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李克强说：“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部制改革维持了稳中求变的方针，虽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建立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长期发展方向，其改革的重点是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为政府更好的实施宏观政策做好顶层设计。

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压缩中央部门数量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虽然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普遍采用大部制作为政府组织架构的基本模式，但是发达经济体同样也经历过机构臃肿的时期，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当时英法两国甚至分别达到27和29个，美国也在当时设置了大量的独立机构。但是市场经济的边界逐步压缩政府行为的管控边界迫使政府的职能范围不断收缩，政府在专注宏观调控的同时开始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使得经济活力得以持续迸发。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我国需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合理性透示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性。虽然机构改革“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但是在当前政治体制下的每一次微调都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我国机构改革的路径来看，建立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是每次改革的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使得政府有动机寻找更为有效的经济增长要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亟需制度红利来提供持久动力。

具体至实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做到激励相容，这不仅包括合并的部门之间利益协调机制，同样也包括权利集中之后的民众监督机制如何高效运转，前者牵涉到部门合并之后的政府效率问题，而后者则牵涉到部门合并之后的政府边界问题。因此，大部制改革虽然再次为民众规划了美好的愿景，后续制度红利的释放仍需关注三个要素：

其一，民众监督机制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其二，不同层级的政府大部制改革同步推进；

其三，政府真正开始转变职能让渡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