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加坡2月28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 陈济朋)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就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一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10个办公室解散了5个,那叫改革

　　记者:要开两会了,作为中国研究的资深专家,您最关注什么话题?

　　郑永年:大部制改革是我关注的两大重点之一,另一个是城镇化。这些年大部制一直在做减法,但大部制是不可能一直减下去的,那不切实际。中国那么大,需要比较多的部门。一些部门微调一下,但这个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记者:那么大部制改革怎么改比较好?

　　郑永年:我觉得行政层级的调整有很大空间。比如,地级的政府能不能撤销,五级政府能不能回到三级呢?横向的已经到顶了,而纵向的空间很大。更重要的还是大部制改革的实质。过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虽然在改革,人员却一直在增加。把原来几个办公室的人放在一起干活,这不叫改革。如果10个办公室解散了5个,人少了,那叫改革。

　　向社会分权才能缩编

　　记者:怎么样才能让人员减少?

　　郑永年: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向社会分权。过去大部制改革比较有成效的时间,是伴随着向企业分权,很多部委取消了,如纺织工业部等都企业化了。大部制改革本意就是要建立规制性国家,政府负责制定规则,但是不插手太多,分权给社会,让社会去做。

　　记者:有一些事业单位要企业化?

　　郑永年:中国的事业单位仍然有行政级别,架构也仍然是类似政府部门。可以参考类似新加坡的法定机构的性质,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向企业靠,这方面进展说实话并不大。另外,也需要公务员队伍更加专业化。政治官员带领团队,但是要尊重技术官僚或技术团队的角色,领导不能拍脑袋决策,或者不懂装懂。跟中国希望达到的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缺的就是这个。

　　不改革,政府可能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记者:改革的方向在您看来明确吗?

　　郑永年:改革要做什么,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并不明确。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发展也是红利,但要求发展,就必须还是改革。不谈改革,发展会成为空谈。而且只谈发展而不谈改革也容易导致GDP主义。实际上体制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也能释放红利。如果不改革,一直积累下去,以后的政府可能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