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解信息化，比错误地下定义要更好一些
现在各种信息化定义，林林总总，但还没有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原因往往在于“身在此山中”。
我们今天给信息化下定义的难处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信息化定义，几乎都在躲闪一个问题─信息化与工业化到底是一次现代化还是两次现代化？不对这个根本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的任何信息化定义可能无法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各种临时性的定义来解决阶段性的问题，但把握阶段性与把握实质是并不矛盾的两件事。
两次现代化有质的区别
所谓一次现代化与两次现代化，说的是现代化有没有质的不同与质的飞跃。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混乱的。我认为，工业化是第一次现代化，信息化是第二次现代化，二者有内在联系，也有本质区别。我主张要在战略上搞明白，哪怕搞明白了目前没条件做，也可以分解为阶段性的策略。
我们先从经验上看，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否有质的不同。比如，工业化组织的金字塔结构与信息化组织的扁平化；工业化网络的集中性特征与信息化网络的分布性特征，这明明是特点相反，怎么能说没有质的不同呢？许多坚持认为信息化在本质上与工业化没有什么不同的人对此视而不见，根本的认识分歧其实不是出在现象认知上，而是出在范式认知上；不是出在体系的保护带上，而是出在体系的内核上。
中国虽然较早提出信息化这个词，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中国与世界各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氛围─在主流学者中，忌讳甚至痛恨谈范式的转变。你可以说信息化春风拂面，哪个角落都能扫到，但你要说从根上触及传统引起质变，有人非跟你急不可。
我们现在对信息化总结得很高，但高并不等于范式。打个比方，清王朝也高度重视工业技术应用，把船坚炮利视为关乎大清帝国的生死之道。到最后，京城都让人连锅端了，不能也不敢说他们不重视工业化。但问题是，船坚炮利并非工业化，而只不过是工业化之“用”，或者说“技术应用”。清王朝到死也没有把工业化在范式这个层面定义清楚。反过来说，什么样的反思，属于对范式的反思呢？同样举个例子：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种界定，就是指向范式的定义方法。
我们定义信息化，要搞清楚，它与工业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工业化的进步性在哪里，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定义的要害在于只是从技术特征上总结，如六要素的总结，资源特征、产业特征等等。只要把这些要素中的定语“信息”换成“工业”，就可以变成工业化的“定义”。你能说工业化就是工业资源、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等等吗？不能。因为远没有抓住实质。工业化中的专业化分工、科层制结构，人的异化等等实质内涵，在这样的定义里没有任何痕迹。这就是我说的定义中的“逃避”问题。
反观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就要深刻得多。后现代主义认为，工业化，或者说现代性，其体系内核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我们在定义信息化时，既不敢对工业化的局限性挖掘更深的根子，也不肯对信息化的根据进行更进一步探究。一方面说要跳出技术观点看信息化，另一方面真跳出了技术观点，深入到人文道理，又多少有些不肯。 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解信息化，比错误地下定义要更好一些
现在各种信息化定义，林林总总，但还没有一个让人完全信服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原因往往在于“身在此山中”。
我们今天给信息化下定义的难处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上。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信息化定义，几乎都在躲闪一个问题─信息化与工业化到底是一次现代化还是两次现代化？不对这个根本的问题进行回答，我们的任何信息化定义可能无法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各种临时性的定义来解决阶段性的问题，但把握阶段性与把握实质是并不矛盾的两件事。
两次现代化有质的区别
所谓一次现代化与两次现代化，说的是现代化有没有质的不同与质的飞跃。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混乱的。我认为，工业化是第一次现代化，信息化是第二次现代化，二者有内在联系，也有本质区别。我主张要在战略上搞明白，哪怕搞明白了目前没条件做，也可以分解为阶段性的策略。
我们先从经验上看，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否有质的不同。比如，工业化组织的金字塔结构与信息化组织的扁平化；工业化网络的集中性特征与信息化网络的分布性特征，这明明是特点相反，怎么能说没有质的不同呢？许多坚持认为信息化在本质上与工业化没有什么不同的人对此视而不见，根本的认识分歧其实不是出在现象认知上，而是出在范式认知上；不是出在体系的保护带上，而是出在体系的内核上。
中国虽然较早提出信息化这个词，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中国与世界各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氛围─在主流学者中，忌讳甚至痛恨谈范式的转变。你可以说信息化春风拂面，哪个角落都能扫到，但你要说从根上触及传统引起质变，有人非跟你急不可。
我们现在对信息化总结得很高，但高并不等于范式。打个比方，清王朝也高度重视工业技术应用，把船坚炮利视为关乎大清帝国的生死之道。到最后，京城都让人连锅端了，不能也不敢说他们不重视工业化。但问题是，船坚炮利并非工业化，而只不过是工业化之“用”，或者说“技术应用”。清王朝到死也没有把工业化在范式这个层面定义清楚。反过来说，什么样的反思，属于对范式的反思呢？同样举个例子：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这种界定，就是指向范式的定义方法。
我们定义信息化，要搞清楚，它与工业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工业化的进步性在哪里，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定义的要害在于只是从技术特征上总结，如六要素的总结，资源特征、产业特征等等。只要把这些要素中的定语“信息”换成“工业”，就可以变成工业化的“定义”。你能说工业化就是工业资源、工业技术应用，工业产业等等吗？不能。因为远没有抓住实质。工业化中的专业化分工、科层制结构，人的异化等等实质内涵，在这样的定义里没有任何痕迹。这就是我说的定义中的“逃避”问题。
反观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就要深刻得多。后现代主义认为，工业化，或者说现代性，其体系内核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我们在定义信息化时，既不敢对工业化的局限性挖掘更深的根子，也不肯对信息化的根据进行更进一步探究。一方面说要跳出技术观点看信息化，另一方面真跳出了技术观点，深入到人文道理，又多少有些不肯。
信息化以生命化为导向
在细致地比较了十多年来信息化的种种定义后，信息化外围的特征被概括了个遍，但缺乏灵魂。而且所有这些外在特征，差不多又都是那些可以用工业化的体系内核吸收的东西。而那些信息化特殊的东西，在这样的定义中，又显得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
如果以定义的传神而非严谨为标准，我认为信息化可以说是以生命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它是对以机械化为导向的现代化（即工业化）的扬弃。我很欣赏军队信息化中，将信息化与机械化作为一个对子的做法。当然，这里的机械化，可以扩展为广义的机械化来理解。
机械化，不光是指机械化技术、产业、设施，而且是社会的机械化、精神与文化的机械化。举例来说，笛卡尔理性主义就是典型的机械化。工业化强调工具理性，把什么都当成工具看待。与机械化相反的是生命化，信息技术革命与生物技术革命都是生命化运动，都是给世界重新赋予灵性的运动。网络通讯是提供灵性的神经系统，计算机和DNA是在为灵性提供基础材料的编码解码。
如果站在文明跃升的高度看工业化和信息化，现代性所强调的祛魅与后现代性所强调的返魅范式，恰恰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把“魅”理解为生命性的话，启蒙运动提倡的祛魅是指将人从自然生命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技术机械化与社会机械化的更高状态，这是工业化的灵魂；而后现代提倡的返魅在于针对机械化过度带来的弊端，主张从机械化复归到更高阶段的生命化，这正是信息化的灵魂所在。信息化在生命化意义上的返魅，也不是返回第一次浪潮那种自然生命，而是第三次浪潮的复杂生命，即社会化系统的生命化。
我们不妨用实践“验算”一下，信息化是不是生命化。电子业务（包括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状态？电子业务最终通向的是使社会从机械体变为有机体。有机体或者说生命体，表现为对环境反映灵敏，善于面对信息不确定性，有较强的创新与演化能力。通过信息化，商务和政务的最大改变，应该是让组织像具有灵性的生命体一样，体贴人、关怀人，非常灵敏地跟着目标人群变。这才是以人为本。所有信息化要素只是跳板，如信息资源是活化剂，网络设施是血管等；扁平化和分布式计算，都不过是在仿生等等。这样才能跳出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的浅层含义，用世界观的语言来说话。
我个人提出一个“科学”的判据，用来区分机械化与信息化：所有生命体的效能曲线，都遵循边际成本递减；所有机械体的效能曲线，都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在基本范式上确有区别：它们的收益与成本之比的变化率不同，切线斜率的方向相反。这就是两次现代化在实处最不同的地方。
有生命化的意识与没有，在政策主张上，就可以看出不同。比如，在企业问题上，我主张要提做大、做强、做活，并且把做活放在做大做强之上。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生命化。我认为在信息化的国际环境下，企业只做大做强而不做活，无异于变成恐龙去找死。企业信息化的本质，就是帮助企业做活，提高企业的灵敏度和再生力。
当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实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信息化，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比错误地定义还是要好一些。因为实用主义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