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月16日晚，新加坡防务展签订的订单总额已超过310亿美元。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航展吸引了全球几乎所有顶级的航空以及防务公司参展，规模创历次之最。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公司都派出了豪华阵容，有超过65架最新飞机参展或参加飞行表演。虽然这些飞机表面上有军用和民用之分，但在技术上大多是相通的。换言之，它们都是相关国家军民航空和信息化技术融合的代表作。

　　众所周知，军民融合普遍被各国视为强军的成功经验。而强化信息化军民融合，则是军事强国在信息化时代为加速战斗力生成作出的共同选择。

　　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把适应打赢机械化战争的战斗力转变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要想把信息化技术迅速转变成战斗力，必须转变机械化时代的相关体制。尤其是信息化战争具有高消耗性、高技术性、高依赖性，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军民融合之间体制的梳理，想要提高军民信息化融合的效率势必有一定困难。

　　一些军事强国之所以能够较顺畅地突破军民信息化融合的瓶颈，生成稳定、持续发展的战斗力，正是因为在国家层面的立法上注意强力打通体制性壁垒。早在上世纪末，美国就通过立法手段解决了体制性难题。相关法案将军民融合的职责划分、权力分配、工作机制等固化到法律条文中，避免了执行中的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如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著名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会在第一时间把现代飞行器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于帮助美军开发、生产、测试与改装空中或水下装备。正是诸如此类的规定，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美军装备技术上的领先性。

　　信息化战争是国家各种资源的综合较量，客观上要求统筹安排军地两个系统的资源，密切军用与民用技术设备间的联系，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如世界军事强国在外层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上，就将卫星作为军民通用的资源，既服务于经济建设又运用于侦察监视、预警探测、指挥控制、信息通联等军事领域，达到了“以民促军”的目的。有美国学者指出：二战结束后，盟国规定不许日本生产进攻性武器。但你如果去过日本就会发现，日本的输油管与加农炮管一样粗，天然气管与榴弹炮管一样粗，水管与步枪的口径一样粗，一旦日本投入战争，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制造武器。

　　在信息基础资源、技术、动员的融合上，许多国家的成功做法是依托民用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解决军队高速数据、宽带业务及移动通信等问题，使之既满足军队需求又能服务地方。据统计，美、英、德等国军队信息化建设80%以上的技术均来自民用信息系统。在涉及信息化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国主要通过立法全面贯彻“高速公路与军事快速通道相结合，隧道与隐蔽工程相结合，高速枢纽与战储基地相结合”等思想。

　　当然，成功的军民信息化融合在促进军事发展的同时，反过来也将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美国近年来在发展国家和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过程中，便带动了相关民用高新技术发展和新型产业的形成。

　　军队战斗力主要是由人、武器装备及二者的结合等组成，因此各国在实施军民信息化融合，提高信息化军队战斗力过程中，无不重视依托地方培养造就懂得信息化战争和信息化建设的军事人才。目前，美军在该国数百所高级院校都设立了后备军官训练团，利用高级院校接触科技前沿、科研精神浓厚等优势，负责培养该国70%的初级军官和30%以上的高技术人才。俄罗斯等国也在与信息化、医学有关的院校，安排培养军队所需人才。美国一家智库认为，依托负责信息化前沿研究的院校培养军事人才，是加速军民信息化融合的捷径，因为经过这种模式培养出的人才可谓军地信息化融合的“桥梁”。当这些人参与研究信息化武器装备时，必然会更加注意汲取民用信息技术的精华，赋予武器装备更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代表美国新型作战能力建设的重点项目，如“国家网络靶场”“网络跟踪计划”等，其实最初的创意都来自研究机构。

　　当然，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球化，这也决定了军民信息化融合有时会以跨国界的方式出现。近些年欧洲多国参与的“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印度允许一定的国外资本参与武器制造的私有企业等，都是军用技术全球共同开发的鲜活案例。某种意义上，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依靠一国力量包打天下、单打独斗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扩大开放、走出国门，是信息化军事领域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新加坡航展上，会把号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拿出来展示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其中很多装备都是多国共同研究的结果，也需要在与他国先进装备的竞技中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