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信  

　　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李江(左)做客正义网。刘博摄

　　记者:有人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但矛盾越来越多。对当前社会矛盾的这些“点”，您怎样理解?

　　李江:这个点恐怕不是一个点，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短短30年就走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历史，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同时，二三百年的矛盾，也在我国30年间集中凸显出来。二是，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上，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相对滞后的也包括道德建设，从农耕文明到计划经济时代，再到改革开放，新的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不是有人说社会很浮躁吗?三是，信息化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也带来一些我们始料未及的问题。比如，个别极端现象或案件的炒作被放大，就很容易激化社会情绪。四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作有一些失误。

　　记者:比如，社会分配不公……李江:其实，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可能带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只是没有像今天看得这么透，那时我们的感受和认识还没有现在这么深刻。

　　记者:社会管理创新是全社会都要学习、都要去做的事情。对政法机关来讲，突出的作用和特色在哪里?

　　李江:社会管理创新确实是全社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部门都有责任，但政法机关承担着比其他部门更重要的责任。

　　记者:这个“更”字怎么讲?

　　李江:这是由部门功能和职能决定的。其他的部门都是管理某一个方面，比如，教育就管教育，文化就管文化，卫生就管卫生。而政法机关管户籍、管人口、管社会秩序、管矛盾化解、管定分止争，并且是社会裁判最后的一道关口。

　　在社会管理方面，政法机关现在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我认为突出的是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流动人口管理的问题。现在全国的流动人口大概有两亿多人，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二是特殊人群问题。比如，刑满释放人员，回归到社会上以后怎么才能不重新犯罪?还有吸毒引发的犯罪、艾滋病携带者等问题。三是虚拟社会问题。网络上的诈骗、赌博、卖淫等，都是我们过去管理中没有遇到的。四是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政府过去管的地方太多，现在从很多领域退了出来，这样，在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就有了非政府组织。少数非政府组织的不规范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对我们也是一个全新的管理课题。

　　记者:在这次会议上，您好像要提一个关于身份证管理的议案?

　　李江:我正在准备呢!总的想法是，要充分发挥身份证管理社会的作用。要强化身份证的服务功能，要让身份证成为公民生活中的“一卡通”，在社会服务上发挥重要作用。身份证只有让人“用”起来，才能把人“管”起来。从技术层面上看，要在身份证里输入生物性特征信息。就是要输入指纹信息，指纹是唯一的;再一个就是虹膜，就是人的瞳孔信息。将这些信息输入到身份证里面去，就能有效地防止伪造身份证，从而强化社会管理的有效性。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犯罪嫌疑人拿了假身份证入住酒店，我们现在可能发现不了，但如果一验证指纹，他马上就会露馅，因为指纹是唯一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细节要考虑，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美国叫做“社会安全卡”，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号，从出生就办这个号。

　　记者:讲到社会管理创新，就必须联系到政法队伍管理。您长期在政法战线工作，对抓队伍建设，您有怎样的体会?

　　李江:政法机关队伍建设，首先有一个外部环境问题。我们要把政法机关队伍建设融入到党风廉政建设这个大环境中去抓，这样才能抓根本、抓长久、抓实在。从内部来讲呢，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教育。你要做一个合格公民，要有政法干警的职业道德，要讲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第二，制度。在制度的设计上我们需要这样考虑，对制度约束的对象，不能假设他是君子，而要假设他就是一个可能会犯规的“小人”，制度就是要让小人不能得逞。第三，问责。我们现在不是少规矩，而是对破坏了规矩的人问责不严。抓队伍最大的问题是，看你能不能动真格的!设了高压线，必须要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