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度印度农业及相关部门对GDP的贡献率占17%。印度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保持着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在全球注重知识经济的时代，印度认识到利用知识和技术改善农村经济是关键。印度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承受不起把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代价。因此，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农村发展，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成为印度的一项重要工作。
印度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科学研究机构等都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和服务模式。从性质上讲有政府主导、公私伙伴关系、企业自主经营三种组织模式。从经营方式上讲有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的开放式网络模式和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出发点的成员资格联络模式。从信息化建设方向上讲有侧重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有侧重信息内容建设的项目，有侧重为农民实际服务的项目，也有把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为农民提供切实服务的项目。经过这些年来的工作实践，可以从印度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得出如下经验。
一是发展农村信息化建设。印度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不发展起来的话，将对印度整体国力的提高形成巨大的制约。印度农村由于地域广、人口多、基础设施落后、知识水平低等原因，发展的困难很大。现代信息技术是促进印度农村发展的有力手段和得力工具，应该加大使用力度，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这样才能够使农民在现代技术和知识的帮助下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
二是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骨干。农村信息化需要有必要的基础设施为支柱，农村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条件差、建设成本高，应该考虑应用多种形式的信息化手段，比如卫星通道、互联网、广播网、电视网、电话网、微波网、手机网等。印度目前用手机解决农民获得信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颇为见效。印度的手机比较便宜，农民基本上都有手机，成为农民方便地获得信息的有效途径。这种无线上网漫游通信的方式也有利于节省电信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三是让各利益攸关者参与。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可提出宏观战略方向，制定政策导向，营造整体环境，发起倡议行动，组织项目实施，提供一定的经费启动或支持，但无法大包大揽，也不可能长期在第一线坚持为农民具体服务。非政府组织有既定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往往还有自己的筹资渠道，做事扎实认真，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但一般来讲影响的范围有限，可以做出一些模范典型，然而却恐难大范围奏效。公司企业有经济和技术实力，很务实，如果经营方式得当的话可以成为主力军，但如果无利可图，长期投入的话不会持之以恒。科研教育机构往往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以提供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起辅助和促进作用。当地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行业头人、基本骨干等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可以动员、组织和依靠他们开展信息化工作。各方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和有机结合是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最佳路线图。
四是有适合农民特点的模式。印度作为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强项的国家，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数据库、网上和网下的信息资料等资源很丰富，流转得也很通畅，但都在距离农民“最后一公里”之外。印度农村许多地区还处于缺乏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条件差、电力供应不稳定或没有、宗教思想束缚、村庄长老会和村庄小业主影响势力大等客观状态，农民自身的年龄、性别、经济水平、文化程度、语言、工作量、种姓、所在地理位置等也都影响着他们接受新技术和利用信息的程度。需要有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多种服务形式。印度DSCL公司已经在8个邦建立起来的300多个哈里亚里连锁店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多种经营，多项服务的做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五是有符合农民需要的服务内容。在信息化服务方面需要给农民提供符合他们需要的信息内容，越具体、越实在、越本地化越好。从实际效果中可以看出，用当地语言和适合农民文化水平既接受能力的方式提供的信息服务受到欢迎，也容易产生效果。
六是有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印度各级、各界、各地开展了相当多的为农民服务的信息化项目，有的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开张时轰轰烈烈，没过多久就偃旗息鼓；有的从试点做起，逐步扩大；有的一业为主，慢慢完善；有的看着光鲜，农民却不知道；有的已成势头，雄心勃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管何种项目，都应该从资金、资源、内容、模式等方面找到适合自己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注重实效，把农村信息化事业做好做长。
七是克服文化障碍。印度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语言种类多，仅官方语言就有16种，方言更是多达几百种，农民都是讲本地方言，而且文盲率高，另外还有宗教种姓的深刻影响。印度有4大种姓，还有排除在种姓之外的大量贱民，高低贵贱分明，形成了一个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高低种姓之间不仅不共事，甚至不来往，这给农村信息化的发展，缩小数字鸿沟带来很大障碍。克服这种障碍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有时不可能改变它，只能想办法顺应它。
八是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公营部门注重社会效益，但财力和人力资源有限，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私营部门注重经济效益，有实力把事业做大做好，但不会去长期施舍“免费的午餐”。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政府倡导方向，营造政策环境，给予适当支持，企业按照经济规律运作，既有投入也有收益，携手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