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企业主导体制，最大突破或在科技评价制度

7月6日至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以视频同步方式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分会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科技创新”命名并如此高规格、大范围召开的大会，这还是首次。

据悉，大会上颁布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作为本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则性、纲领性文件。虽然《意见》还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但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后接受《光明日报》专访时披露了部分内容。从科技部部长披露的部分内容细节看，虽然本轮改革不是“另起炉灶”，只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深化和延伸，但足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美国墨西哥州的一只蝴蝶振动翅膀而在西太平洋的日本掀起一阵飓风式的效应。

虽然万钢部长认为此次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真正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但最大的历史性突破可能还是在科技评价制度方面：“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改变以论文、项目、经费、专利论人才的做法。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特别要加强国际同行评价，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产业化开发由市场和用户评价，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贡献。建立评价专家责任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一位对科技问题关注已久的工科博士生看过万钢的专访内容后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学霸横行，把持中国科技资源的时代看来要结束了。论文版面买卖的明码标价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科研项目成就了一批科技项目富翁，研究生被当作学术民工接受压榨，封闭的体制使中国科技界的风气早就坏了，但在国际同行和用户面前，实在看不出那帮学霸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和成果，更不要提对中国的产业发展有实质性贡献了。这轮改革是否就是要以扩大开放来倒逼改革呢？”

而建立评价专家责任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与《意见》提出要“加强对科技项目决策、实施、成果转化的后评估”更是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中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行课题制，大力推行项目招投标和中介评估制度”开始建立，继“十一五”期间的中央财政资金“后补助”制度出现以来的又一次堪称颠覆性的制度建设。多年以来，在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框架下，在科技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从来就无法认定官员和专家各自和彼此之间的责任。而在知识产权纠纷的司法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的试点工作至今也未能展开。

虽然万钢部长在接受专访时透露了《意见》中包括“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要更多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研发机构流动”，而没有提及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新闻稿中出现的“推进科研院所分类改革”，但如果科技资源的分配规则随着科技评价制度的转型而重新建立，那么已经意味着涉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等不同领域的中国科学院所辖过百家研究所和教育部门所辖过千家大学，将面临与曾经发生过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必须适应竞争性外部环境的同样问题，而承包、股份制、兼并和破产等国有资产经营和法人治理的各式各样的方案很可能也将在事业单位改革领域上演。

在建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意见》中包括了涉及国有企业、行业骨干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内容，随着相关部门将制订与《意见》配套的实施细则，新一轮的争论也将难以避免。

比如，“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落实和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措施”，就很可能重新引发关于“国有经济”的争论。而强行要求国有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很可能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产生逆向激励式的道德风险。

而“加强对不同行业研发投入和产出的分类考核。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也可能会因为国资和民资、中资和外资之争无法落实。

早在2006年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就提出，“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确定具体的行业和领域，出台相应的产业和企业目录”。到目前为止，该“产业和企业目录”也没有出台，但根据国资委在2006年的工作部属，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中有53户被列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但实际上，“行业”不等于“产业”，一些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等于零，比如基础软件、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以及一些高端仪器仪表领域，而这些产业技术恰恰又是构成军工行业基础的“两用”技术。

国际经验表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更具有创新动力和能力。《意见》中提出“完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向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的公共服务平台，健全服务功能和服务标准”，但公共服务平台领域的出资和定位等已经出现了混乱。比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就提出，支持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企业提供产品开发和测试环境以及应用推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其成为芯片与整机沟通交流的平台。迄今为止，8家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都是由科技部批准、地方高新区出资设立和运营，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地方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产业规划属于不同政策系列。而同样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和基础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提出，组建“三基”领域的公共研发平台和检测实验公共服务平台，却至今没有下文。

在人才方面，万钢部长在专访中承认了“吸引和聚集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的措施还不到位；人才评价的方式方法还须符合规律”。不过原本计划用五年实现吸引10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至今已经认定了超过2000人入选国家级千人计划，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的比例为80：20。据悉，负责国家千人计划的有关部门曾设想将这一比例调整为50：50，而这一看法曾让硅谷的华人科技圈感到啼笑皆非——不要说50%，真正创业的能有10%成功就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