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信息化促进传统社会结构改变。我国的工业化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自发演进的。我国社会资本变迁的出发点是传统的单位型社会资本。我国工业化初期的传统经济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型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拥有者，民众依附权威、抑制自身利益。传统的单位是分配国家资源和实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方式。任何单位根据行政级别分配资源，成员依附单位和国家，具有纵向性和非流动性。单位型社会资本是封闭的，各单位之间和单位内部横向闭合，政治社会意识受国家控制。上级单位通过纵向的资源分配权力保持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封闭性、纵向性、依附性和等级性阻碍平等的横向关系的形成。垂直的社会结构。人们关心自己狭窄的利益。工业化发展到新阶段需要社会结构从垂直到水平的改变。

　　(二)工业化、信息化促进组织结构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垂直的和静止的，现代社会结构是水平的和动态的。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和对信息需求量的增大，需要组织把权力下放给离局部信息源更近的决策者，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应该被网络组织取代。分权后的组织由市场协调而促进自发秩序产生。网络比等级森严的组织更适合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组织扩大了管理范围。给高层管理者减少了更多的日常事务。网络不是正式的权力关系，信息容易传递，在现代社会与正式等级组织共存，对等级组织的内部权力斗争局面、信息处理效率低下局面会有改变。等级组织因需要正式的规章制度和标准程序而具有不灵活性。集权体制有更多上下级纵向联系和更少合作关系，个人是等级制度的附庸。组织结构的变化促进政府行为的变化。

　　(三)工业化、信息化中的市场作用。工业化、信息化与市场化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市场经济提供人们起点的公平。打破人们身份、等级的限制而自由进行交易活动。市场经济保证过程公平。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真正做到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创新。如果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市场作用的结果，人们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市场经济能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社会的公平是人们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前提。市场经济增进人们的自主能力，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们有更多时间、空间和机会交往，使人们在公共参与网络中形成公共精神和相互信任。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需要创新网络的形成，需要行为主体之间稳定、持久的协作互动。创新网络需要默示知识的交流与共享。需要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产生协同效应，知识的互补和聚合是创新的源泉。创新性企业及其企业家精神具有文化示范效应，价值观和文化的传播是非线性的。市场经济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需要与大学、科研部门的合作，需要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需要政府的支持。工业化、信息化能产生大量的公共空间，有利于人们的接触和了解，使社会资本在不经意间自发形成。企业家社会网络能提供个人地位、身份的合法性，能使企业家加速取得必要的资源。能加大企业家的风险倾向。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相互联系。改变人们生活的环境，家庭、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受到冲击，社会的流动、开放和人们地理位置的集中增加人们交往的机会和信任的产生。

　　(四)工业化、信息化中的政府作用。工业化、信息化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要民众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等多主体连续博弈。需要公民的社会需求与政府的政治需求一致。政府应具有为经济主体服务的意识并主动培育社会资本，尊重个体的创业精神。市民社会和民间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基础。政府应完善民间组织的注册管理，增强民间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环境。社区的治理需要相关团体和社会成员了解规则，应促进人们的信任、合作与集体归宿感。社区是政府和市场的补充。依靠分散的信息，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我国转型时期信用的现状改变，需要法治保障，需要合同的完全，需要发挥信誉机制的监督制约作用。现代社会需要政府在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方面发挥作用。国家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认同方面有重要作用，国家是政治、法律和文化共同体的统一。人们共同的历史记忆、神话传说、文化符号增加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是重要的社会资本。需要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公众监督。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需要政府更好地回应公众需求。公民自身的人文精神、主体权利意识、公共参与是对政府信任的基础。改变政府过多干预的现状，有利于公务员公益精神的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是充分体现人的价值、理性诉求和终极关怀的。政府应提供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并保障人们安全。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