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相关部门的重视下，为注册辗转了一年的茗莎公司（化名）终于通过了企业材料审核关，并于两天之内圆满完成了东莞分公司的登记落户。可是，这一事件所留下的疑问和争议却不得不引人思考。

　　曾几何时，“东莞速度”闻名遐迩，并一举创下了东莞30年的经济发展神话。人们不会不记得，早在1978年，东莞便在全国首创了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而其开风气之先推出的“一条龙服务”，就像是给东莞经济装上的加速器。正是从那时起，东莞开启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大时代序幕。

　　20世纪90年代中叶，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东莞政府再次率先垂范主动优化政务服务。在此期间，为服务企业相继开通了“一站式”服务和绿色通道等机制与平台。东莞经济发展也因此迎来了第二个分水岭，并最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部署。

　　更进一步，在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期间，为帮扶企业渡过难关并引领全市产业转型升级，东莞政府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东莞市台协建立的“马上办中心”，在助推台企转型上的成功实践还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由此可见，在锐意改革的实践中，“东莞速度”的体制构成其实一直在丰富和完善着。主要表现在，其内涵更丰富，实现的平台和渠道也更多元。因此，按理来说，其助力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应该更明显。然而，在实际运转中却并非如此，甚至出现了名不副实的尴尬。“东莞速度”究竟怎么了？

　　回到该事件本身，病灶其实不难发现。在不断丰富的体制内涵面前，各部门间相互“踢皮球”的顽疾依然存在。而正是不负责的推诿和狭隘的部门利益意识，降低了机制的运转效率，并一步步造成了体制的自我束缚。因此，笔者认为，化解“东莞速度”的当下困境，并非继续单方面的从体制创新上想办法。更为紧迫的是，应该在机制理顺上下工夫。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部门审批权的调整，冲破部门的单位利益意识，激活现有体制的运转活力。

　　其实，早在几年前，东莞就开始了政务服务的电子化尝试，并试图将各级部门的一些项目审批由“串联”改“并联”，并尝试通过权力转移和下放等方式，大举简化审批程序等等。可是由于没有做到审批权与单位利益的基本脱钩，无法突破审批体制的利益化门槛，最终也就没能真正化解“东莞速度”的机制性束缚。从目前来看，以电子政务服务为突破口的网格化审批制试点，或许是个比较好的改革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