由此而丧失军队建设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