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有一些致命技术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整个文明的形态，而这种革命性的改变自然也毫无例外地体现于军事事务之中，造成战争形态和思维的变化。最早的著名事件如农业的发明和马及其他畜力的驯服与使用，后来则有大航海活动。在现代，航空科技的出现使战争的火焰立即从二维的空间延烧到立体的世界，围绕这些革命性的发展，人们可以看到，战争法则的轴心与最原始动力并未改变，那就是对“更高、更远、更快”的追求。

航天科技是当代高科技竞争的前沿领域之一，关于太空军事化的争论则是当代战争伦理学最激烈的话题。然而，回顾人类运用军事力量的历史，人们会毫无困难地发现，关于战争伦理的任何争论虽然对于战争的暴力运用诚然有有意义的限制，但从来都不能改变人们追求唾手可得的新军事效能的热情，因此，仔细检视太空军事化的现实，因此展望其未来，这对于当代的军事安全思考是最优先的事务之一。

其实，太空及其科技的军事化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当代军事革命的首要成果是建成了指挥、通信、控制和情报及侦察到打击一体化的作战系统（C4IRK），而这一系统中，天基的各种侦察、通信及中继星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点，也是高科技战争时代信息化联合作战的致命要点。对敌军动态的感知，无论是光学成像的情报，还是电子信号情报，都有赖于战区上空的各种侦察卫星，而情报的传送、作战任务指令的分发，以及从最高指挥部到战区战役指挥部到作战分队的通信，都依赖于部署于轨道上的各种太空平台。可以说，在当代历次战争中，美军及其同盟军队所体现的新军事革命战力，离开卫星与各种在轨平台，都将失去其神乎其神的威力。而借助自身研发或技术合作，取得太空科技，并将其加速运用到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计划中去，也是各国新型国家军事效能建设的重中之重。

美俄等各大国都在天空军事建设领域注入了天文数字的国家战略资产，太空科技在作战上的应用领域也日益广泛，从早期的战略预警、战场侦察和监视，已经发展到包括战区导弹防御、远程精确打击到特种作战在内的几乎全部领域。当前关于太空军事应用真正徘徊的其实是武器化进程。

太空武器化的最大障碍并非在于全球高涨的道德非难，如前所说，人类关于道德困局的讨论从来未能阻止科技提供新的军事效能，现实中阻止太空成为武器部署新战场的真正因素是：首先，在相互确保毁灭的核武威慑态势下，任何太空部署或经由太空到达打击目标的武器系统，都无法回避战略反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次，在核武恐怖平衡的环境中，由于无法解决战略反击问题，因此，太空武器化掀起的新军备竞赛不仅可能是危险的，而且更可能是无效的。

从实务角度来考察，太空武器化也并非天方夜谭。1960年代起，为了建立有效的太空战略防御盾牌，前苏联建设了以外太空核爆为主要手段的战略防御系统，该系统的原理即通过在外太空引爆核弹来消灭来袭的敌方战略打击弹头。进入1980年代，在里根主政时期，为了重获因核对峙丧失的进攻能力，美国推出了天基战略防御计划，即后来被通俗地称为“星球大战”的SDI计划，该计划核心部分之一就是运用部署于轨道上的动能杀伤战斗部，在战时对来袭的敌方导弹进行轨道拦截。除此之外，随着航天科技和天地一体化科技的发展，美俄等大国在捕获卫星、地对天拦截等研究从未停止。特别是美国，在布什总统上台后，在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新军事革命政策推动下，新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建设更是迈上了新的高潮。

当然，目前太空武器化都还是在防御性的应用准则的规范之下，但军事历史早已阐明了攻与防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微妙转换。大国的核威慑构成了自冷战至今的大国战略均衡，而战略防御科技的进展和逐步投入实战部署则使得传统的战略均衡失去基础，与此同时，由于实时感知能力的提高和精确打击武器的运用，携带传统弹头的导弹武器却具备了战略性的战术打击能力，因此，主要以太空战略武器为盾牌的战略防御能力实际上提供了未来压倒性新军事霸权优势的新基础。

因为对太空的控制和运用（即一般所说的制天权或天权）在当代军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而美国在未来战争的想象中，经常提到所谓“太空珍珠港”的情况。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拉开了日本对美战争的序幕，消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从而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后续进攻提供了战略保障，美国不少军事学者认为，未来大国与美国的战争也会从对美国的重要太空军事器材的奇袭开始。当然，从这种想象中，人们也不难看到美国自身的未来太空作战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