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鸫

 　　“微博微博，危险的博客”，这是我对近年来微博问政现状的突出感受。微博问政作为网络问政的重要延展和全新方式，既可以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也可以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带来现实危害和潜在风险。如何既发挥微博问政的积极作用，又防控微博问政的消极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微博问政显示巨大的现实力量

　　随着微博快速发展普及，微博不再仅仅运用于社交领域，而是逐渐与政治挂钩，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政治效能。微博问政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治国理政的新趋势，显示出强大的现实力量。

　　1.政治号召力。微博问政是各国政府部门和政治组织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党派和政府机构开通微博账户，公布政治观点，应对突发状况，塑造良好形象。不少国家政要开通微博账户，宣扬政治理念，拉近普通选民、应对政治危机。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智利总统皮涅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都开通微博账户，宣介本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韩国国防部曾召集微博用户，介绍“天安舰”事件调查结果，消除有关执政党企图利用该事件提高地方选举得票率的说法。朝鲜也开通微博账户，内容囊括内政外交各个方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新浪微博等与全球网民对话。在我国，政务微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开设有4万多个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账户，不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开通微博账户与网民互动交流。

　　2.信息传播力。微博问政兼具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优势，通过发布、关注、转发等技术功能，对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方式产生着深远影响。2009年6月13日，伊朗总统大选后发生骚乱，一位伊朗网民在美国推特网站上发出信息：“伊朗卫队想阻止我们发出信息，但我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条信息只在推特首页停留不到2秒钟，但有4万人转发了它，成为网络直播伊朗骚乱的前奏。一条微博消息或许转瞬即逝，但是只要和人们关注的某个政治问题相联系，就足以秒杀眼球、极速传播，瞬间把政治号召和政治议题传递给百万关注者。微博的“病毒式”传播，使其成为许多新闻机构和记者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我国，50余家微博网站每天的信息发布量达2亿多条，其中新浪微博每天发布的信息量就达8600万条。

　　3.舆论扩散力。微博问政可以发起、设定和参与话题，制造和扩散舆论，迅速汇集成群体性意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博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看法，使微博不仅成为新闻发布厅，还成为舆论风向标、时事评论室。在西亚北非许多国家，微博问政是民众获取信息、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渠道，但也是大肆批评政治经济政策、激烈抨击社会问题、扩散反政府情绪的重要方式。同时，微博问政还可以通过大量评论、链接，把信息集中起来，创建反映和影响特定舆论的环境和倾向，放大舆论倾向、左右舆论走势。如，突尼斯、埃及民众创建微博检索标签，大量上传有关总统腐败和政局动荡的实时消息，主导了当时国内舆论走向，激发了民众不满情绪，最终导致街头革命爆发。

　　4.社会动员力。微博问政不仅可以迅速成为话题讨论和舆论关注的中心，还具备强大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协调力。在韩国地方选举的最后阶段，一些青年和名人在微博上号召人们“前去投票”，很快动员了以往不关心政治的韩国年轻人的投票热潮，帮助在野党实现大逆转。不少国家民众和政治组织还把微博问政转化为现实行动，发起各类政治和社会活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等地，因微博号召串联，引发快闪式暴力抢劫和暴力袭击事件。今年9月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示威运动及其引发的全球抗议活动，更是凸显了微博问政的动员能力。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资金支持的加拿大媒体基金会和“匿名者”黑客组织通过推特发布网络倡议，建立“占领华尔街”微博标签，把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连接起来，把小规模街头运动升级为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
 
二、我国微博问政面临新的风险

　　我国微博问政联系着两头，一头是党和政府，一头是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来说，要拜人民为师，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更好地公开信息、倾听民意、体察民情和汇聚民智；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要向有关方面问政策、问政事甚至问责任，更便利地了解信息、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和舆论监督。面对微博问政的大趋势和新力量，这两头不论是哪一头出现问题，都可能适得其反，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1.能否有效运用微博问政的风险。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驻华大使骆家辉赴任，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充分利用微博广为造势，不仅宣传了美国官员的形象，还渗透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国内有些政府和官员开通的政务微博，不仅没有达到宣传自我和树立公信的目的，有时还因为更新不及时、回应不恰当而受到指责。因此，对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运用微博问政的本领不足，善用善导善管微博的能力面临挑战。

　　首先，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面临失机的风险。微博问政打开了信息公开的一扇窗，增加了透明度，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言行完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一旦官员出现言行不当，就会引来微博围观和拍砖。因此，有不少官员认为“微博猛于虎”，不敢触及微博问政，畏难情绪较重。有些党政部门注册了微博账号，但始终没有激活开通，原因就在于“个别领导同志有担心”。这就造成部分官员忽视微博问政，害怕微博问政，使我们面临失去掌握微博问政先机的风险。

　　其次，运用能力上存在不足，面临失语的风险。随着微博问政在国家重大事务特别是突发事件中影响力的增加，一些官员不得不被动“接纳”微博问政，虽然开通了微博账户，但是不会使用、不太了解等问题比较突出。据统计，党政部门的微博，信息发布量100条以下的占60%，而发布量500条以上的不到8%，日均发布量不超过一条的达48.8%。有的政务微博开通之初较为活跃，但不能做到长期更新，关注度随之下降。有的虽然开通微博账户，但仅是发布政策文件和新闻简讯。据统计，党政部门的微博，每条信息平均转发量不超过一次的占一半，每条信息平均评论量不超过一次的达31%。开通了微博账户，却不更新、不回应，呈现“僵尸微博”状态，使我们面临失去掌握微博问政话语的风险。

　　再次，舆论引导上存在差距，面临失信的风险。微博问政面向社会大众、直面舆论监督，强调的是互动和对话。党政机构和官员与网民进行交流，其一言一行都受到公众随时随地地关注与监督。但是，不少官员不具备与网民对话交流的技能，内容发布失当，打官腔、说空话，“无可奉告”、“正在办理中”、“有关部门”等用语经常遭遇“板砖”。有的官员在微博上发表蹊跷言论、做出怪异行为，受到公众质疑和攻击，甚至被“人肉搜索”。有的政务微博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舆论视而不见，不主动答复、解决微博舆论反映的突出问题。有些官员害怕与网民交流对话，关闭微博评论功能，招致网民质疑和炮轰。互动交流是微博问政的最基本形式，没有对话的微博问政，必然会失信于民。不善于用微博引导舆论，不善于与网民互动交流，使我们面临群众对微博问政失去信任的风险。

　　第四，日常管理上存在缺陷，面临失序的风险。微博问政作为新生事物，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在日常管理方面还比较滞后。一方面，针对微博问政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健全，对于如何发布信息、发布哪些内容、如何答复网民、引导舆论等都缺乏制度性规范。有的政务微博账户由多人轮流维护，造成信息混乱、观点矛盾。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开通微博账户，自行发布新闻信息。另一方面，微博具有信源匿名、传播便捷、实时播报等特点，加上目前缺少严格内容审核，微博上的信息泥沙俱下，既有大量虚假信息，也有政治类有害信息。个别微博网站在新闻标题、内容上故意歪曲真相。比如，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核辐射可能污染北京、上海”、“大亚湾核电站多次隐瞒安全事故”以及抢盐、抢粮等谣言在网上蔓延。微博采用树状接入方式，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等，都可以和微博相连通，即时更新内容，内容监控困难。微博管理法规也相对滞后，既不能适应目前监管的要求，也不能适应其继续有序发展的要求。缺乏有效的日常管理，使我们面临失去维护微博问政秩序的风险。

　2.能否有效应对其他参与者的风险。微博问政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效应，对公共事务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日益深入。对党和政府来说，最大的风险是来自微博问政其他重要参与者及其言行。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微博问政，但是各种乱象也随之而来，传播有害信息、渲染煽动负面新闻、放大负面情绪、非法社会动员、从事颠覆渗透活动等问题也不时显得十分突出。这些都给我们掌握微博舆论话语权主导权、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首先，网络舆论格局的变化，带来强势主流舆论弱化的风险。微博深刻改变网络舆论格局，成为新的主舆论场。从舆论源头看，越来越多的网民将微博作为发表言论和曝光事件的首选平台。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开通微博，发布新闻信息。微博从2010年的第三大舆论源头上升为今年的第二大舆论源头，几乎所有热点事件都会在微博上广泛传播。仅在2010年，广泛关注的50起热点事件，由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从舆论发酵看，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微博传播信息、表达诉求、传达意见。虽然部分热点事件的初次舆论曝光平台是论坛和博客，但舆论发酵的主要平台很快就会转移到微博上。从舆论影响看，微博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公共事务，甚至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改变社会热点事件走向。我国微博问政的突出特点就是公众强烈关注时事，从群体事件到公民调查，从舆论监督到针砭时弊。微博舆论引领社会舆论、主导网络舆论的特征明显，使党和政府的网络话语权、主导权特别是强势主流舆论面临失控的境地。

　　其次，社会热点炒作的变化，带来负面舆论逐渐增多的风险。微博越来越成为传播热点新闻、炒作热点事件的平台，成为负面新闻的通讯社。从炒作内容看，微博炒作与政务政事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突发公共事件现象日渐增多。2010年，微博参与炒作的热点事件有74起，几乎都是负面炒作，多数是问责政府部门。而且，几乎每个热点事件和突发群体性事件，都会有谣言传播。如郭美美事件、湖北官员11刀自杀案、邵阳沉船事件、江西抚州爆炸案、日本地震核泄漏等，一度出现谣言失控状态，非理性声音和偏激情绪言论增多。中国社科院2009年底出版的《社会蓝皮书》把微博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从炒作效率看，微博具有群对群的传播特性，比论坛、博客更加容易聚集人气、聚焦热点，舆论规模更大。在许多热点炒作中，微博进一步加速了舆论传播速度，扩大了舆论影响，催生了负面情绪，甚至形成社会动员。微博炒作还产生了模仿效应，如大连市民散步抗议PX项目、天津爆炸案等，都是在效仿类似事件。从助推作用看，在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江西宜黄强拆自焚案、钱云会交通肇事案、郭美美事件等演变为社会热点事件过程中，微博都起到助推作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到7月26日10时，相关微博信息突破3亿条，围绕事故处置、原因解释、人员搜救、死难人数以及新闻发布等问题的议论广泛深入。近来，有多个地方出现以“独立候选人”之名通过微博聚集选民人气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现象，对选举制度和相关法律的完善提出要求。微博炒作形成的舆论压力和动员效应，使其负面作用日益明显。

　　再次，意见领袖作用的变化，带来网络舆论引导失效的风险。微博拥有强大的人际交往功能，更容易催生意见领袖。从人数影响看，重量级意见领袖越来越多，拥有庞大的关注者和广泛的影响力。目前，新浪微博上公共与传媒领域的意见领袖达7555个，拥有百万关注者的意见领袖达300多个。一个人发布信息的影响范围相当于一家新闻机构。从群体身份看，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领域活跃人士和突发公共事件当事人，在微博上充当意见领袖。如，媒体从业者经常以尖锐方式评说时事，参与或引领公共事务；“公共知识分子”不时针对社会热点发表观点，希望通过个人行为来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法治进程；文体明星只言片语就能引发舆论话题；自由职业者和活跃网民群体既在网上表达意见也参与网下行动。从作用发挥看，意见领袖对微博舆论氛围有明显导引作用。2010年与微博相关的热点事件中，有近五成与意见领袖有关。许多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的微博成为舆论中心。有的意见领袖故意制造讽刺性段子或深度评论，通过发表过激或诱导性言论，激化网民情绪，成为负面热点的推手。微博意见领袖批判社会现实、引发舆论震荡、引领社会行动，使舆论引导的效力大打折扣。

第四，意识形态斗争的变化，带来网上颠覆渗透加剧的风险。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微博问政作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战场。从轮番炒作方式看，经常围绕经济社会热点问题，采用深入讨论、持续关注等方式，制造热点话题、炒作敏感议题。从言论攻击内容看，只要发生负面事件，就极力渲染所谓黑暗面，把攻击矛头引向体制弊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从策划活动方式看，微博动员成为策划组织非法活动的新手段。通过微博组织网络签名、网络直播、网友关注团等发起活动，推动网上议题落地化、行动化。微博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较量的战场，使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更加直接、更加激烈。

　　3.第三种力量介入的政治风险。在网络传播无国界的情况下，还有第三种力量会影响到微博问政，即掌握问政平台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及其控制国。美国的推特网站是全球最大的微博网站。如果我们回顾推特的发家史，就会发现推特的每一次引起世人瞩目，几乎都与美国以外的他国政治事件相联系，甚至直接介入和干预他国内政。在伊朗总统大选、摩尔多瓦议会选举、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等政治事件中，推特网站帮助各国反对派逃避当局网络监管，利用推特平台传递消息、协调行动、发起抗议。美国国家安全局副顾问马克?普菲勒甚至提议让推特代表美国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媒体也不断宣扬推特的政治功效，称其是全球民主的最有力途径。

　　今年9月，推特网站正式推出简体和繁体中文界面，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民众提供中文服务，宣称此举为方便两岸民众浏览推特网站上的所有中文信息。此前，美国国务院已经新增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并计划使用中文、俄语与印地语发布推特信息。国务卿希拉里称，美国致力于持续与全球民众对话，因此扩增推特信息的语种。实际上，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早就把微博作为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的重要方式。有些别有用心针对我国大量发布微博不良言论的境外网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对一些人在微博上对我国散布的敌对言论，我们要针锋相对进行驳斥和斗争。

　　三、对微博问政力量和风险的思考

　　微博问政的现实力量和诸多风险，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微博问政，更好地思考如何开展好微博问政。从国内外有关教训和经验看，必须把微博问政作为当前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重大问题。

　　首先，微博问政带来的正负效应，迫切需要我们适应新趋势，深刻认识其内在的建设力量和破坏力量，全面评估可能带来的各项风险，提高各级官员运用微博问政的能力。

　　其次，微博问政带来的网络话语权转换，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网络舆论引导和网络内容管理工作，改进舆论引导和管理工作模式，构建全新的导控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再次，微博问政的落地化行动化，迫切需要我们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引导好网络虚拟组织和网络意见领袖，更好地发挥其积极面。

　　最后，微博问政带来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国家网络信息安全，探索防范颠覆渗透的长效机制和有效手段。

　　（作者：中宣部舆情信息局网络舆情处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