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定位问题。很遗憾，回归的主体和客体都刻意将此事略过了。然而，历史是无法轻易略过的。回归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外飞地（exclave），其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英国对香港有一套缜密的治理规划。回归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颇有内飞地（Enclave）的意涵，其尴尬和困窘一言难尽。衮衮诸公只想揩油而不愿招惹麻烦，“刻意掠过”香港定位问题，就可以自由发挥了。香港在中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香港回归后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香港能够精确定位，香港就能发挥它的作用，香港也就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否则，香港将毫无悬念地被替代、被挤压、被遗弃。在香港回归十五年之际，展望未来的道路，仍就是一片迷茫。

回归，回归，回到哪里？归向何方？

一、历史的遗憾。

早在三十年前，英国发动马岛战争开始，全世界就在讨论香港的未来了。英国在讨论，中国在讨论，其他国家也在讨论。事实上，从那一天起，香港的定位开始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了。也就是说，香港的角色悄然发生了转变。

非常遗憾，英国的政客，在明确香港的政治归属之后，细致地安排了英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退出机制。为了保证英国利益最大化，英国人对香港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在1982年之前，香港是作为英国金融资本在亚洲的枢纽而备受呵护。英国人对香港的发展有着比较深远和周全的考虑。但是，1982年之后，形势出现变化，英国人对香港的治理开始出现大逆转。最经典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八三年，港英当局突然取消了香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将香港置于美元剧烈贬值的直接冲击之下，使香港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产业升级进程嘎然而止。香港房地产行业开始畸形发展，香港人才和资本出现大规模流失。

非常非常地遗憾，当时中国处理香港事务的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外交官，他们过多地关注香港政治主权的归属问题，他们甚至没有经济主权的概念（至今仍无改变）。他们没有能力规划香港经济的未来模式。最令人无法原谅的是，他们甚至无法看清英国人在政治安排以外的其他“设计”，竟然用《基本法》替英国人的“设计”进行法律确认，导致了以后香港经济管理极其被动的局面。笔者在拙文《回到一九八三年》中，详细比较了香港和瑞士三十年来的变化，相信读者自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到了十五年前，在理论上，中国政府正式“接收”香港了，应该可以规划香港的未来了。然而，在一场宏大的仪式之后，“主权”概念竟然悄无声息了，只剩下“港人治港”这个美丽的传说了。事实是，到了1997年，香港经济管理主权已经悄然归属美国金融资本了。也就是说，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并不在“港人”或“国人”手上。香港在不经意间，又变成了美国的外飞地（exclave）。中国中央政府无意也无法管理香港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举例，香港在回归五年后，自行取消了执行近百年的遗产税。事实上，香港在回归后，以更加疯狂的方式向普通劳动者变相征税，以更加惊人的规模向国际金融资本转让利润。历史让人无限感慨，当解放军进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经济边防反而失去了一切屏障，香港的财富以惊人的方式迅速流失。

研读香港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史，让人五味杂陈。回归前后，香港本土的财富开始了大规模流失；同时，大陆的财富，也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大规模流失。香港三十年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经历了一次干净彻底的产业转移。笔者缺乏精确的资料，笔者保守估计，在三十年中，香港本地净流出的财富应该高于10000亿美元，通过香港净流出的大陆财富应该高于20000亿美元。回归，回归，到底回归了什么？香港，成为了殖民地回归中，又一个惨痛的案例。

现在是公元二零一二年了，中国人明白一些东西了吗？未必！中国人会认认真真总结香港回归吗？很难！那些吃港澳饭的家伙仍然在唱政治高调！香港老百姓看懂一些事情了吗？没有！香港人迷信洋人，迷信到自己不敢站立思考的地步。港府用纳税人的钱，去请一些莫名其妙的“国际名流”来做港事顾问。

其实，殖民地的旧主人并没有真走，殖民地的新主人并没有真来，殖民地的旧奴仆都还在，香港回归之路依旧是漫漫无期的。

不认真解读历史，如何能够规划未来？

二、现实的选择。

笔者连续阅读了15年来的香港特首施政报告和香港财政司的预算案。“抄作业”都到了“脱坯”的程度，真的叫人无语。

香港的管理者（包括立法当局和司法当局）在集体梦游。香港的所谓四大支柱产业（金融、贸易、地产、旅游）均已跨越了历史性的顶部，滑落的趋势根本无法遏止。旅游业依靠大陆人民自由行来支撑；地产业依靠大陆居民异地置业来支撑；贸易和物流依靠大陆关税漏洞勉强维持；金融业依靠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勉强维持。简单一点儿说，香港经济是靠中央政府刻意放水而勉强维持的。香港本土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已经损耗殆尽了。香港管理层，总喜欢用未经还原的港币计价资料，“见证”香港GDP的发展“成就”，他们的“陆客”风范殊为搞笑。港府从不提供香港资产净值变动数据，更不提供香港资产回报率变动数据。事实可能非常残酷，香港本地财富流失情况非常严重，香港正在失去创造价值的能力，香港经济整体效率正处于加速下滑的过程中。无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香港现实的选择，就是必须恢复创造价值的能力。

笔者反复提醒有关方面注意香港经济与瑞士经济的比较。我们应该认真分析香港中断产业转型的原因。事实上，正是1983年后，错误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中断了香港已经开始的产业转型。鉴于本文的篇幅限制，无法将1983年后香港与瑞士的财政金融政策详细列表分析，笔者仅仅说出比较分析的结果：

第一、香港未能及时增加资产转移、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三方面的税收，未能遏制资本向境外和投机领域的转移，未能及时阻止产业空心化趋势；未能及时建立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得新兴产业丧失了发展时机。可以说，1983年后香港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非常糟糕。笔者必须指出，1983年后香港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将殖民者的无耻暴露无遗。当然，我们也同时见证了被殖民者的无知，那是多么可悲而可怕的无知！时至今日，大陆和香港的学者仍然在赞颂香港所谓的“先进制度”，竟然用《基本法》保证这个制度五十年不变。

第二、1983年香港取消了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就意味着香港失去了经济管理主权，也就是说香港丧失了管理通货膨胀的能力。事实上，从此之后，香港就成为港币计价资产的超级赌场。国际金融资本得以从精心设计的赌局中，逐渐掏空香港本地财富以及在香港流通的大陆财富。瑞士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管理通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地方，一切产业都将失去存活的外部条件。英国人利用资产价格波动完成了英港精英套现的全过程，却给香港留下了巨大的泡沫。一夜狂欢，一地鸡毛。

香港1983年后的财政金融政策，导致了地产及其相关投资的快速升值，这就迫使资本退出生产行业并转向高回报的投资和投机领域。这样，一方面为英港精英套现提供了充裕资本；另一方面，掐断了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资金来源。香港也因此丧失了像瑞士或韩国那样进行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史机遇。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香港居民，现在主要是依靠过去三十年在大陆的投资收益勉强维持，这样的日子可以支撑多久呢？

那么，2012年的今天，香港还有重建创造价值能力的历史机遇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的新兴产业仍有一次历史机遇：做华文信息产业的生产和交易中心。

华文信息产业正在以令人震撼的速度增长（年增长接近200％），华文信息产业总规模已经超过了香港GDP的两倍有余（总规模超过50000亿港币）。华文信息产业足以支撑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首先，由于香港拥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没有政治审查制度），拥有华文创作的最大自由度。其次，香港拥有独特的语言优势，可以自由穿行于繁简中文和英文中文之间，可以成为最佳的文化媒介。再次，香港天然具备华文信息类产品的交易市场，港人的触角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可以最有效率地完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衔接。只要香港政府大胆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创新，充分调动香港的人才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势等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成为华文信息产业的最大受益者。当然，香港也可以藉此完成第二次经济腾飞。

三、中央政府的责任。

显而易见，规划香港的未来，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十年前，我国刚刚打开国门，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我们什么也不懂，我们被阴险狡诈的老牌帝国主义算计了，没办法，权当是学费吧。可是，三十年后呢？现在是公元2012年了，香港回归都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搞清楚香港的定位了吗？如果，香港的历史定位就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提款机，那你们凭什么说香港明天会更好？

请北京面对冷酷的现实，香港的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香港的经济潜在着巨大的危机。我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可能在香港遭受严重挫折。一句话，香港必须进行历史性变革了。香港如果不能迅速变革，香港的经济问题将演化为政治问题。失去了创造价值的能力，香港将会很快枯竭预算平衡能力。请设想一下，或许十年之后，香港政府将需要中央政府财政补贴才能维持正常运作。我们希望用毁灭一个经济奇迹来示范我们的管理水平吗？香港历来都是中国的政治“阑尾”，一有风吹草动，此处必然首先“发炎”。香港经济就是香港最大的政治，不能再胡涂下去了啊！

搞清楚香港的历史定位，才能展开香港的历史性变革。要搞清楚香港的历史定位，需要对香港的资源禀赋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笔者将香港的资源禀赋概述为两条：一是文化禀赋；二是资本禀赋。

就中国未来发展而言，香港可以但负两项使命：一是中国文化外向发展的使命；二是中国资本外向发展的使命。也就是说，香港要尽快占领华文信息产业的战略制高点，香港要尽快建立港币次级主权的独特金融优势。为此，香港需要系统的制度和政策变革。

笔者将香港的变革内容做简单概括：

第一、香港有必要尽快修订完善《基本法》。鉴于国际、国内和香港形势的变化，《基本法》的一些内容已经无法适应香港的发展了。香港实现改革需要法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适时展开《基本法》的修订工作。文明国家都必然不断完善自己的《宪法》，修订完善《基本法》是行使主权的正常行为。

第二、香港有必要尽快检讨移民和劳动力管理政策。香港发展新兴产业的前提条件是人才。香港的人口政策在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的同时，必须细致规划大规模人才引入战略。事实上，香港立法部门和政府部门对“人才”的解释颇为“娱乐”化，香港的“优才”和“专才”计划与新兴产业毫无关联，大体上属于贵族式的“明星战略”。国内信息产业的领军人物是一批十分优秀的年轻人，可惜他们无缘踏入香港的大门（或许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成龙大哥）。

第三、香港有必要尽快制定港币恢复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的计划。笔者已经在很多文章中讲述建立香港主权或次级主权货币的理由了。笔者再次强烈建议，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尽快展开此项工作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法律准备。香港应着手建立性质相当于中央银行的金融局。在修订完善《基本法》后，相关立法工作应马上进入议事日程。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迫近，自我救赎的准备怎能松懈。

第四、香港有必要尽快重新检讨并系统调整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香港发展新兴产业，必须首先完成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改革。必须征收资产转让、资产持有、资本利得的税赋，必须严格限制房地产业和金融行业的收益比率，必须增加其他产业的收益比率，必须通过税收和补贴强制进行产业间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立法机构应成立专责机构，检讨香港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并尽快推进立法程序。

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应高度重视民间独立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要努力排除代表集团利益的政府专家和机构学者的干扰，一定要下大气力提高政府专责部门的水平和能力。

在香港回归十五年之际，在香港即将产生新特首之际，建议中央政府深刻总结过去三十年来中央对港工作的经验教训。同时，领导亲自组织，调集各方力量，完成对香港未来三十五年的系统规划。如有可能，应该重组中央政府港澳事务协调和管理机构，应避免前三十年出现的重大失误，应重建“一国两制”模式的示范功能。

行使主权，是崇高的国家使命，是沉重的历史责任。承担使命和责任的人，绝对不能夹杂私利，绝对不能颐指气使，更不应该“跑马跳舞”。中英谈判三十年了，香港回归十五年了，我们投入了多少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啊！效果如何呢？能够面对子孙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要让全国人民失望！不要让港澳台同胞失望！

我们希望，早日见到行使主权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希望，早日见到真正的主人能够行使全部的主权。

四、香港需要一个平民特首。

香港已经经历了两任特首。特首的出身，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老实说，这种非富即贵的安排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笔者认为，香港需要一个平民特首。笔者的意思并非特首要在平民中产生。笔者想说，特首必须能够代表平民的根本利益。

回顾历史，难免让人感慨。香港自开埠以来，历经形形色色的管理者，其中不乏具有平民情结的优秀官僚。其中，1945年到1983年，香港出现了一批极其优秀的管理者，香港的治理水平曾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令人唏嘘的是，1983年之后，香港管理者开始出现严重退化。细致一点说，1983年到1997年，英国管理者意兴阑珊，终结了1983年前的优质管理；1997年之后，落实了一国两制，却没有真正落实港人治港，香港存在非主权性质的影子特首，香港实际是在历史惯性中滑行。笔者用一句话概括：自1983年之后，香港被代表国际金融资本的强势权力控制，而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代表平民利益的权力安排。恕笔者直言，香港特首，一直是一个会说话的符号而已。

笔者认为，作为有效行使主权的中央政府，也需要一个可以充分代表平民利益的特首。毕竟，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国两制的含义，并不意味着政治文明落后；一国两制的精神，决不排斥制度的文明进化。香港难道不可以借鉴瑞士这样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吗？香港的平民难道不需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吗？笔者认为，香港形成了，以权力为纵，以资本为横，高度贵族化的新井田制。香港急切需要一个平民特首来破解这个令香港沉沦的新井田制。

笔者陆陆续续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十七年。笔者有幸接触香港各界的朋友，他们当中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其中，一些佼佼者可以成为治港甚至治国的优秀人才。可惜，僵化的体制排斥了他们。他们需要祖国为他们开启一扇大门。

最后，笔者希望，2012年不仅仅是香港的选举年，更应该成为香港的反思年。换人而不改制度，换汤而不换药。不深刻反思，选举还有意义吗？

虽然，回归很久了，但回归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是啊，应该回到哪里？可以归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