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
8月12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开幕，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国际综合性体育盛会。此次大运会“回归体育、简约低碳”等理念将对政府行为、民众行为影响深远。
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城市，充满了生机活力。而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参赛人员也正处于人生最朝气蓬勃的季节。因此，两者是绝妙的搭配。这次运动会中，中国代表团中九成运动员是普通的大学生。而之前中国参加的多数国际赛事几乎都是群星荟萃。在运动员的培养上，中国倾向于用传统的方法来处理专业的体育问题。运动员们由政府发给薪水，除了运动表现外，还有各种行政和专业等级。而管理者也是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环。
从全球来看，运动员的职业周期都比常人提早许多，因此运动员在未成年前就可能被吸纳到体制中来。许多运动员退役时却面临很大的困境。他们往往没有大学学历、又没有其他社会资源，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常呈天壤之别。有些运动员能够在其他行业继续辉煌的事业，而有些运动员则从此进入走下坡路的生活状态。而在许多发达国家，运动员则多为在校的大学生。需要训练和比赛时队员们集中在一起，而平时运动员们则分散于社会的各种角落。此机制的好处就是运动员退役后可以融入社会，而平常分散的运动员也可以从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推进整个社会的体育发展。此次大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构成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实践“回归体育本质”的最好注解。只有将体育事业按体育的规律来办，体育事业才对运动员和整个社会有益，相信今次运动员的挑选方式将推动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更上一层楼。
而举办一次国际综合性体育盛会，最重要的不在于给领导脸上增加多少光彩，而是给民生增色多少。许多人惊叹，看本次深圳大运会，就是在炎热夏季中看到了春天的影子。一位资深港人在参观开幕式后如此评价：这次大运会贯彻了绿色深圳和低碳生活的目标，开幕式一项重要的表演就是大学生自行车表演。此外，除了火炬点火之外，开幕式全场没有燃放任何烟火。在大运会筹办期间，深圳为了推进生态建设，增加绿化面积达361公顷。在大运会前后20天左右，深圳总共可以减少18.9万吨碳排放，这等于10.3万棵树的生态补偿量。在场馆的建设和使用方面，深圳大运会也表现很好。许多场馆是在原来体育场馆基础上进行维修和改造的，也有一些仅是临时场馆，这无疑可为生态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公共服务也因大运会而改善，百姓可以得到实惠。深圳轨道交通线路总长从原来的22 公里迅速扩展到178 公里。此外还有335 公里区域绿道全线贯通，而民众出行的公交线路也增加了100 多条。因此，对于一些再访深圳的游客来说，相信会对深圳刮目相看。深圳更加绿了，民众出行也更加方便。
那位常往返于深圳的资深港人，在看过大运会的刊物后对深圳的软实力大加称赞。以前许多大型活动的刊物仅刊载领导人员的名单，这次是所有台前幕后的人物，包括小人物的名字都出现在会刊上。虽是一个小细节，但很能说明深圳大运会的管理水平。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缩影。深圳速度原来是盖大楼建工厂的速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是中国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通病。而进入21世纪时，深圳与其他城市一样，也在探索转型之路。深圳近年来大力提倡“文化立市”，胡锦涛主席也鼓励深圳做到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这事实上是一项重要的变化。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简约低碳不仅从长远上能助推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为下一代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对中国人的贡献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
体育体制也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一脉相承。以往人们希望派出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多的金牌，未来人们可能期望选手们学会应对各种挑战、体验人生，有志者更能胜不骄、败不馁。专业体育的收益可以更充分“外溢”给整个社会。因此，政府和民众都会更加重视品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投入和产出。虽然我们很难期望通过一场运动会能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但毫无疑问，本届大运会，促成了传统中国行事模式的转变。我们可以期待一种渐变：中国政府可以让百姓活得更绿、更实在、更本真。
独家策划 Exclusive
“三公”的秘密
本刊编辑部
随着绝大部分中央部门的公开，热炒了一段时间的“三公”经费问题似乎接近尾声，世界太热闹，北非动荡，英国骚乱，美国降级，舆论的关注点不断转移，“三公”经费正淡出群众视野。但其实，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2009年，中国第一次批准后即时公开中央预算，从此开始了财政信息公开之路，但调查显示，公开一直是粗线条的，有选择性的，越是敏感和细节的信息越不公开。政府的预算科目分为类、款、项、目、节五个层次，目前的公开通常只反映到“类”，部分反映到“款”。涉及“三公”经费的内容在这次之前几乎从未公开，这次的公开标志着中国财政信息公开之路正逐步向前推进，开始触及敏感问题。
中央部门公开之后，就是地方政府的公开，很大程度上，中央部门的公开是为地方作表率，希望能够推动地方公开，基层的公开才是重头戏。但无论是中央部门的预算信息或是中央部委的“三公”经费信息，其公开力度并没有大到足以对地方政府震慑的程度。未来如果缺乏上层的推进和下层的关注，看上去开展得轰轰烈烈的“三公”经费公开，也许终会沦为一场热闹，过后归于平静，中央强力公开的力道被各种势力消于无形。
正如一直关注政府信息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的公民李劲松所言，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实际上就相当于“公开”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公权力自身不具有自我限制的功能，需要外界的制约和监督。中国减税时代来临，政府部门的开支必然压缩，所以政府已经有意愿削减“三公”经费，欠缺的只是各方面的长期关注和助力。
预决算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预决算如果不能公开透明化，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等等都不会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和法制系统的崩溃。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预决算监督透明化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并不存在技术问题，需要的只是勇气和决心。
公开之路，虽漫长但值得期待。
公开的价值
田磊 石野樵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中央政府90多个部门相继公布了各自2010年度“三公”消费的情况，国民第一次有机会知道各政府机构到底将多少人民的血汗钱用于了出国、公车和公务招待等事务。虽然在语焉不详的清单中，人们看到的依旧只是个轮廓，但相较于多年来裹足不前的财税体制改革而言，无论如何，这次的公开行动，都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财税体制是整个政治体制中利益纠结的核心部分，涉及中央、地方、各部门、各阶层，改起来太难了。”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在他看来，财政民主化，是最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三公”开支的公开，我们已经迈了政治改革的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真正建立起财政公开的配套制度，一定要避免流于形式。
高昂的行政成本
截至7月底，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三公”支出情况的公布基本接近尾声，90多个部门共计花费94.7亿用于公务出国、公务用车和公务招待。每个部委的账单一经公布，总会引来公众的热议，但是，除了审计署之外，其他部委无一例外都遭到公众的广泛质疑。
审计署用了3个表格和1000多字，不仅公布了总额，更有出国次数、人数、事由，买了多少车、平均每辆车的运行维护费用多少等等详细信息。而其他部委则几乎全部只给出了总额，最典型的莫过于科技部，只有一句话。而且，很多事项的数额甚至有悖于常理，比如近日备受关注的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公务招待预算居然只有3万元，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作为一个庞大部委，2010年公务接待费仅为26.07万元，国家人口和计生委470多万的出国经费更是饱受质疑。
针对已经公布的中央部委“三公”支出数据，不少门户网站做过公众态度调查，“不相信”几乎是最主流的一个看法。最典型的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数据的真实性存疑。而在记者采访的财税专家中间，则普遍表示，这些笼统的数据更像一本糊涂账，事实上意义不大，无论是其真实性还是合理性，都无从判断，但从总额来讲，显然是低了。
周天勇告诉记者，“三公”支出的资金来源至少有4个部分：一是预算内财政支出；二是预算外政府的资金，因为没有纳入预算内管理，支出公开较难；三是没有纳入财政管理的自收自支资金，也即称之为机构和单位的小金库，这部分更难公开；四是“三公”支出由企业填支的，这部分进入了企业的成本，也无法公开。而此次按照国务院要求公布的仅仅是用财政拨款支出的“三公”消费，也就是说仅仅是第一部分。
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握有实权的中央部委而言，各类预算外的收入才是大头。按照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公布完之后，地方政府也要参照中央的标准逐一公布，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北京、陕西等多个省市开始公布，但多仿照中央部委，采用了“最窄统计口径”。
当地方政府的“三公”支出公布完毕后，全国各级政府机构“三公”支出的总额一定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数字，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数字与真实的情况很可能相去甚远。2010年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曾透露，我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的费用总额高达9000亿人民币。这个数据虽然不是官方正式公布，但却一直被媒体广泛引用。
2008年，在写作《中国向何处去》一书时，周天勇曾经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搜集计算了2007年中国社会总体的政府机构供养规模和国民的税费负担，其中，行政事业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元。
“今天新闻媒体经常引用9000亿这个数据，虽然没有经过具体计算，但应该差不多。”周天勇说，就2010年的各项财政支出看，这比国防开支多3700亿，相当于全部教育支出的3/4，是全部科技财政投入的3倍，相当于财政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全部支出，是环保支出的近4倍，比农林水支出多1000亿。
从总额角度而言，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行政成本显然是太高了。 目前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高达34%左右，而行政公务支出比例占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高达38%左右，其中“三公”支出是一个重要的成因。“从世界范围内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大约2.5%，美国在15%左右，从纳税人承担的行政公务花费上讲，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各国中比较昂贵的一个。”周天勇说。
能否取信于民？
事实上，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中，“行政成本过高”、“官民比失衡”、“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收支结构失衡”等等议题都是最不具意识形态敏感性的事务性议程，也在执政党高层取得了最大的共识，但却始终陷于推进不快的境地。
以此次公布的数据为例，大约60%的“三公”支出用于公车项目，回溯历史可以看到，从朱镕基时代的中央政府开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是一个高层下决心要推进的事务，可事到如今，已经进行了10几年，问题不但没解决，似乎反倒越来越严重。
此次自上而下的“三公”支出公开，很大程度源于高层的压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这次中央之所以突然强力推进公开，是在财税体制改革难以推进、各种部门利益无法撼动的情况下，高层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妙做法，将那些利益部门直接推到民众面前去，所以，一方面，各个部委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另一方面，也正如很多学者评价的那样，缺乏一系列完善的配套制度，因为这本就不是一个事先谋划成熟的系统改革。
不过，在周天勇看来，公布“三公”支出，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也是直面公众，取信于民的最好方式，“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还是财政民主，老百姓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收的，怎么花的，其他的钱，你多花一点，少花一点，老百姓可能还会觉得无所谓，但是‘三公’这个花费，却是诟病最多的。”周天勇说。
虽然，在公布的过程中，各部门已经想尽办法，避免最终公布的账单太过刺眼，但随着公布的深入，公众对于行政成本高低的判断将会越来越明确，在民意压力越来越大的大背景下，目前这种遮遮掩掩的公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事实上，今年的公布之后，除了公众的热议之外，各路学者也都给出了很多技术性的修正建议，诸如对相关法律的修订、预算公开文本的规范、第三方机构的引入等等。
“第一次肯定是不完美的，很多部门显然也是抱着糊弄糊弄就过去了的心态在处理此事。”周天勇说，但随着纳税人、老百姓的意见，媒体每年的跟进，肯定会逐步深入、细化和完善化，最终推进中国财政民主化的进步。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三公”支出的公开并不能同民主或者不民主简单地联系起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丽萍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认为，虽然，在中国政治的现实中，公布“三公”支出的预算决算情况是政府（行政）过程透明化和扩大民众知情权方面的重要进步，有助于政府行为的自我约束和规范，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了解，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微政治时代的政治话题而已。
王丽萍说，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等价值和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作为对社会吁求的回应，此次直接向社会公开‘三公’支出情况，反映了中央政府接受民众监督的最大诚意，但也面临有违政府行为初衷的一些问题甚至风险，最突出表现为民众的质疑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对政府信任的下降。”王丽萍说，“三公”支出是政府诸多方面的支出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似乎也是最具有压缩和精简潜力的部分。此次公开“三公”支出情况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政府需要积极思考和解决“三公”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将“三公”支出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因此，公开之后有所作为，才是政府接受民众监督的最大诚意的表现。
如何避免流于形式？
过去的几十年里，执政党的历届领导者都曾经努力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也因此，为了淡化政改的意识形态敏感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分解成为许多事务性的议题，诸如政府机构改革、社会管理创新、信息公开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听证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构成，但这些被弱化为行政层面的制度革新，到最后，很多都流于形式，消解了改革对自身利益的冲击，吞没了改革的设计者以及执政党高层的初衷。
“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如果不能克服改革形式化的问题，这个糊弄糊弄，那个也糊弄糊弄，最后所有改革都不动真格，都流于形式，到最后，民众对党和政府的失望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周天勇说。
“三公”支出的公布以及其背后财政预算的透明化改革如何能够避免这一宿命？事实上，政治事务的诸多改革，从来都不缺乏完美的制度设计，但每一次改革，在多方的博弈中，部门利益掺杂其中，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的改革方案一般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灰色地带，为具体的执行者消解改革对自身利益的冲击，提供了足够的操作空间。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源自于公众有效参与和问责的压力，从未真正地改变中国政治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缺乏系统设计、让各部委手忙脚乱的“三公”支出公开，新意盎然，但是，它离真正的预算民主仍差距较大。
在周天勇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由于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及其收钱和花钱管住，以致于经济和社会供养规模太大，乱收费、乱罚款合法化和固定化，党政公务支出比例过高，从而形成税费失控，从根本上抑制了个体、微型企业的发展，抑制了就业和创业以及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但对于执政党而言，能否通过改革和机制的建设，彻底地改革财政收支体制，严格控制人员供养规模，“这样触及党政内部人员自身利益的体制和制度性的改革，实际上是比反腐败更加严峻的一种挑战。”周天勇说。
执著公民李劲松
石勇
时间已经过了2011年8月中旬。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还在操心曾经说过的要起诉不公开“三公”经费中央部委的事情。
“外交部已经给我打了电话，解释由于比较复杂，要推迟公开。”从5月8日发函向各个中央部委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以来，几个月中，李劲松一直盯着中央部委的一举一动。
时光倒退3年，李劲松绝对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会与中国的“三公”经费公开这一政治文明进程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央部委以及各个省市的政府部门不能无视、也不好用官腔来打发的一个人物。
“公民的执著行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敦促，其实是在呼应政府进步的要求，上面的人也希望你这样做，只是希望你在法律框架下做，不走极端而已。”对于民间和官方存在良性互动的基础，李劲松有足够的信心。
“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李劲松之所以“站出来”，以一个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依法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受到了一个人的触动和感召。
他就是温家宝总理。
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袭击中国，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的时候。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一早就来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在对科技人员的讲话中，温家宝强调，在危机面前，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这一天，李劲松正在北京家中休息，闲着无聊看电视时看到了这一幕。他突然想到了他侄子所读书的中学发生的一件事。2008年3月23日晚上，这所佛山的中学一名学生在学校附近遭遇抢劫时被歹徒杀死。就在警察第二天晚上埋伏布控的时候，都还有混混出来抢。
温总理的话让李劲松猛然想起，万一那天晚上被抢的是他的侄子，那对他的伤害和打击就太大了。而这种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防止，不可能有专门行侠仗义的好汉在晚上守候着保护学生，只有公权力起来行动才能解决问题。而要公权力履行它的基本职责，需要每一个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来敦促。
那一刻，李劲松感觉，温家宝总理的话，就是对公民权利、公民责任的一种感召。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在回答问题时，他表示，政府的“三公”消费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是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李劲松的理解是：当一个家不容易；温总理很清楚，如果不刹住“三公”支出的车，财政收入家底就可能被掏空。
2011年3月23日，温家宝关于治理“三公”消费的历次表态，终于有了时间表。这一天，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于6月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2011年5月4日，在离“三公”公开的时间表上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三公”公开。此次会议的用语有点不一样，明确指出应当保持“清醒”，财政预算透明离人民群众的期望有“差距”，并且，98个中央部委，在全国人大批准后，其“三公”经费必须全部公开，而且，要细化到“项”级科目。
这一幕给李劲松的刺激很大。他明显感觉到温家宝总理是在尽力敦促中央部委，而且已经把话说透了。
在李劲松看来，其他改革做起来可能比较难，但“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却是有可能做成的。而要做成，离不开民间的响应和共同的推动。毕竟，不可能只是期待政府自我完善，单打独斗，政府并不是一个人。
这两年高层多次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李劲松认为，在“三公”经费的公开上，其实就是在创造条件，你先公开了，民众有了知情权，下一步才有可能落实监督权。
5月8日，李劲松关于“要求行政机关依法公开‘三公’消费具体开支详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写好，从这一天起，他陆续以电子邮件、快递的方式，分批发给各个中央部委，以及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的政府机关。他明确表示，这件事不是想不理睬就能过的，他会一直盯着。
当时他很有信心。“中央部委和各个直辖市的政府机关，如果不想让人落下口实，或不想捅出事情来的，都会回应”。“而只要有回应，就会形成一个‘势’，会给其它不愿回应，或不愿公开的部委造成压力”。
“有了痛感就应该喊出来”
盯住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以及其它政府信息的公开，李劲松已有多次。“做得比较顺手，比较有经验了。”他说。
去年，李劲松依法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公开“三公”消费，“出师告捷”。当时他申请公开的内容，比如一直到2008年买了多少车，盖了多少楼等，看起来要求还挺高，但没想到深圳市公安局都一一回复了。只是，有一笔钱说涉及保密性，不能公开。
李劲松对深圳公安局的反应非常满意，“我当时是以纳税人的名义，以公民的身份，协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监督、落实中央的规定，这样，深圳市公安局容易接受，要拒绝也很难找到理由。”
这一在全国的“三公”公开上属于首例的“成功经验”，对李劲松的启发很大。他坚定了这样的判断：在中国，根据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其实政府部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知道的，但如果你不去说，基于他的利益和惰性，他就不会去做。在政府信息公开、“三公”经费公开这件事情上，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实际上就相当于“公开”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
这一认知不仅来自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还来自自己当年的切身感受。从1982年起，一直到1993年，李劲松在行政机关呆了12年之久。他太清楚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了。
1982年，17岁的李劲松高中毕业，那一届，他们班的同学没一个人考上大学。他没有复读，而是进了当时江西省吉安地区遂川县税务局工作，成了一名收税干部。一天晚上，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来敲他的门，点头哈腰，说要请他吃饭。这位老大爷在街上摆摊卖东西，要和李劲松他们打交道。李劲松心里非常难受，一个人居然要来求一个和自己儿子一样年纪的人，活到这种份上，人生的意义何在。而让一个人没有尊严的，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合法伤害”能力，还有老百姓对政府部门权力认识的一个误区。
这一误区就是，民众总是认为政府工作人员就代表政府甚至国家。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行为如何，是受到法律限定的。一旦不履行职责，或权力滥用，民众不和他较真，他就没事，真和他较真，没人保他的时候，他就根本保不住。
李劲松认为，行政机关的那种“只听领导的”定位，培养的那种权力观，极易转变成权力私有化和对公民的侵害，而公民如果有了痛感不喊出来，而是默认它的合理性，不懂得伸张自己的权利，只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毕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也如此，两者是互动的。
“用公民责任呼应政府的理性力量”
在李劲松看来，这次中央部委进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在他眼中，从治理“三公”消费来说，中央部委并不是重点，真正的“三公”消费腐败治理重点是权力金字塔的中层和底层，尤其是底层，它们太大了。但是，中央部委必须起一个示范和带头作用。如果中央部委公开了，那么无论从法理、情理上，省市和基层政府部门，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公开。整个权力系统和社会也就能够形成这种具有巨大力量的共识：公开是政府的法定义务。
“要改变一样东西，总要先有人站出来坚持、坚守。如果法律人都没站出来，那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最为顺手。不要管其他人，你自己先做了，就有一点光，而且大家会看到。”
“顺手”、“责任”这类词语，往往被李劲松用来解释自己的很多行为。他不说的其实还有一个词——“理性”。
2011年1月9日，在温州钱云会案陷入僵局的时候，李劲松给温州市政府发去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温州市政府依法公开和这一案子有关的108个相关问题的信息。温州市政府很快回复，说信息由公安局掌握，政府难以提供。
对于李劲松来说，他当然不能指望这一点。但是，在权力已对事件形成封锁之际，借政府信息公开，此举启动了法律程序，使对事件的关注、追问合法化。
“我做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少主动冲在最前面的，基本上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出来，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或主流媒体已经不发出声音的时候，才主动出来。”李劲松承认，从2005年自己在北京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后，他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从过多地强调和践行公民权利，到更多地践行公民责任。
“做了律师事务所主任之后，才发现，‘当官’还是比较辛苦。视野不同，想的和做的，就有了一点变化。不能只从下往上看问题，也应考虑从上往下看问题。”
他确立的一个原则是：只做建设性的批评。“如果我批评一件事，我一定是基本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才对，才批评。如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肯定不会批评。也就是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你一件事，那肯定是你错了，而且，正确的方案你应该知道，而且我告诉了你，你都不做。”
他一次次地感受到，民间和官方其实都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极端的情绪化的，后者对于官方来说就是集权和保守，民间的则是为打倒而反对。官方的理性力量，就是依法治国，促进政治文明，民间的，则是在强调公民权利时，也强调公民责任。他相信，这两者是有重叠共识和共同利益的。
曾经和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局级官员的一次深入交流，李劲松感触很大。“站在他的角度，他认为自己通情达理，给你让步，但你步步紧逼，逼得他没路走。因为你知道哪些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如果他和你讲法律程序，讲不过你，你自己又得寸进尺，不懂得约束，那就会把这个事情推到一个没办法解决的地步。这样就可能导致他撇开法律，采用强力，形成恶性循环。你本来是要履行公民权利，却变成在官民之间鼓励一种极端的力量。”
在李劲松眼中，这次以公民的名义向中央部委和几个直辖市的政府部门申请“三公”经费公开，是以公民责任，来让政府变得理性，具有政治文明，从而避免在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极端化的重要实践。
就“三公”公开来说，中央部委这一层已基本结束。原则问题得到突破，技术问题和监督问题逻辑地置于前台。而从权力架构来说，接下来，轮到各省市登场了。
“如果只是期待我李劲松一人做这件事，那么，13亿年也不会有什么进步。”这是李劲松说了不知多少次的话。他认为，只有真正到了省市这一级，对于政府是否真心继续推进政治文明，公众是否能焕发出公民责任意识呼应，这两者的结合能不能撬动中国前进的考验，那才真的来了。
因为只有在基层，才能极大地焕发出公民的监督力量，更好地维系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白庙乡的“全裸史”
石破
舆论漩涡中的白庙乡
去年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以“中国第一个‘全裸’财务支出的乡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2011年3月起，随着国务院决定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舆论并呼吁省、市、县、乡各级的“三公”经费管理也要做到公开、透明，白庙乡的做法又一次引起公众关注。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媒体对白庙乡财政公开的报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去年3月起，白庙乡政府在网上公布详细的公务财政支出，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事无巨细，无所遮掩的情况，通过网帖和媒体报道，引发公众热议和叫好。第二阶段，从去年6月起，媒体报道“白庙乡裸晒账本两月，未争取到一笔资金”，乡党委书记张映上不得已在网上招商求助。随即，巴州区政府各有关部门纷纷表示：项目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是按全区的统一规划进行，与“裸账”无关，“难道就是那一顿饭、一包烟，一个项目就要过来了吗”？此前，媒体还晒出白庙乡欠账380万元，3个餐馆老板向市长写信讨要10万饭钱一事，白庙乡地位变得尴尬。第三阶段，以今年六七月份《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为标志，报道称“裸账”并未影响上级领导的支持，去年白庙乡几百万元民生项目投资，全部来自上级拨款，招商引资亦有成果。
记者就此事向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提问，张映上回答：“你是第一个这样问我的记者。你要不说，我还没想过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我认为媒体三个阶段的报道，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更切合实际，第二阶段报道的部分内容是失实的，我想主要就此部分释疑。”
张映上说：“媒体报道‘白庙乡财务公开后，乡领导去上面争取项目，两三个月无一个项目、无一笔资金进入’，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到我们这里来的资金一是政府财政拨款，它有一个申报、筛选、评估、实施的过程，不可能短短两三个月就到位了；二是企业家投资，他来投资前要全面考察，对我们这个偏远之地来讲，有运输成本、投入成本高等客观劣势，他不来投资也正常，即使他觉得这里党风正，民风纯朴，有意投资，他也有个考察的过程；三是捐赠资金没来，有对口不对口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上下的环境。目前我国的慈善制度不很完善。本来有几个基金会联系了向白庙捐款，但媒体反复报道，而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白庙是什么样，这些钱反而不能落地了。”
经过骤然出名后一年多各种际遇的锤炼，现在的张映上已经变得冷静很多。他说：“乡政府财务公开与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凭什么你公开财务，就会多来资金、项目了？并不是你公开了就什么都好。我理解社会上一部分热心人士，他们希望打造透明政府，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但如果我把财务公开两三个月就来资金了，这个社会反而不正常。”
其实在媒体报道的第一阶段，既有人呼吁把白庙乡做法作为政府财务公开的范本，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作秀”；本地老百姓也有说乡政府公布的是假账，有两本账。张映上说：“这种声音的本身，它不是说假账的问题，而是在批评政府的公信力——你做什么他都不相信。”
采访中，张映上特别强调了市委、区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对他的支持。“如果没有市委、区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我们做起来还会艰难些。巴中市新任市委书记李刚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阳光人’、干‘阳光事’，这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也是我做公开能够持续良好的巴中环境。去年元月，区委廖书记来白庙，看了我们的财务公开信息，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我们提的好多问题，一个电话打给市委、区委主要领导，就能解决了。从这个角度，我还是很温暖的。”
白庙乡政府欠的380多万元债，主要是2003年税费改革前欠下的。当时农业税、提留收不上来，乡政府要贷款垫缴，包括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乡村干部每人10万元的任务，缴不够税，就得不到工资费用。2005年，白庙乡锁定债务380多万元，这些债务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偿还，每年要还七八万元。
白庙乡五村村主任李万重，曾接受媒体采访，发牢骚说“政府有勇气把账务‘全裸’了，为什么就不能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把吃水问题、道路硬化问题、用电问题给解决了？现在我最着急的是五村4个组的村民没水喝”。8月14日，记者去白庙乡采访，想再听听李万重的想法，但李以“工作忙”为借口躲避了。
白庙乡副乡长罗晓勇说，李万重说的事，是前年搞人畜饮水工程，他村解决了一部分，但运转不起来，因为水费高，农户吃不起。白庙乡是旱山区，饮用水只能靠地下水，水源供应设计也有问题。当地人管乡政府所在地叫“场镇”，罗晓勇说，以前场镇只有七八百人，现在全乡的中小学都在场镇，师生1500多人，加上常住居民4000多人，水务局前年拨款8万元来搞了水网改造，暑假场镇供得上水，一开学就又供不上了。
罗晓勇还透露：去年夏天洪灾后，国家搞灾后重建，拨了救灾资金，区电业局来白庙乡搞农网改造，涉及4个村、13个社。国家对每户补助八九百元，农民出表钱240元。但因全乡2100多户人，分散在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要全覆盖需上亿资金。如果在平原，三四千万元就可以了。“电力公司也是企业，国家只给这么多钱，它也要赚钱。”
可见，这样一个地方，完全依赖上级政府部门的扶持，搞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制度不改，透明难
白庙乡的乡级领导只有6人，别的乡镇有10几人，因为白庙穷，条件差，工资少，没人愿意来。12名公务员，财政包干费用以前是一年人均7000元，今年才提高到8000元左右，两名公勤人员的财政包干费每人3000元。2010年，白庙乡得到的财政包干拨款，包括年初预算和追加，一共只有16万元。
这笔钱包括业务费（开会、学习、培训等）、接待费、办公用品、劳保费、医保费、住房公积金等，其中医保费、劳保费、住房公积金即需人均4000多元，剩下的钱已寥寥无几。由于整个巴州区的财政都相当困难，预算相当紧，各乡镇的业务费都不够用，逢年过节，乡镇干部去看望一下上级财政部门领导，拆借个三五万，来年算账，是常有的事。
一位当过多年乡财政所长的巴州干部说，现在的预算体制弊病是，财政资金不是按事分、按需求分，而是按人分。不管你做不做事，只要有人就批钱；只要你跟领导的关系好，就给你安排项目，关系不好，提都不提你。
张映上认为，从这件事也反映出，目前对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体制有待完善，如果考核基层领导还是主要取决于GDP指标；如果对基层领导的使用与否还是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如果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过多受制于上级行政命令的话，就不得不使基层领导去跑项目。本来项目能不能上，应该通过村民评议、政府申报、专家审核、上级人代会审定的程序，通过投票的方法来决定，这样自然就会改变行政长官一人说了算。但现在，他要去上面“争取项目”，不跑能行吗？
去年年初，白庙乡干部讨论要不要财务公开时，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反对者主要认为这样做会得罪领导，影响白庙乡的经济发展。
张映上回顾：“当时我向大家解释：可能暂时会有些影响，但真正支持我们发展的领导，真正想来投资发展的企业，他们不会介意的，是会支持的。我还讲，财务公开，其实约束的是‘一把手’，因为开支报账最方便的是我，最得利的是我，财务公开，就是请大家监督我，请大家对‘一把手’放心。”
张映上说，白庙乡财务公开1年8个月，他个人感觉少了些权力，多了些权威；少了些经济利益，多了些人生轻松，“工作和生活中，不担心会不会犯什么事。很爽，无所顾忌”。
财务公开的好处，是接受群众监督。以前老百姓认为乡干部坐车、吃饭都是他们的钱，现在看看公示，知道干部没有贪、占、要。
有报道说，从今年起，巴州区50多个乡镇、办事处都在推行财务公开，只不过方式不一样；也有媒体称，除了白庙乡，这些乡镇、办事处都未上网公示，白庙乡“仍是孤本”。对此，张映上回答：“全区的乡镇政府财务都公开了，有的是上网，有的是其他形式，但具体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我的乡。”
他说，基层财务公开，如果不是单笔明细公开，如果不是网上公开，这种公开是没有决心的，它的公信力也有待实践的考察。但他又说：“他们也是一种探索，不管是什么形式、什么范畴，探索都是好的。”
张映上在回答为什么做这个事时，他说五六年来他都在思考。他说：“我做这个事最大的底气，就是我公示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才敢公开。包括我以前做乡长时的财务开支，都是可以公开查账的。不然你后面的公开了，以前的事情也让你公开怎么办？”
2005年初，张映上由巴州区中兴乡乡长任上，调到另一个乡去当乡长。区级部门领导来查账，要求张映上回来，核对一笔账目。“我说我确实忙回不来，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区领导说，你要不回来，我把你签审的所有发票，一张张贴在墙上！我说可以。事隔半年，我办事路过中兴乡，去看了，果然墙上全贴满了发票复印件，但也没什么问题。”
财务公开后，上级领导有没有误解，不来白庙吃饭了？“刚公示时是这样，外界不了解真实的白庙，个别领导心理不平衡，以为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了。等了解后，市、区领导照样来，因为我们公示的有招待费，该招待的依然还招待。”张映上说。
张映上认为透过财务公开这件事，反映出财政预算制度不完善，“比如领导今天下来，你给他配多少餐费、招待费，下面就不用再出这笔钱了。这不能怪领导个人，我下村同样要吃饭。还有预算的科学化问题，如果有这么一种现象：下级的钱不够用，上级的钱太多，要把心思用到怎样把钱花完。而下级部门则把心思用在怎样能把钱跑来。双方形成这种关系是很危险的，想不腐败都难。”
张映上在四川省委党校读在职研究生，写了一篇关于白庙乡财政公开的论文，内容包括他搞财务公开的背景、措施、办法、效果，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关于公开的思考和建议，需要完善的制度等。在“思考和建议”中，张映上提出：“但愿财务公开能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张映上说，我们国家一直在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人事改革、话语权的改革、司法体系的改革等为突破口，难度较大，效果也不积极的。他认为，以财务公开为突破口最积极稳妥，“它有效果，人民满意；能够使整个社会稳定；能够提升、改善和巩固党的执政能力”。
张映上认为，目前社会上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食品不安全等问题，都与不公开有关系。
党校研究生班的一位同学与他争论，说他这个做法不适合目前的政治生态。同学列举很多例子，最后说：“你都公开了，谁还敢来？项目怎么跑？怎么发展你这个地方？”张映上说，这正是我要公开的原因，公开是符合科学发展思路的。
张映上有位亲戚，也在从政。他说：“张映上，你搞了这个东西，当官还有什么意义？谁还能搞到钱？”对这种“很有代表性”的疑虑，张映上一笑了之。
下一步，张映上说财务公开还要试着加些力度，一是要把乡级各部门、各村财务公开。二是在网络、写作方面的人才缺乏，拖累了乡政府网络建设，这个局面也要改善。三是要完善相关的制度，包括财务制度、信息公开制度。
巴州区其他乡镇的同事，以及一些上级领导对白庙乡的财务公开保持沉默，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张映上说别人沉默，我不去管他；我也理解领导。广西柳州有一个乡党委书记给他打过电话，这是唯一有意愿学习白庙乡做法的乡镇领导。
假如有一天张映上调离此地，白庙乡的财务公开会不会“无疾而终”？张映上认为不会停，因为白庙乡的财务公开已经形成习惯，有制度约束，媒体监督。“但能不能做到坚持下去，有待实践检验。”他谨慎地说。
把“白庙”做成品牌
走在巴中城的路上，很多人主动招呼张映上。“去年财务公开这个事出来后，巴中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要见‘全裸书记’。我很纳闷：我推白蜡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效果呢？”张映上笑道。
白蜡是一种寄生植物，要在异地引种子，拴在树上生长。白蜡在白庙乡有上百年的种植历史，但都是农民自发种植，始终没有上规模。张映上认为这个项目很好，乡党委、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于是从2008年初开始在白庙政府网站上推广白蜡，但效果欠佳，一是因为当地种植未形成规模，商家也很少，二是种植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农民害怕赔钱。张映上说，从这件事上，他“自愧力量有限”。
到去年底之前，从未有外来企业来白庙投资，这是怎么回事呢？
白庙乡副乡长罗晓勇说：“以前没有企业来白庙投资，第一是路不通，清白公路是今年5月才通的，以前是石子路，很烂，一到雨季，路上都是大坑和小坑。第二是信息闭塞。第三是劳动力少，居住分散。我们这里有57.3平方公里，去年底的人口是1.1万人。平原地区，村与村的距离在一两公里，我们这里都在四五公里，我兼任宝珠村的村支书，这个村离乡政府有14公里，步行要走4个小时。
白庙乡位于巴州、通江、南江三县交界处，有“一脚踏三县”之称。看来，偏远山区，不仅仅是交通不便，走水、走电、铺路的成本都相当高，居民住得分散，也加大了搞公共设施的成本。
张映上心里最看重的，还是经济发展的事情。关于这个，他谈得也最多。虽然他对目前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干部考核体系有不同看法，但也不敢不努力发展社会经济。
去年年底，白庙乡从成都引进一家加工金银花的公司。农民与公司签订合同，种植了1250亩金银花，成片连线。今年5月公司已投产了，大部分老百姓觉得很满意。当初乡政府预计每亩金银花今年能收200元，但实际上收入400~500元的还不少。张映上说，我们的规划，是力争3年以内，金银花种植面积达到5000亩，种植户人均收入增加到4000元，全乡人均增收2500元。对于一个去年人均纯收入还只有3300多元的贫困乡，这算是不小的提升。
“现在金银花公司已经投资2000万，老百姓没拿一分钱，但已见到了效益。我经常下乡，看见老百姓用筐子装上金银花，背着去卖，赚现金，心里非常爽。”
张映上说，白庙乡太穷，乡政府答应给公司的条件，也不能全部做到。我们与他签合同，厂房建设前搞好“三通一平”，但要实施时，我们还得在他那里借钱实施。他需要我们组织人员，去开会，宣讲，拉绳子打灰，乡干部全下去了，公司老总感觉我们很诚信。他从山东搞飞机运种苗到成都，大卡车拉回来，总经理和员工通宵守在场坝等。我们知道后，立即组织干部过去。苗子是凌晨一点到的，马上分发。寒风呼啸，太冷了，但他浑身热血沸腾。
以前白庙乡也搞过产业结构调整，老百姓很反感，因为他们被哄怕了，骗怕了。凡是政府号召的，老百姓都反对，骂政府。张映上说：“白庙财务公开后，恰恰相反，老百姓积极踊跃。因为你把政府机关的私房钱都公开了，老百姓相信你了。你只要坦诚，他自然拥护你。即便是需求一时不能满足，他也会原谅的。”
对于未来发展，张映上也是有想法的。他想趁此机会，打造“白庙”品牌，“既然出名了，就是个机遇。我要开发品牌经济效益，要让白庙产品，挂上‘诚信’品牌！我内部的用钱都仔仔细细公开了，还有什么不相信我的？我要让白庙从‘传统农业填肚子，外出打工修房子，现代农业挣票子’，转变到‘品牌农业保面子’！”
这“四子”是怎么回事呢？张映上仔细解释说：“靠传统农业，包产到户后才能吃饱。农民外出打工整点活钱，能修座砖房子。真正能挣到钱的是现代农业。但农民一向社会地位低，缺乏面子。温总理说，要让人们生活得有尊严。现在‘白庙’是个品牌，我是白庙的农民，我的产品是白庙的，我就会感觉有尊严、有体面，这就叫‘品牌农业保面子’。”
张映上的第二个想法，是甘沟河水库建起来后，要在全乡搞3000亩鸡鸭场，3000亩牛羊场，3000亩优质农业基地，3000亩旅游基地，3000亩中药材基地。这个计划非常庞大。张映上十分焦灼的一是紧缺人才，二是希望其他企业家来这里投资。他说巴中现在招商引资的环境是史上最好时期，他有着极强的愿望想抓住这个机遇。他有决心让企业家投资1亿在5年后裂变成至少10亿。
“陈光标说他今年要举办演唱会做慈善，我们希望他能到白庙来！至少我们能给他提供真实情况，并成全他的名声。所有来白庙投资的企业，我们都保证他赚钱赚得开心、安稳，这也是企业家幸福指数的一种吧。”张映上笑说。
中国财政公开之路
刘小兵
花钱的行为可以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为自己花自己的钱。这种花钱模式既讲经济又讲效果。第二种是为别人花自己的钱。这种花钱模式只讲经济但不讲效果。第三种是为自己花别人的钱。这种花钱模式不讲经济但讲效果。第四种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这种花钱模式既不讲经济也不讲效果。显然，所有政府的花钱行为均属于第四种模式，是花钱中最差的一种情况。所以，这种花钱模式需要监督。
因利己之人性，政府在“为别人花别人的钱”的时候，如果缺乏监督，必定会转变成“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是谓腐败；其程度大小与监督的程度成反比，但无法绝对地予以杜绝。人们所能做的只有完善监督制度使腐败尽量最小化。监督制度的完善同样需利用利己之人性，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的机制，方为有效，是谓制衡；其最为重要的实现途径是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只有信息公开了，人们才能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用的、用得是否必要、用得是否有效。否则，一切的监督制度安排都将形同虚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以上各种权利中，知情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都将失去意义，正如一个人失去感知能力也意味着失去行为能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财政信息公开，让公众知晓他们委托政府管理的所有公共资金和资产的运行状况，知道这些资金有多少，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资金安排、使用以及运行结果是否符合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财政，此乃一国财政信息必须公开的缘由。
财政能见度
既然财政信息的公开那么重要，那么中国的财政信息公开的情况如何？自2008年5月1日我国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后，我国政府信息的公开才有了法律依据，财政信息的公开也是在此背景下才迈出了第一步。2009年3月20日，财政部首次在“两会”后的第一时间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公开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中央财政支出预算表、中央本级支出预算表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表。2010年3月25日，财政部将其公开范围从4张表格扩大至12张表格。2010年共有74个中央部委公开了部门预算。2011年，财政部开始公开上年全国财政的决算信息；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各部委公开其“三公”经费，到目前已有94个中央部门按要求做了公开。
经过这3年来的财政信息公开，政府的透明度是否有大的改善呢？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自2009年开始对我国31个省所做的关于财政信息公开状况的3年连续调查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该调查设计了包括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基金由粗到细的113项财政信息，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综合评分。
连续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财政透明度较低。在所调查的113项信息中，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3年来平均不足25项，不到所调查信息的1/4。以满分为100分计算，2009年中国省级财政信息公开状况得分为21.71分，2010年为21.87分，2011年为23.14分。该项调查只是考察财政信息的可获得性，没有涉及这些信息的规范性、可靠性与及时性。也就是说，按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财政透明度仍然较低。
从省际之间比较的情况来看，3年来各省财政透明度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分数最高的与最低的一名之间的差距2009年是47.87分，2010年缩小到35.03分，2011年进一步缩小至28.91分。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各省既不愿充分公开信息、但又不甘排名太过落后的一种矛盾心态；在财政透明度上，一种“随大流”趋同的倾向出现了，且较为强烈。
国有企业的信息在所调查的三块公共资金（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企业基金）中透明度最低，3年来得分均低于政府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其中，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信息透明度最低，3年来很少有信息公开。
3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是敏感和细节的信息越是不透明。随着调查信息的内容逐渐由粗到细，或随着调查所涉及的项目越来越敏感，项目的透明度也就越来越差。其中，涉及“三公”经费的内容在这次之前3年中几乎均未公开。
公开的难题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财政透明度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构建有效的财政监督制度也无法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不全面和不具体。现在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通常是笼统的数字，缺乏明细资料，不能对该项支出的构成以及具体安排适当与否做出判断。政府的预算科目分为类、款、项、目、节五个层次，而目前的政府财政报告通常只反映到“类”，部分反映到“款”。
其次，政府所提供的财政信息是滞后的。社会公众不能及时了解预算和决算，人大代表通常只是在开会时才看到预决算报告，在短短的几天会期中要做出认真的审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大量信息即使在事后很长时间也无从查找。
第三，信息公开的随意性较大。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各省名次排列没有规律可循，名次的变化呈无序状态。原来名列前茅者成为现在的落后者，而原来的落后者则一跃而成为第一名。这种情况说明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无章可循或者说是有章不循，随意性较大。也客观地反映出政府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第四，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意识薄弱，在各政府网站上公开的实质性的信息不多，通过公开出版物所公开的信息也十分有限。加上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的态度上仍有所顾虑，处于观望和犹豫状态，易导致依法申请信息公开遭遇较大阻力。
看到这里，或者有人会认为，上述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自2009年以来是非常积极的。确实，从财政部首次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到中央各部委公开部门预算再到中央各部委公开“三公”经费，均显示中央政府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的积极态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方政府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出奇地沉默。如何解读中央热与地方冷的这种现象？
在财政信息公开方面，虽然目前中央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仔细考量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央的预算信息，还是中央部门预算的信息，或是中央部委的“三公”经费的信息，都并没有比地方公开更多，多到足以实施有效的监督的程度。更不要说中央在《保密法》和《预算法》的修订以及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贯彻实施等方面的保守与踌躇了。所以，现在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真正问题是，政府有没有认识到信息公开对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性及其重要程度，确实做到认知与行动的一致。
变革的勇气
财政的不透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法制建设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公共资金被挪用或滥用，违背民意的形象工程，奢侈浪费的职务消费，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凡此种种都与财政不透明，缺乏公众和制度的监督有关。在当前加强社会管理、应对经济危机、维护国家稳定之际，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财政信息的公开显得尤为迫切。针对我国信息公开存在的种种问题，要做到财政信息的真正公开，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法律保障上和行政支持上三个方面入手，切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阻碍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种制度障碍。
从思想认识上，要认识到政府信息公开不是有碍于而是有利于一国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古往今来众多的实例均可证明这点。只有在思想上达成统一认识才有可能真正重视这项工作，发自内心地想方设法去做好这项工作。
从法律保障上，必须根本性修订《保密法》及其相关的保密条例，并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法律。尽快修订现行《预算法》，在新的《预算法》中明确规定财政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明确规定应公开的财政信息的资金范围包括公众共有并委托政府进行管理的、包括一般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国有企业基金在内的所有公共资金；明确规定所提供信息的详细性程度，除了依法界定的机密之外，应主动或应公众的要求或人大政协履职的需要，提供收支科目规定的类、款、项、目乃至具体事项的各个层次信息；明确规定财政信息公布的时间和方式；明确规定政府相关责任部门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具体性和及时性负责，并制订违反规定或不履行责任的惩戒措施。
从行政支持上，在《保密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做实质性修改之前，做到切实贯彻落实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强各地政府信息公开机构建设；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向公众报告财政信息；建立政府财政信息网页，以最便捷的方式完整、系统、详细、及时地披露政府财政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应将政府信息公开和财政透明度作为各级政府问责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加强行政执行的力度。
实现财政透明度目标不需很多额外成本，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已为政府信息的公开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现在更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决心和对全体人民负责的精神。相信只要各级政府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统一并做到认知与行动的一致，中国的财政信息公开之路一定会渐行渐宽，并成为一条通往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刘小兵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别国预算如何公开
李炜光
打开由“德克萨斯州公众政策基金会”创建的“德克萨斯州预算资源网”，会看到网站的欢迎界面：“这是您的钱，您应该知道它们是怎么花出去的！”右上角有一行飞快闪烁的数字，这是德克萨斯州预算网的政府日常开销的计算器。打开它，又会出现一行小字：“德克萨斯州政府花您的钱有多快？”这个精确到小数点的数字每秒钟都在变化，其实它是个事先计算出来的数字，例如，2008~2009财年德州政府预算是1678亿美元，换算下来，每一秒钟政府就要花掉纳税人2664美元。
这只是当地居民了解当地政府预算的途径之一，而且是个民间网站，人们还可以通过另外的“官方”渠道，轻而易举地查到自己所交纳的那笔税钱去了政府的哪个账户、政府打算怎么花费这笔钱和花得效果如何，只是相比之下，“民企性质”的预算资源网显得更加亲切和平民化，是“咱老百姓自己的”网站。
他国的预算公开
美国的预算信息透明为公众监督打开了方便之门，无论行政部门还是国会，只要是参与预算过程的组织机构，都有向公众提供充分的了解预算信息的责任。总统的预算草案完全向社会公开，公众可以方便地在相关的官方网站（如总统预算管理办公室的网站）和书籍文件中查阅到，通常有数千页之多。国会的预算文件及预算会议也是公开的。国会审查和辩论预算的会议也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现场旁听，也可以在相关网站或电视上收看实况转播。
在德克萨斯州，一个名为 “议会预算局”（LBB）的官方网站，由一个名叫“德克萨斯州预算资源”（TBS）的系统负责向公众提供预算查询服务，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查到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历年政府预算的详尽数字。TBS提供两种分类的查询路径：一个是按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划分，226个部门的财务预算资料完全公开；另一个路径是根据预算报告条款进行查询。预算信息一般分作公共安全和刑事司法、商务及经济发展等10个部分，例如，要查医药局2008~2009年度的预算，可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查询方式”来操作，资料类型选择“预算资金来源”，“确认”后，一个全新的页面5秒钟后即可生成。接下来会看到两年间德克萨斯州医药局的预算开支总共8224959美元，其中99.8%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如果重新选择“资金用途”，就可以看到用于监管、许可、同侪协作、电子政务等方面的预算数字分别是多少。只要使用搜索工具，就可以使用在线系统，系统界面上的帮助按钮会教网友如何查询、打印和完成下载。
除了美国，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预算监督透明化方面都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允许公众旁听会议、出版议会辩论日志、实况转播议会活动全程等。在加拿大，议会活动会全天候报道，包括众议院辩论、参议院会议、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特殊事务调查等。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议会是透明度最高的议会，除非法律规定和议长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议会活动均应向公众和媒体公开，媒体可以任意进入议会。英国议会除了允许传媒对议会报道外，还实行文件公开制度。平民院的各类文件一律向公众公开，其中包括平民院法案、平民院材料、贵族院材料以及奉旨呈文。
社会公众的参与空间
预算的公开透明并不是财政民主的全部，政府能否做到严格按照预算花钱，也许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实现预算透明度的过程也并非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财政部门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政府与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这是一种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治理的模式,不仅有利于促进财政民主,还能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实现利益相关主体各方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
近年来在许多国家兴起的参与式预算也有利于预算透明度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巴西的一些城市开始启动参与式预算实践，北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地方政府，也纷纷仿效。非政府组织、媒体、专家和公民介入预算过程，以显示其各自的利益偏好，并对政府预算作出独立评价，是有利于推进预算公开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南非在其预算的准备阶段，全国非政府组织联盟经常就穷人的利益需求问题举行听证会，并对相关群体的偏好进行排序，并将其提交给政府预算准备机构。在英国，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但是推动预算透明的主要力量，在政府预算的评估方面也同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此外，有的国家还建立了纳税人诉讼法规，公众甚至可以通过诉讼来试图阻止可能违法的政府支出项目。在美国，如果某个纳税人发现哪项具体预算开支项目违宪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可以裁决，要求暂停或中止该项开支，这就是纳税人对公共预算的监督权的实际体现。在日本，个人可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交际费支出的诉讼。
预算信息的披露范围
影响预算透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披露范围，它决定着公众能够获得信息的界限。理论上讲，有关政府财政行为的所有信息都应该向公众报告，不公开的为特殊。如果把预算公开的内容按照基本用途做一个划分的话, 预算公开的范围应当涵盖以下三大基金：
政府一般性基金。是维持政府正常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其主要来源是公众缴纳的税收和各种费用，范围涵盖政府预算内、外资金。这部分资金的使用直接关系到政府对公众的受托责任的实现，是财政透明度实现的主要载体。
社会保障基金。一般由政府和社会共同筹集，由政府受托管理，或由政府出面委托其他机构管理，政府负有最后支付的责任，很多国家的福利项目就是由社会保障基金提供的。在一些高福利国家，经常把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有些国家则由政府和雇主、雇员共同负担，不管采取哪种形式管理，社保资金都应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因为它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公共企业基金。公共企业对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就业及物价的影响，可能导致对某些利益团体的征税或补贴。此外，除了特定的非商业目标，公共企业对银行信贷、总需求、通货膨胀、国外借款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实质性的影响，其信息的披露也非常必要。
以上三大基金基本上覆盖了政府所有的公共资金，对其中任何一块的忽略都会使阅读者无法了解政府公共资金运作的全过程，而那些有公开制度要求的基金有可能向没有透明要求的基金转移，以逃避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说，政府披露信息覆盖的范围越广，其财政的透明程度才越高。
一般说，政府公开的预算具体说应该包括以下诸项，请注意，这里应该没有明显的国别区分：
预算收支信息。让公众通过了解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了解政府如何运作。
负债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政府筹集资金并偿还债务的能力，并评估政府履行全部承诺所需要的收入。当然，由于政府投资不是基于利润，而是基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便不能作为判断政府资产管理水平的唯一依据。
绩效信息。让公众了解公共资源的使用或政府活动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风险信息。如政府发行公债的风险、给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在一定条件下转移到政府头上的风险等，都与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职能及其具体政策目标有关，可能导致未来财政资源的损失，因此应向公众披露。
税收支出信息。从表面看，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属于财政收入的范畴，但由于这些特殊条款会使得政府收入减少，进而影响政府支出的规模，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对税收优惠的目标、受益对象和受益程度等信息予以公开披露。
信息披露的具体化和通俗性
应当承认，信息披露有自己的技术边界，不能无限地微分下去，应考虑公众的实际需求，那些对社会公益的发展意义不大的预算信息，即使公开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也不必强行公开。因为这样做意义不大，反倒容易使公众陷于信息的汪洋之中“找不着北”，同时也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至于披露信息应具体到何种程度，应该引入法治程序。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不必也不需公开，需经法律程序予以确认。
预算公开具体化十分重要，信息越具体，信息量越大，透明程度也就越高，也就越能深层次地考察财政支出的合理与否。
预算账本是枯燥的，其中的数字钩稽关系更是复杂微妙，非专业人员很难弄清楚，这就有了预算信息的通俗性问题。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看得懂”，使立法机构和公众明了公共资金的来龙去脉，清楚资金由谁在使用，用在了什么地方，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使用效果如何等。市场经济国家的议员们并非都是预算管理的专家，但是，在其立法监督机构序列中，会有一些研究公共预算的智囊机构参与其中，当议员需要了解预算法案详情的时候，可以随时聘请专家进行系统咨询和技术阐释。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预算的高度透明化和强有力的预算监督，财政资金运行所蕴含的风险就会浮现，秩序就会失控，巨大的损失、浪费就不可避免，形形色色的贪腐行为就得不到应有的制止，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和法制系统的整体性崩溃。财政宪政学说所提倡的人民主权思想和权力制衡理论，应当成为预算公开的基本理念并贯穿于财政监督的始终。（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社会Society
监管码乱象
南关前
虽然生猪价格眼下一路看涨，河北省正定县的养猪户张运清（化名）还是有些担心，屠宰点减少、肉品均要送往几个特定市场，养猪户会不会失去议价的话语权？张运清的担心源于石家庄正在推行的肉菜追溯码。按照石家庄市商务局的规划，到今年年底，流入超市的每一块肉都会有一个追溯码，市民通过追溯码可以在超市的终端机或是通过短信和语音查询到这块肉的流通过程。
肉类蔬菜追溯码并非石家庄的首创， 该市是商务部确定的第二批试点城市。早在去年，商务部就开始在大连、上海、南京等10个城市试点肉类蔬菜追溯体系建设。更早的时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信部等各中央部委都已经有过一轮本系统内的电子监管系统建设热潮，但遭到媒体的不断质疑后，这种合法性和有效性都存疑的部门利益扩张行为无一例外遭遇了挫折。
这一次，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大背景下，商务部推行的肉菜追溯码很快就大面积铺开，但是，这些耗费巨资建设的系统，真的能为百姓带来安全的肉菜食品吗？在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每位公民的身份都有唯一的数据编码，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成了时代潮流，但在这些潮流的背后，往往是一条条长长的利益输送链。
新鲜的肉菜追溯码
张运清并不清楚所谓的肉菜追溯码究竟有什么具体用处，但对他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石家庄的肉菜追溯体系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源头清楚，政府大幅压缩了屠宰点，全市的定点屠宰企业已由当初的79家压缩至21家，下属的每个县则只保留了一个屠宰点，市政府还规划将在市区东南西北各建一个封闭市场，由政府全程监管，届时，本市或外埠猪肉要想在石家庄销售，必须进这4个市场中的一个。
“屠宰点少了，进市场的渠道窄了，我们这些零散养猪户在肉价市场上的议价地位很快就没了。”张运清说。但对那些超市和菜市场的猪肉销售户来说，他们同样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自从有了这个肉菜追溯体系，不仅他们去批发市场购肉必须使用一种IC卡，实行刷卡交易，增加了烦琐的程序，连肉秤都要统一更换成一种“溯源秤”。
“换秤的钱谁来出？每一块肉上贴码，费事费力不说，肉有大块的小块的，要是尾货，买的人割走的是两头猪上的肉，到时说得清楚吗？”记者在石家庄市中心一个大型菜市场采访时，肉贩们纷纷抱怨这种玩意根本就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唯一增加的是市场的交易成本。
事实上，猪肉质量和屠宰点数量是否有必然联系？要求肉品都进入某一个或几个市场交易是不是一种变相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政力量对于市场末端交易行为的干预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值得追问。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对各类监管码一直持续关注，“商务部只是负责商业规划的部门，现在却在肉品安全上插一竿子，要求商户都贴追溯码，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且实效存疑。” 周泽说。
夭折的电子监管网
其实，不光是肉菜要办“身份证”，细心的人发现，我们的生活中早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各种监管码，商超“食读机”、药品电子监管码等等早已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扎根，虽然，很少有人真正去使用这些新玩意。
众多监管码中，当年轰动一时的莫过于“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了，又被称为商品的“电子身份证”，每件商品被赋予唯一编码，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后，经由设在消费场所的终端设备，即可辨别商品真伪，监管部门对其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实现产品从制造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令假冒伪劣商品无处躲藏。
从2005年始，国家质检总局发文并多次召开现场会、片会，由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领导巡回各地，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督促各地企业将产品赋码加入电子监管网。
当年，河北省是全国首个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试点。按照规划， 从2005年到2007年底，中国产品质量监管网系统平台投资在河北将达10亿多元，全省在城区商业企业以及市、县、镇级、村级商业网点和“农家店”部署查验终端2万处。在石家庄的大型商场，类似于银行排号机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终端，曾一度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这些被誉为“慧眼”的终端而今命运如何？
“没有印象，几年前用过吧？”石家庄中山路上某大型商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遍寻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终端机，最终在摆放一堆灯具的角落找到了一台。这台机器在这里废弃了多久，售货员也无从知晓。当年力推电子监管网的职能部门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这项工作早已陷入停滞。个中原因，主要是受到了企业的集体抵制，国内多家防伪企业最终和国家质检总局对簿公堂。据了解，电子监管网的盈利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入网企业每年需缴纳600元数据维护费，另一个是消费者查询需支付查询信息费和电话费。以此测算，每年企业交纳的网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除了防伪行业外，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也纷纷表态，明确表示反对推广电子监管网，因为这样加重了企业负担。据一家生产巧克力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测算，由于赋码后要给每件产品贴监管码，从机械到手工，将增加人工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仅此一项，每年净增成本在1亿元以上。
遭遇多方质疑后，2008年10月，曾经红火一时的电子监管网推广工作终于偃旗息鼓。在质检总局官方网站上，总局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组织机构中的“电子监管网推进领导小组”和“推进办公室”也被删除。
层出不穷的新玩意
在记者的实地采访中，当年的电子监管网终端已经很难寻找到踪迹，不过，更新鲜的玩意层出不穷。在石家庄市中山路的一家大型超市，记者见到了一种名为“4G诚信码‘食读机’”的机器，这种机器高约两米，有两个显示屏。这家超市一共摆放了两台食读机，其中一台没有接通电源，售货员告诉记者，这台设备因为经常出故障，故而没有使用。
另一台“食读机”静静地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记者在它旁边蹲守1小时，也没发现有一位顾客使用“食读机”。蹊跷的是，记者遍寻食品货架，只在一种薯片的包装上找到了这种4G码。将4G码对准“食读机”读码的部位，竟然没有任何该食品信息显示。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没有一个人对此机器有兴趣了解。一个顾客说，“我只要知道买到的食品是安全、卫生的就行了，要知道那么多信息干嘛？再说了，发生质量纠纷是消费者和商超之间的事，跟什么食读机有什么关系？”
原来，从2009年9月起，石家庄市成立了一个名为创建“食品安全最放心城市”办公室的机构，并开始在商超布点“食读机”，在当时的宣传中，“食读机”是一部智能型、多功能的识读设备，食品包装上的4G编码包含了食品生产、经销企业的诚信状态、失信行为记录等信息。哪些厂家食品不合格，市内哪些商场、超市、宾馆、市场的哪个摊位食品有问题，哪些企业失信于消费者，“食读机”都能显示出来。
推广“食读机”曾被称作石家庄创建食品放心城市的一大创举。然而，“食读机”落户之初，人们就发现其备受商家和消费者冷落，相关部门曾表示，要尽快让“食读机”派上用场。近两年过去了，其境遇并未有根本改善。一个参与企业寥寥可数，消费者查询率极底的食品安全监管手段，其实效如何，可想而知。
同样陷入争议漩涡的还有药品电子监管码。国家药监局去年发布文件规定， 凡生产基本药物的中标企业，应在2011年3月31日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基本药物出厂前，生产企业须按规定在上市产品最小销售包装上加印（贴）统一标识的药品电子监管码。
也就是说，不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药品生产企业将失去招标资格。这种被称为药品电子身份证的监管码在推行过程中也受到了部分药企的抵触。因为要给药品贴上这种标签，要增加人手进行手工操作或者是对生产线作出相关改造，增加了药品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
吊诡的是，此次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支持单位亦是中信21世纪（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家质检总局推广的电子监管网略有不同的是，此次赋码企业需要交纳600元费用，300元由政府支付，另外300元由企业支付。
在推广各种电子监管码时，各部门无不以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由，称电子监管码是加强信息化监管的一种手段。然而，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假造假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推行电子监管并没有抬高违法成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产企业的守法成本。
可疑的监管码
事实上，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数码防伪优缺点并存。而其防伪效果受众多因素影响，如果查询率过低，其防伪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起不到防伪的效果。
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子监管码更是意义不大。 “肉、菜、食品这些日用品，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些产品是安全、放心的就行了，没有必要一一追溯其来源。”周泽说，从法律层面看，行政部门强制推行的各种电子监管码都于法无据。无论是翻开《产品质量法》还是《食品安全法》，法律并未规定产品需要赋印各种电子监管码。《食品安全法（草案）》经过第二次审议之后，电子监管码制度最终被删除，国家不再强行要求食品、家用电器、化妆品等产品加贴电子监管码，防伪和电子监管重新回归市场，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
周泽认为，相关部门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其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职责转移给消费者，由消费者去查询从而实现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产品质量监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07年前后，正是国家质检总局大力推广电子监管网之时，随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被爆出，一些问题产品竟然都是“国家质量免检产品”。事实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产品有没有电子身份证，而在于它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有没有出现问题，各个执法部门是否履行了监管职能，对不法行为的查处打击是否到位。
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各种电子监管码推行几年来，一直受到各个行业的质疑和反对。但大多数企业被赋码时虽多有怨气，却很少有明确公开的反对。个中原因，周泽认为，在于政府部门的选择性执法。从质检部门推行的“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到工信部门推行的“绿坝”，再到最近出现的药品电子监管码和肉菜追溯码，无一不是通过部门立法赋予权力，强制推行某一种东西，存在明显的限制和排除竞争行为。有的部门还公开表示，将对不参加其监管码的企业产品实行重点检查，其中暗含的权力逻辑令人生畏。
政府该如何保证消费安全？
“作为一种监管技术，给产品打上电子身份证，其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行政部门的这种行为背后有没有利益驱动，增加的成本由谁来承担？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制定规则，营造更公平的环境，并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它应该和这些企业之间没有利益关联，只有这样，其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才不会受到质疑。在成本分担上，不管政府和企业如何分担成本，最终为这种监管手段埋单的可能还是消费者，如果经过充分的论证，的确为了公共利益，有必要推行，应该降低成本，引入公众监督，而不应该让这件事成为政府部门的牟利之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曾经多次参加监管码的论证，“为什么这么多部门热衷搞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欺骗性，欺骗消费者，欺骗上级部门。条形码都能作假，怎么可能监管？各个部门可能借监管码去牟利，但却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郑风田说，监管码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社会的诚信度很高；流通的中间环节很少；监管又十分有力。在我国，从田头到餐桌，几十万家小作坊，2亿多小农户，有各种各样的环节。实施监管码成本太高，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作假都没法控制。比如瘦肉精，它里头各种各样的防疫卡，这卡那卡掏了钱就可以买到。
从已经暴露出的恶性食品安全问题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停留在低层次作假和添加剂滥用阶段，监管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打假。“北京市有地方居然卖五六块一只的烤鸭，这种鸭都是臭的，居然没人去管。你现在不管这个，还去推什么监管码，不是自欺欺人吗？”郑风田说。
在他看来，各部门没有管住核心的东西，而是搞一些技术性封皮，不排除一些部门拿监管码作为部门利益化的载体。不光是监管码、追溯码，还包括现在各种各样的认证，各个主管部门下面都有认证的机构。认证要收很多钱，至于这些企业是否按认证的要求严格执行，没人去监管。比如现在搞的各种各样的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这些认证的都是部委下面的机构，至于发了证之后，有没有去跟踪这些企业，是不是按照认证的要求，它根本没有力量监管，它只管认证收钱，如同卖文凭一样。
长期以来，某些政府部门习惯了这种收费式监管，其实是追求个人利益、部门化利益。一说到监管，就想到收费，让企业买码承担费用。由于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监管部门想当然地认为，有了追溯码，坐在办公室就能查出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不可能，消费者也不关心。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部门的懒政，如果平常下去做了工作，哪个环节出事马上就找出来了。
专栏Column
从利比亚事件看国际法走势
莫盛凯
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而国际法则属于价值层次的内容，两者之间既存在张力，也存在作用反作用的关联。始自2月的利比亚事件，暴露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不足，在各种反思中，国际法视角的思考在人类社会日益组织化、机制化的今天尤有价值。
此次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危机，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总体上并未脱离现代国际法的框架。2月26日，安理会1970号决议对卡扎菲等相关人员禁止出境、冻结资产。3月17日安理会1973号决议认定利比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据此启动联合国集体安全程序，授权会员国采取行动执行决议。3月19日，巴黎峰会召开当晚法国率先开始军事打击；30日，有联合国、北约、阿盟等国际组织及近40个国家代表参与的伦敦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后，北约开始接管军事行动。
这是安理会历史上第七次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使用武力，也是第一次完全因为人道主义理由而授权使用武力。由于联合国的权威性，作为其集体安全制度唯一决策机构的安理会就成了最后的裁决机构。重要政府间国际组织决议已被中外国际法学界接受为国际法渊源之一。安理会所做出的不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还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软法”），都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即时国际法。
不同于国内法，国际法是一种横向之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国际社会中国家的权力与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是合二为一的。国际法也因之被界定为是“软法”或“弱法”。已故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指出，研究国际法就必须研究国际关系，否则国际法就会脱离实际。而从利比亚事件早期发展来看，不光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连多数阿拉伯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也主动寻求并支持对利比亚平民的人权施加国际保护。国际社会正经历着“第四波”，人权的保护需要通过作为现行国际秩序基石的主权，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积极落实。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完善，正日益明确当主权无力或者不愿保护人权时，通过合法途径对于人权施加国际保护的合法性。而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对军事干预利比亚的热衷既是其力量的体现，也将对国际法上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回顾国际法史可以发现，国际法的发展正呈现为从区域法到全球法，从战争法到和平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国家间法到人类法等等特点。而“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最早的也是重要的渊源之一，其形成是缓慢的国家实践积累过程。安理会1973号决议将成为影响“对人权施加国际保护的习惯法”确立进程的重要一环。国际习惯的确立包括“国际实践”和“法律确念”两个要素。国际法学者德·维舍曾对其过程有过形象阐述，概括起来就是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西方国家之所以热衷于以人道主义理由干预他国事务，除了价值观的差异，不能忽视其基于国际法形成规律的长远盘算。如果说北约对前南的介入仅仅是西方群体价值的体现，那么此次利比亚事件的安理会授权无疑将成为今后确立相关习惯法所需普遍认可的重要佐证。
利比亚事件对中国的启示之一就是要重视国际政治斗争决策的国际法意义，也应善于利用甚至有意创设国际法，来进行和约束国际斗争。其一，特别注重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认知上的一致，阐明非西方世界的人权观和对人权的不懈追求；其二，推动完善国际人权法，明确人权国际保护的条件、机构、途径、程序以及责任，尽可能减少西方国家以人权干涉主权的法律模糊性；其三，把对安理会的改革主张引导到规范授权的方向上来，加强安理会军事参谋团对授权强制行动的指挥，并建立责任制度，避免安理会在授权做出之后的边缘化，同时限制对决议解读的随意性。(莫盛凯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人道凋零时代想起史怀哲
南方朔
我是读史怀哲（Albert Schveitzer,1875~1965）的书长大的一代。史怀哲是体现人性光辉的20世纪代表人物，他是管风琴演奏及指挥家，是神学家，更是医师，到非洲行医，透过具体的实践亦彰显人道的价值。他毕生获奖无数，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而到了学誉的高峰。
其实，诺贝尔奖对史怀哲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一生的成就早已比诺贝尔奖大了不知多少倍。近代西方神学研究里，试着还原历史里的耶稣和使徒保罗，史怀哲有着原创性的贡献；近代古典音乐的巴赫译释，他也是个先驱人物。单单这两项成就，就足以让他列名在西方最重要的神学及古典音乐学史册。除了专业学术及行医外，他对20世纪还有一项了不起的贡献，那就是他用人文关怀的观点重写文明史，希望透过这种哲学的重新解释，来提振近代的日益沉沦的人道精神。
因此，史怀哲真当得上20世纪特异俊才的称号。在每一项都有原创性和先驱性的贡献，于是，人们难免要问，他的人生短短90年寒暑，他的这些成就是怎么办到的？他是不世出天才吗？
对此，我在他的自传里读到了非常有启示性的一段，他说他一生治学研究和思考的方法：
——不仅仅以提供某种解答为满足，尚致力于探究并撰写整个问题的历史，我三度采取如此迂回吃力的研究方式，可归因于亚里斯多德，记得第一次阅读其《形上学》，发现他总透过对先前哲学的批判来探索哲学的问题时，不知狠狠地抱怨了多少次！但研读这些段落也同时唤醒我内在潜伏多年的因子，从那时起，一股强烈的驱策力迫使我在理解问题的本质时，不只是看它现在所呈现的面貌，还透过历史追溯其演化过程。
我认为史怀哲的这段话，除了天子自道外，其实也读到了思考治学的根本。在世界上，人们所继承的无论是思想或者制度，都是被给定的，既然是被给定的，我们对某个问题会去怎么反应，它的选择种类当然也受到制约。但一个真正的原创人物，他的思维方式却不同，他一定先去把那个问题本身做一番探究，那个问题最先是怎么发生怎么被设定的？它的语词概念系统为何？它和当时的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有透过这种总体性的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才可被理解。有了这样的理解后，等于人已不再被原来的问题意识所框限，而跑到问题的上面。史怀哲对历史上的耶稣及神学之所以会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对《福音书》的文本做出不同的解释，原因即在于他对古典弥赛亚的起源与演变有了全盘性的理解所致；史怀哲在巴赫管风琴的演绎上成就了一家之言，这也是他娴熟这种乐器的历史、古代的记谱法以及对音乐学上的美学效果有了全面性的理解有关。搞学术的人都知道，不了解全面就不可能了解局部，亚里斯多德那种探究问题起源的方法论，乃是史怀哲在思想学问上能成其大的关键。
史怀哲的思想、行动及著作都极为不凡。而我认为他对我们那个时代最有一般影响力的应为《文明的哲学》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他重写哲学史，意图重新找回消失已久的人类古老的生命关怀及人道精神。他和有些人道主义者不同，他不认为空泛的人道概念可以重振人道精神，而是认为生命关怀及人道精神乃是一种现实世界的神秘主义，它会勾动出人们的世界情怀和人道热情。那不是一种庸俗化了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生命与热情的呼唤。在哲学愈来愈技术化、教科书化的时代，它其实是在埋葬着人道精神。近代人说人道的愈多，但做人道的却愈少，也证明了史怀哲的见解确是谠论。
关怀生命价值，强调人道精神，这是一种生命的热情，它的位置超过了书本上的说人道。近代的世界早已不再是人道世界，反而是个反人道的世界。处于这样的时刻，我更怀念史怀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