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红　李瑞景

        美军作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其信息化建设成果有目共睹，但经历过早期烟囱林立、浪费巨大的干扰后，时至今日，其信息化进程仍或多或少地受到理论体系不稳定、军种利益难相融等的羁绊和掣肘。

    信息化，美军走过的崎岖路

    美军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其信息化建设成果有目共睹，成功的经验被各国军队广泛学习借鉴。但是，美军的信息化建设也走过不少弯路，经历过一些失败，这些教训跟经验一样宝贵。所以，向外军信息化建设学习，绝不能亦步亦趋，既要善于借鉴别人的长处，更要学会规避他们走过的弯路，从而化其堑为己智，将我军信息化建设的后发转为优势，实现更好地跨越。总结美军信息化建设的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信息系统建设初期烟囱林立，浪费巨大

    综合信息系统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和支柱。如果以美军从上世纪20年代开发半自动化防空指挥控制系统为起点，迄今已经过去90年，但其互联互通的综合性军事信息系统仍未完全建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各军种和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搞建设。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军大部分军事信息系统的建设还主要由各军种、各部门负责，信息系统建设的项目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标准不统一，不能互联互通。这一点从近年来美军所拆除的“烟囱”数量，就可得到例证。据统计，仅2002年，美军就撤销了1000多个信息系统，并着手实施军事信息系统大合并，欲把国防部的14个系统先合并为3个，最终集成为1个全球指挥控制系统；把陆军26个系统先合并为11个，最终集成为1个陆军作战指挥系统；相应地，空军由38个先合并为4个，海军由34个先合并为8个，海军陆战队由21个先合并为14个，最终都将合并为1个。

    至此，美军对发展全军信息系统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发展军事信息系统不只是技术和投入问题，也不仅是技术装备部门的事，其复杂性和难度超乎想象，需要就作战概念、体制、编制、制度、规划、标准、接口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横向协调，需要从技术决策提升到高层领导战略决策，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也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所带来的军事革命不同于以往历次军事革命，需要自上而下的谋篇布局，主动作为，主动干预。于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军开始着手进行一体化顶层设计。首先，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如纲领性文件《2010联合构想》、《2020联合构想》和《武士C4I构想》等，总体计划指导文件《国防信息基础设施主计划》、《全球信息栅格主计划》等，总体要求文件《信息分发管理顶层要求文件》、《全球作战支援系统顶层要求文件》等。其次，于1996年7月通过了“科林格-科恩法”。根据该法案，美军在高层机关建立了各级首席信息官制度，其中处于最高层的被称为“信息沙皇”，对总统负责。此后，仅国防部与参联会就成立了很多统一协调机构，如基本评估办公室、军队转型办公室、信息战执行委员会、国防部C4I集成工作组等，特别是2010年其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大大提高了信息系统建设的整合力度。

    理论创新在理想与现实间跳跃，理论体系不稳定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特别是越战的失败，使美军对其进行战争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反思“为什么打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战斗却输了整个战争”的过程中，美军的理论创新异常活跃，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然而，美军的理论创新在对其信息化建设发挥着先导作用的同时，常常在理想与现实间大跨度地跳跃，造成理论体系的极不稳定，对信息化建设产生了不小的副作用。

    这种不稳定性在战争理论、作战理论和军队建设理论上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战争理论上，突出表现在军事战略和战争分类上。长期以来，美军的军事战略一直非常活跃，冷战时期有5种军事战略，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又有不同的5种军事战略。随着军事战略频繁调整，打什么样的战争也紧随着发生变化，如从20世纪70年代起，准备打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规模常规战争等4类战争；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将战争分为高、中、低3种强度的冲突；到了20世纪90年代冷战一结束，又将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区分开，而非战争军事行动又包括18种之多；进入新世纪后的2006年，美军又取消了非战争军事行动，将战争分为军事接触、安全合作和威慑行动，危机反应和有限的应急行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和战役等3种军事行动。作战理论上，伴随着信息化建设加快，各种新的作战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出，可一些理论渐行渐远如“写小说”似的脱离现实。“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支持该理论的核心技术是“作战网络评估”，这一技术本身既不成熟且充满理想主义，违反了战争的基本规律，最终导致被放弃。在军队建设理论上，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如具有指导作战和军队建设双重功能的“网络中心战”理论。支撑这一理论的核心技术——全球信息栅格不仅耗资惊人，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本来要等待时机成熟时才能成为指导部队建设的理论，却被激进派拔苗助长地推到了前台。1997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杰伊·约翰逊海军上将首次提出时就大声疾呼，“从平台中心战转向网络中心战，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网络中心战是200年来军事领域里最重要的变革。”但在经济危机的今天，听到更多的声音却是将这一理论“暂时放一放”，其未来命运实难预料。理论创新的不稳定以及过于脱离现实的“超前”性，使需要长期坚持既定方向的信息化建设受到了“摇摆不定”的冲击，时间和资金成本陡增。

    利益之争始终存在，发展失衡削弱了现有战斗力

    影响美军信息化建设的利益之争，主要表现在国防工业相互之间以及各军种之间的利益争夺上。

    在美国，国防工业代表着大财团和大资本家的利益，他们不仅严重影响着美国的军事战略，相互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竞争的结果是绝大部分资本流向那些高利润的军事产品和项目开发上去。尽管美军非常注重军事装备的体系化建设，注重整体发展，平衡推进，但被这种严重趋利的恶性竞争所弱化。如当美军特别注重非战争军事行动时，大量研发资金流向非致命性武器的开发上，信息化武器装备所得资金减少了。又如，美军注重开发全球信息栅格时，更多资金流向了该项目，造成了其他装备发展项目的失衡。

    美军各军种之间的竞争也是由来已久。从建军之日起，陆军与海军作为美国最早的两个军种，就分头担负向外扩张的任务。陆军向北美大陆西部拓展疆士，成为建立大陆帝国的关键性推进力量；海军则负责拓展海外殖民地，为美国谋取世界霸权扮演重要角色。而两个军种之间争夺战功、经费、人才、社会地位的斗争也同样从建军之日开始，从未停息。在信息化进程中，美军各军种之间你争我夺的竞争更加激烈，渗透到信息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尤其表现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某一军种提出一个先进理论，很快其他军种也跟随性地推出自己的理论，而每一种理论都明显带有偏向本军种信息化建设的浓厚色彩。2006版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公布时，代表不同军种利益的政客、军方将领以及军事专家们纷纷站出来为“美国军队究竟该为什么样的战争作准备”大打口水仗，呼吁五角大楼认清美国军队在21世纪所面临的各种新挑战，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各军种都想争得五角大楼的“宠爱”，以便在未来4年获得更多经费。军种之间的这种过度竞争造成了美军信息化建设一定程度的失衡，使长远规划在落实中走了样，变了形，打破了发展平衡，削弱了现有战斗力也迟滞了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