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问题，是现代国家在对内建设、对外交往过程中必须面对和重视的问题。李长春同志前不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在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世界，西方话语霸权咄咄逼人的形势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增强话语权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在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必须防止并纠正以下几种错误倾向。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内容空洞、苍白说教倾向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重要性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党也一直特别强调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并使之成为党的优秀传统和宝贵财富。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社会中出现了不少表面上重视而实际上轻视甚至漠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的问题，内容空洞、苍白说教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一个顽症，被形象地概括为“精心准备讲废话，认认真真走形式”。这种顽症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些专家学者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中央文件的表述，或者用一些单调、枯燥的词汇来进行简单的研究，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没有错误，却是“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愿看”；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或是怕吃苦、或是怕说错话、或是急功近利，只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言名句进行所谓的“再加工”。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广大干部、群众“一听政治就像催眠，一讲理论就想睡觉”，其危害可想而知。
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必须立足于鲜活的实践，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毛泽东曾明确要求：“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应该紧密结合实践去研究问题、阐述理论、引导群众，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解读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用老百姓爱听、爱看、爱读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并以此武装他们的头脑，指导他们的行动，从而真正增强其在群众中的话语权。
二、理论脱离实践的所谓“正统学术”研究倾向
“学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要远离政治，不受政治影响，绝对不能为政治服务。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的正统学术，是真正的学问之道。”并称这是作为“真正学者的良知和原则”。那么，这是“真正学者的良知和原则”吗？答案是否定的。
科学的理论从何而来？资产阶级学者常认为是少数精英通过纯粹的理性运演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在凭空捏造理论，使理论成了无根之木、无本之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毛泽东说得好：“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同上书，第323页）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光辉论断的理论源泉。作为劳动人民思想武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其生命也就停止了。同样，任何理论如果脱离了实践也就没有了生命，脱离实践去研究所谓学问其实是在逃避真正学者的责任，其研究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真正学者的良知和原则”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并以不断深化、升华的理论去推动时代进步。
真正的伟人都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典范。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走出书斋，主动、迅速地把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实践中，引导更多群众认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并逐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工人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明灯，最终照亮了全世界。各级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永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始终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度重视把握中国实践对打造中国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所起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才能创造性地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并引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才能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实践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服务于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深入群众、走进基层，切实转变作风、扭转文风，从而使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力量。
三、忽视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倾向
“要真正搞好学术研究，就要自觉远离尘世的烦扰，不要在意世俗的认可和评价，而要自己能够静下心来、沉下心去，关键是做好自己，在前人尤其是大师的著作里去探求真理。”这番话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学术研究的看法。凭心而论，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做好自己”，既不去理会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也不关心其他专家学者的见解和看法，这种倾向同样是错误的，其研究出来的理论只会与时代越来越隔膜、离世界越来越遥远，不仅不能指导实践，反而很可能会误导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并不断自我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的求解，从来不是自我封闭起来去孤立追寻的，而是把当代中国问题置于当今世界大局中、结合对世界问题的思考去寻求答案，并与当今世界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特点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趋势相联系。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我们党对很多问题的评析和答案，既体现出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应对，同样也是对人类社会共性问题的探索和判断，这也是我国的世界地位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所在。如果只是孤芳自赏地“做好自己”，不学习、不吸收先进的理论、思想，中国的进步、强大只能是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学术评判上的“崇洋媚外”倾向
当前国内许多学术机构都把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被作为评职称以及各种奖励的重要依据。在国外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抵得上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几篇文章。即使参加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而举办的国外论坛，被收入所谓的论文集中的论文，也可以等同于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近些年来，一味追求所谓“国际影响”的倾向在不少高校、科研机构蔓延，并逐渐成为普遍趋势，有的高校甚至用这个标准对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一刀切”，而且美其名曰追求“国际影响力”！在这种“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下，不仅很多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为了能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绞尽脑汁，有的直接花钱在国外期刊买版面，有的拿手中的权利或者资源和西方做交易，还有人甚至利用这种“机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重庆警方前不久破获的一起诈骗案中，一名湖南籍成人自考生自建“英文国际论文网”，向受害人承诺可以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一年内收取50多人“代写代发”论文费约200万元。被骗者很多是科研机构研究员、大学副教授、讲师或医生，其中不少人是拿了国家的科研基金去买版面的。
学术评判上的“崇洋媚外”相当于将学术话语权拱手让人，西方的学术标准被简单套用为我们的标准。这种做法也让国内学术期刊受到很大冲击。如今许多学者有科研成果都首选国外期刊发表，导致大量优质学术论文外流，并且这种风气已经从自然科学领域蔓延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导致我国学术期刊越来越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不少国内期刊为了和国际接轨，也放弃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把西方的那套评判标准照搬到中国来，导致中国学术研究的“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以经济学研究为例，一些经济学家言必称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等挂在嘴边，西方经济学研究在不少高校几乎一统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被排挤到了角落里。这样的科研评判体系，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手中有影响力的期刊轻易将我国很多高端科研成果收入囊中，也让中国的科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这些，不仅严重危害了我国的经济文化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在我国科研评价跟着国外“指挥棒”转的状况得不到彻底改变的大环境下，何谈增强中国的话语权？为此，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改革落后的学术评判体系，尤其是果断摒弃学术评判上的“崇洋媚外”做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评判标准。
五、用人导向上片面注重“海外经历”的倾向
许多重点高校要求正高职称参评者要有海外学习经历，许多研究机构招聘人才的时候对拥有国外大学文凭或者海外经历的优先录用，没有海外经历就不能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在内的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带头人，没有海外经历就很难得到提拔、重用……这些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屡见不鲜的“怪现状”，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造成的危害之巨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笔者调研中了解到，北京某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位副教授，在国内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也主持或参加了几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是因为没有海外经历而评不上教授职称。后来在“高人”的指点下，他用国家社科基金的钱、以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出国旅游了一个多月，回来装模作样写了一份所谓的学术汇报，结果在当年就评上了教授。面对这样的例子，是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尽快彻底改革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了。
用人导向的所谓“海外经历”倾向使得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当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都以“西化”的思维来进行教学和科研，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因此，一定要引导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中结出理论研究的累累硕果，并以自己的理论成果推动国家发展、时代进步、民族振兴。
六、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论述是极富创造性的，他不仅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而且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并列起来，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同上书，第364页）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我们克服了很多“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破除了长期以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僵化理解，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违规占用农田、不经环评上高污染工业等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做法打着的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大力鼓吹国企私有化的思潮打着的是解放思想的旗号，那些鼓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主张打着的也是解放思想的旗号，因此，澄清社会上某些人对解放思想的错误理解和诠释，防止并纠正混淆视听的所谓“解放思想”倾向，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前提，否则，很可能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
当前，西方一些国家正高举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妄图诱使我们服从于其制定的所谓“国际标准”，加入其主导的所谓“国际社会”中去。然而，国内部分人却认识不到这种“西化”的威胁，反而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摆脱一切观念约束，有的人甚至提出“解放思想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做到解放思想”，呼吁要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思想禁区”，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种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因此，我们一定要时刻坚持把解放思想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书，第279页）
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正确理解解放思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解放思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解放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真正创造性地解答好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才能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不迷失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新华社主任编辑、新华网终审发稿人 朱继东；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李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