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被称为“自媒体”的时代，微博作为新兴的媒介以其显著的特点而呈现“井喷”式的增长，政务微博、商务微博、官员微博大量涌现。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借助微博这个平台参与政策议程、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监督过程中。微博问政一时也成为网络的热词，但微博作为公民积极参政议政的民主新形式是否具有持续力和推动力还有待考验。
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既往单位体制下的公民参与以政府组织和动员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只是公民“出场”或者决策贯彻的过程，缺乏公民权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们有较多利益诉求，尚未形成合适的表达渠道，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能力较低。随着微博的兴起，公民可以利用微博作为一种非制度性诉求渠道，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微博：公共领域的新媒体
微博作为互联网的新宠以其不可抗拒之势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2011上半年度中国微博报告》，截至7月6日，仅新浪微博上，政府机构微博数达4920个，政府官员微博达3949个。大量政务微博的涌现带来微博问政的升温。在中国，即使一些惧怕网络的官员也不得不注册微博、关注微博、利用微博。在西方世界，如果还有谁不迅速从电视政客转变为网络政治家，他肯定会被选民所抛弃。微博广受追捧在于它区别于一般的纸质媒体，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多样性和多重性。无论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城市中产阶层，只要在新浪、腾讯注册一个微博账户即可发送140个字的短小微博。公民可以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生活中所见所想所感，政府各部门也可将科教、文卫等信息及时上传。微博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垄断，给了公众参与政治的平台。具有共同利益或是达成共识的公众形成强势的公民力量影响政策过程。
开放性和互动性。微博使普通人都能成为记者，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汇聚了海量的民意，微博以一种包容开放的姿态迎接着四方的访客。同时可以在微博进行评论与互动，原有的信息和评论可能被无数次转载。
无过滤性和非制度性。有账号的任何人都能发微博，包括吃穿住行。微博不能自动筛选、过滤所关注对象的某些无用信息。微博让有知识的公民用恰当的非制度性方式毫无保留和阻拦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府根据公民诉求和权力范围对利益进行整合和回应。
正是微博这种开放性扩展了公共领域的空间，让更多公民参与，给他们以辩论和发表意见的空间；微博的互动性，让公民的诉求得到回应，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推动了公民参政的民主化进程；微博的非制度性，减少了公民参与的诉求成本和诉求“关卡”，弥补了制度性诉求的缺陷。
微博问政可以有效改善公共政策过程
可以说，微博问政改善了公共政策过程的信息渠道和议程参考，推动着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民主化进程：
首先，推动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在政治生活中，存在很多社会公共问题，政策制定者主体往往只能从问题清单中筛选一部分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那么，什么样的问题能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并纳入正式的政策程序中？以往政策问题由政治精英、专家、学者提出和主导，普通公民很难甚至无法通过正式的渠道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诉求。微博让具有共同的社会认识的个人组合成群体，形成强大的阵容，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微博聚焦了公众所关心的热点事件和热点话题，放大了公众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打破了传统媒介对信息的垄断，扩展了公共领域空间，改变了公共舆论结构。
其次，扩大政策备选方案的参考范围。政策问题一旦进入政策议程，目标落实到选择适合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以往备选方案、政策建议以及解决方法都是在专业共同体中产生。这些专业共同体包括学者、研究员、咨询顾问人员、职业官僚、利益集团。微博的兴起，大量官员和政府机构开通微博，公民可以直接在政务微博上提出建议，这种有序参与更有利于体现民意，代表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最后，适时调整政策执行的方案。政策执行是把文本变为行动的动态过程。政策执行受政策方案、政策执行机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对象、政策资源多重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客观环境随时不断发展变化，政策方案需要及时调整、修正和补充以适应执行需要。微博提供了一个政策得到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平台，公民可以对政策执行的情况进行跟踪和反馈，及时提供政策建议，弥补政策方案缺陷，使政策方案有效贯彻执行。
微博问政的开放性、公开性打破了传统行政关门讨论决策模式，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有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这种面向广、成本低的问政方式增加了公民与政府官员的互动，使公民的诉求能得到回应，有利于提高公民民主参政议政的意识和热情，也有利于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有利于公民参与的民主化进程。
公民时代的微博问政
微博问政不是一种技术手段，强调的是一种问政机制问题。登力维数字时代变革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在于强调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变革在管理系统以及公民和服务使用者互动中的重要性，这一变革的影响不是由技术行为决定的，而是通过与信息系统相关联的认知行为、组织、政治和文化变革展开的：第一，微博兴起并广受青睐，并不仅仅是因为微博本身，而是公民认识到微博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问政渠道，可以参与公共政策议程、政策方案、政策执行和评估过程中。这种意识的觉醒来自于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平等开放自由理念深入、民主化的土壤日益成熟。第二，微博问政是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创新，着重完善问政机制，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开通微博，要及时更新和回应。政府应理性对待批评，不要寄希望每个公民对国家歌功颂德，只会接纳表扬的政府和官员逐渐形成自以为是的高调作风。第三，政府信息部门及时公开信息，不要总是“堵、捂、瞒”，否则只会失去其公信力。让政府在阳光下进行，更有利于政府和公民健康成长。第四，政府开通微博不应有做秀嫌疑。第五，建立一套完善的问政机制，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养和为民服务的官员借助微博向公民解释、传达政府信息。
微博问政不是否定传统行政载体，而是依托网络作为政治的长效平台。公共行政已经产生三种模式：建立在政治和法律标准之上的传统公共行政，以经济和市场考虑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以及建立在公民参与和民主治理之上的新公共服务。网络媒体微博问政机制还不健全，并且相当松散。微博问政只是新公共服务的一种补充，我国并未完全由公共行政向新公共服务转变，传统行政组织比较健全，新的网络组织并没有建立，否定传统行政、一味推崇微博问政只会造成国家失控和政策凌乱。微博只可作为公民向上层反映问题的一种非制度性诉求渠道，减少官僚层级制度对公民参与的诉求成本。
微博问政不是“精英政治”的垄断，而是公共领域的建构。网络新媒体推动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信息的公开化，有利于建设民主政治和拓展公共领域范围。微博给公民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公民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意见，并且进行交换和协商，形成一致的看法，凝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精英政治家掌控着政策问题提出、政策议程设置、政策方案的主导权，以其专业知识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垄断着政治资源，以其高度专业的术语显示着对社会某个公共问题有独到见解，民意被掩埋。微博讲究短小精悍，字数限制了长篇大论，模糊了精英政治家和普通公民的界限。现在的精英政治家追求话语的犀利和偏激博得广泛关注，公民缺乏判断力就会卷进政治家制造的舆论漩涡。
微博问政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追求合理的舆论结构。简单的多数原则是指获得投票人支持最多的决策方案获胜，但这一多数可能是绝对多数，也可能是相对多数，在投票人偏好差异影响下，极有可能形成多数只是“少数”的局面。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网民结构失衡，2010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只有34.3%，从城乡结构来看，城镇网民比例达72.7%，从年龄结构来看，30岁以下网民比例答58.2%，从职业结构来看，学生比例达30.6%，从学历结构来看，高中及以上学历达58.8%。微博用户的结构失衡更为严重，部分公民不能及时有效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话语有失公允。在网络关注度很高的社会公共问题并不代表大多数公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某个利益集团倡导的公共问题，政治方案的提出不一定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微博问政存在着严重公民结构失衡，对新型民主提出挑战和考验。
微博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简洁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等特点吸引着公众。微博同样受到高层官员的重视，作为新媒体充分发挥第四种“公权力”的作用。微博是公民参与诉求和维护利益的一个平台，是代议制民主实现的有效形式，公民这种通过非制度性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有利于推进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进程，也有利于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但微博问政的有效性受到考验，其舆论结构的不合理性、管理的复杂性受到挑战和议论，现代政府应该建立更多制度性畅通渠道维护公民权利和利益。
（作者分别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南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