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合作行为的基本原因。人们的合作倾向存在大脑组织基础。人脑有一系列专门模块，最基本的是左右脑半球．有专门负责道德、社会合作等与人的情商相联系的模块，是从早期人类环境中进化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应用而引起的产业革命是工业化的最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与信息化相结合的工业化，以工业化培育和推动信息化，运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过程既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又是传统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引起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我国传统的社会资本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很难对家族之外的人产生信任。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需要发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并扩大信任半径。市场化是一般信任形成的动力，水平组织、民间组织可以促进现代社会资本形成。同时，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形成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社会资本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人类合作行为的基本原因。人们的合作倾向存在大脑组织基础。人脑有一系列专门模块，最基本的是左右脑半球．有专门负责道德、社会合作等与人的情商相联系的模块，是从早期人类环境中进化的产物。制定规则、遵守规则、惩罚违规者在大脑中都有自然基础。人类的合作等社会行为有基因基础。是人类祖先基因遗传的一部分。并不都由文化和学习而来。人类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会组成政治团体，以满足本性的需要。但是。人类的信任与合作根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对他人毫无差别的利他主义。人类为竞争而合作，在重复博弈中合作。任何社会和构成社会的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取决于各行为所得报酬的多少。福山认为：“动物界的一切利他主义行为都是为了个体私利。群体无法遗传基因。只有个体才可以。假如某种利他主义基因是为了整个种群的生存，但同时危及基因携带者的繁殖机会，它很快就会死掉。”人类的交际始于亲属关系，人们总是对关系密切的人体现更多的利他行为，父母与子女间会发生大量单向财产转移。许多新企业从家族企业起步。法治社会依然存在亲属的裙带关系。这是传统社会资本存在的基本原因。

（二）文化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社会规范联系社区内的人们。引导人们生活的选择。市场交易以非经济社会规范为条件。人们由于受到信息等的限制，并不是所有行为都按理性行事。不同社会群体创造的文化不存在普遍的道德标准，文化是多样性的。人类群体在认知能力、心理方面差别不大。群体在技术水平、艺术成就、智能等方面的差别。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培养和教育的结果。文化将人的行为规范以非基因形式世代相传，文化与大脑联系紧密。自然环境限制或开发个人文化创造力。人类行为是天性和后天培养综合作用的结果。由基因控制的一些社会行为是由文化作为媒介的。文化规范由日常交流的个人和团体共同确定。文化领域秩序是个体间横向谈判、争论对话的结果。福山认为：“语言帮助我们了解基因和文化力量的作用。某种语言的词汇本身和大部分句法结构由文化决定。特定文化背景中一些短语的含义也是文化决定的。小孩在某个时候根据某种结构学会某种东西由生物决定，而小孩学什么是文化范畴。宗教依然是产生共同价值观的源泉，宗教和习俗对准则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宗教信仰等非理性行为规范有相当作用，能够支持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三）社会秩序形成的主体。许多社会资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经意产生。生物界的秩序是简单物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界的秩序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多数社会准则只能在探索中产生而不能事前规定。人的理性有自发解决社会合作问题的能力。人们的行为往往靠习惯而不是理性选择。其中重复是解决囚徒困境和建立自发秩序的关键。习俗是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在一定地域和历史下积淀而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具有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和集体记忆中。通过代际相传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社区内人们的重复交往产生的习俗缺乏透明度，默示的规范外人很难弄清而具有排斥效应。传统社会中，习俗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更大。人们的价值观随技术、经济等条件而变化，社会资本变迁具有创造性破坏的特征。现今的社会规范是依赖历史传统的。许多制度是在初期挤掉其他选择随时间而发展的、低效的不公正的社会规范也能够持续很久。仪式化加强社会化。自发的秩序不能产生全部规则，社会秩序的产生由自发性演化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等级制在低信任社会中更加重要，是组织社会的重要方式。社会资本的公共品性质决定市场的提供不充足。秩序需要由自上而下的等级制补充，公共政策影响社会选择。政府、非政府参与者如家庭、教会、慈善机构都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体。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主体，福山认为：“从等级制集权到分散个人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一体。”

（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形成。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网络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的纵向结构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来源，产生的垂直社会资本具有分配性质。随着人的成长和成熟，人要适应社会生活，在家庭、学校、职业中形成各种角色、身份。都能有社会资本的产生。除了正式的社会结构，社会的非正式网络也是社会资本的来源。人们的信息在非正式网络中更容易传播。了解一个人是否可靠。除了直接观察，还有共过事的人对他的评价，他在大家心中的综合印象。人们需要各种公共空间。闲谈就是获得信息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控制的理想形式。能够把人们纳入社会关系和应尽的义务网络。人们要把自己积累的看法与当事人目前行为的可行选择相结合，从而对将来的诚信与否做出判断。各种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形成是重要的，小集团中人们的利益相关性更强而容易合作，小团体内对个人行为的信息更易获得、监督更容易。家庭和学校是个人文化资本积累的场所。家庭和职业场所中的信任是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的来源。青年时期积累的个人社会资本，可以增加自己的经济社会收益。正规学校系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高技术场所和工厂中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创造社会资本的来源。

二、工业化、信息化与社会资本变迁的关系

（一）工业化、信息化与紧密型社会资本。我国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统社会人们的选择不多却有很多限制。人们在婚姻伙伴、工作、住所、信仰方面很少有自己的选择。而经常会受到来自家庭、部落、等级、宗教、封建义务等方面的束缚。梁漱溟认为：“我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既缺乏个人自由又没有团体生活。个人只有义务。个人仿佛不是为自己而生存。”儒家学说普遍强调家庭主义。我国传统的家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增进人们自由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人们做事依靠公共机构而不是血缘关系。行政系统由合格的或正式考试的人担任而不是家庭成员等。工业化、信息化需要人的独立性的加强，人的流动性加强，人们生活的环境改变。但是，传统社会资本在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依然是有积极作用的。家庭关系与社区组织是有利于儿童认知的资源。母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所有动物都偏爱自己的亲属，并愿意将大量资源单向让与有遗传关系的亲属，这是亲属群体内部的互惠和长期合作的基础。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信任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儿童的养育，而且有利于商业经营等社会活动。我国的民营企业大多以个体经营开始，家庭和家族是资金积累和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核心家庭每况愈下，给儿童带来严重后果，人们的社会孤立感日益普遍。在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我们要留住传统的人文关怀、提倡传统的责任义务，强调自由与伦理道德的并重。

（二）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社会资本。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过程，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过程。现代社会人们选择的机会增多而义务的限制放松，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增多了。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交往对象。现代社会中大型组织的权威下降。小规模协会对人们的生活更加重要。当代社会普遍强调个人自由。人们喜欢到当地健身班、互助小组、网上聊天寻求交际。现在人们一般不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观。而是以个人的喜好为基础，将自己融入志趣相投的小团体，于是兴起各种利益集团。由家庭之外的团体非正式保持的社会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源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推动人们自愿的联系。人们可以根据共同的兴趣选择全球的交往。不再受所处地理位置的限制。个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但是如果不与责任相联系就没有社会凝聚力。现代社会既应重视经济和物质的安全感，又应重视自由、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应在自由交往中做出道义上的承诺，将自己在社团中跟其他人真正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需要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需要商业利益集团和自发的慈善机构。

（三）工业化、信息化与文化变迁。我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和谐、节制、坚忍等社会资本而缺乏公共精神。中国人重视家庭生活而不甚关心国家集体。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滋生裙带关系，导致任人唯亲，很难信任陌生人，公共生活中的诚实与合作水平较低。费孝通教授认为我国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关系越远所尽义务越薄。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把信任推向家庭、家族外的过程。新教改革正是在企业家中将诚实、互惠、节俭等美德推行于家庭之外。通过降低家族的重要性而扩大了信任半径。工业化、信息化促进人的道德情操的提高。人的道德情操影响个人社会资本的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是全社会的社会资本基础。在自由交换过程中。最低道德水平决定交易的成功。温和、正直、诚实、守信的品德有利于交易。自由贸易使社会风尚文明化。斯密认为商业有教化作用，促进守时、谨慎、诚实等美德。任何文明都需要经济之外的道德基础的支持。资产阶级的建立是以私利原则取代贵族社会的激情。硅谷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由人们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市场经济具有包容性和成员的平等性，能够带来文化的丰富性。现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引入非正统思想，使新观念、新事物自由流动，让跨越不同团体的个人带来新思想。

（四）工业化、信息化与民间组织。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梁漱溟认为：“我国传统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个人自由和团体生活，而西方总是过的团体生活，从前团体是宗教教会后来的是民族国家。现代社会需要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存在群体和协会。不同群体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联合在一起。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整合。公民协会可以培养人们的合作习惯并带到公共生活中。公民协会锻炼人们自我组织的能力。使得政府不必以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推行某种制度。社团使人们发生频繁互动，广泛的信息渠道使名誉机制发挥作用。民间组织中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克服人们的狭隘自私心理，增进天性中存在的对他人幸福的关心。公民社会以个人自由、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为基础。需要公共精神和对共同体事物的参与。需要人们追求公共需要下的自我利益。自组织活动空间有利于公民独立人格和公共精神。人们的自主交往和参与社会生活形成自发秩序。市民参与网络增加横向交流，组织成员跨地区，从而相互宽容和理解。市民参与网络使政府、市场、国家平等合作，减少人们对权力中心的隔离。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社团是提供公共物品和集体行动的主体。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回应弱势群体需求，在不同层面灵活提供公共品。网络数量、规模、密度的提高能增加关注共同体公共事务的人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能提高成员互动的频率。增进人们相互的期望和义务，强化人们的参与合作意识。

三、工业化、信息化中的社会结构变迁

（一）工业化、信息化促进传统社会结构改变。我国的工业化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自发演进的。我国社会资本变迁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单位型社会资本。我国工业化初期的传统经济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型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民众依附权威、抑制自身利益。传统的单位是分配国家资源和实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任何单位根据行政级别分配资源，成员依附单位和国家，具有纵向性和非流动性。单位型社会资本是封闭的，各单位之间和单位内部横向闭合，政治社会意识受国家控制。上级单位通过纵向的资源分配权力保持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封闭性、纵向性、依附性和等级性阻碍平等的横向关系的形成。垂直的社会结构。人们关心自己狭窄的利益。工业化发展到新阶段需要社会结构从垂直到水平的改变。

（二）工业化、信息化促进组织结构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垂直的和静止的，现代社会结构是水平的和动态的。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和对信息需求量的增大，需要组织把权力下放给离局部信息源更近的决策者，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应该被网络组织取代。分权后的组织由市场协调而促进自发秩序产生。网络比等级森严的组织更适合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组织扩大了管理范围。给高层管理者减少了更多的日常事务。网络不是正式的权力关系，信息容易传递，在现代社会与正式等级组织共存，对等级组织的内部权力斗争局面、信息处理效率低下局面会有改变。等级组织因需要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标准程序而具有不灵活性。集权体制有更多上下级纵向联系和更少合作关系，个人是等级制度的附庸。组织结构的变化促进政府行为的变化。

（三）工业化、信息化中的市场作用。工业化、信息化与市场化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市场经济提供人们起点的公平．打破人们身份、等级的限制而自由进行交易活动。市场经济保证过程公平．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真正做到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创新。如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市场作用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市场经济能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社会的公平是人们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前提。市场经济增进人们的自主能力，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有更多时间、空间和机会交往，使人们在公共参与网络中形成公共精神和相互信任。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需要创新网络的形成，需要行为主体之间稳定、持久的协作互动。创新网络需要默示知识的交流与共享．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产生协同效应，知识的互补和聚合是创新的源泉。创新性企业及其企业家精神具有文化示范效应，价值观和文化的传播是非线性的。市场经济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需要与大学、科研部门的合作，需要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需要政府的支持。工业化、信息化能产生大量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人们的接触和了解，使社会资本在不经意间自发形成。企业家社会网络能提供个人地位、身份的合法性，能使企业家加速取得必要的资源。能加大企业家的风险倾向。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相互联系。改变人们生活的环境，家庭、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受到冲击，社会的流动、开放和人们地理位置的集中增加人们交往的机会和信任的产生。

（四）工业化、信息化中的政府作用。工业化、信息化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民众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等多主体连续博弈．需要公民的社会需求与政府的政治需求一致。政府应具有为经济主体服务的意识并主动培育社会资本，尊重个体的创业精神。市民社会和民间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政府应完善民间组织的注册管理，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社区的治理需要相关团体和社会成员了解规则，应促进人们的信任、合作与集体归宿感。社区是政府和市场的补充。依靠分散的信息，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我国转型时期信用的现状改变，需要法治保障，需要合同的完全，需要发挥信誉机制的监督制约作用。现代社会需要政府在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方面发挥作用。国家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方面有重要作用，国家是政治、法律和文化共同体的统一。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传说、文化符号增加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是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众监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需要政府更好地回应公众需求。公民自身的人文精神、主体权利意识、公共参与是对政府信任的基础。改变政府过多干预的现状，有利于公务员公益精神的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是充分体现人的价值、理性诉求和终极关怀的。政府应提供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并保障人们安全。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