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上官酒瑞

　　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李燕因为论文写作的需要，从今年5月中旬开始向国务院十多个部门申请公开各部副部长 （副主任）的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其负责联系单位等职权信息。结果是：一些部门主动公开了相关信息，一些部门提出延长答复时间，而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和科技部则没有公开。其中，国土资源部称，已在该部网站公开了部领导的相关信息，但李燕在该部官方网站上查阅并没有看到副部长的分工信息；教育部说，申请要求是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科技部则认为，各位副部长的分工是机关内部工作协调机制，随工作的发展和领导职务的变化不断调整。为此，李燕对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提起了行政诉讼。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及时、准确公开信息是政府的义务，获取信息是公民的权利。就公民与政府而言，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知情权既是公民的民事权利，也是一种政治权利，政府机构有义务保障该权利。政府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活动，可以有效保障知情权，进而使政府获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公开是最好的消毒剂。政府权力源于人民，故应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尽管有一些政府信息需要保密，但应保持在最小限度内，应使政府信息高度透明。这样，就能够避免权力运行的隐蔽性和随意性，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处于监控之下，减少政府官员对权力的滥用，起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功效。

　　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是在公共危机的压力下启动的。大体上以“非典”事件为起点，政府信息公开步入了快车道。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为保障公民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向国际社会和广大民众传递了打造 “阳光政府”的信号。而且，2011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还共同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申请公开、保密审查和监督保障等措施，认真做好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举报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8月15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具体明确了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相关诉权。应当承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政府信息公开在制度建设、程序规范、形式拓展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如政府文件公开、政府网站建设、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信箱等措施和制度纷纷推出，形成了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监督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与实践形式。

　　但是，从今年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的状况，以及一些公共机构遭遇的信任危机来看，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公众的知情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制约政府信息公开的固然有技术、程序等因素，但政府官员的公开观念可能是根本因素。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官员信息公开意识缺乏，对公开原则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个别人抵制公开，或者抱着 “防民”的观念拒绝公开信息，或者借口“维稳”封锁信息，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一些领导为掩盖决策失误，蓄意不向民众提供信息，或只提供无效的、形式化的信息，或公开内容不真实、程序不规范、形式不正规等。如李燕状告三部门事件所涉及的政府官员职权信息，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人们的常识判断，都很难说属于国家秘密，而应当公之于众，让公众知晓。而且，正因为国务院很多部门没有主动公布这些信息，李燕才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应当说，她的行为是合理的，而且提出申请的程序也是合法的，但出乎意料的是，申请公开过程令人沮丧，遇到了重重障碍。

　　看来，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解决公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拒等现象，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仍然任重道远。提高政府官员公开意识、细化规范公开内容，以及建立公开问责制度和公民知情权救济制度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