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虽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但以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成效衡量，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参与的生态环境也相对脆弱。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有依然客观存在的“数字鸿沟”、电子政务进展中的局限、“网上”和“网下”的分离、制度滞后造成的政治焦虑以及威胁网络秩序和安全的黑暗力量。
（三）分离的“网上”和“网下”
“必须认识到，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新媒体自身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社会结构之中。”探讨新媒体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与其说高质量的政治参与来自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不如说依赖于执政者对“权力”的理性约束和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以网络反腐为例。凭借速度快、影响大、成本小、风险低的技术优势，网络反腐取得一定成果，网络曝光——纪委调查——查实处理成为部分官员落马的常见模式，网络反腐的力量已经得到了体制内反腐力量的重视，执政党和政府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但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注重制度创新，建立长效机制。网络反腐远没有进入法制化轨道，亦尚未形成系统规则。如果没有对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贪腐官员在网络曝料下的落马，只能称为富有戏剧性的“不幸事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式切割。对于政治参与的主体——普通公民而言，最终所希望的，乃是将桀骜不驯的权力装进“铁笼”，以便执政者谨慎地使用权力，树立起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应有尊重。网络政治参与虽然始于网上，却应落于网下。民主梦想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得以解决，因为中立的技术仍在体制之中、权力之下，为解决“网上”的归“网上”，“网下”的归“网下”的状况，权力仍然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实际的行动，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旨在优化政治生活，而非赢得某些官员尊重网络舆论的表面姿态。
（四）制度滞后与政治焦虑
“觉醒民众”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紧张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症结，同样需要意识到政治发展进程中无意识的政治焦虑。特定的制度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制度的重新设计本身便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制度进步不可能一蹶而就，政治发展的进程通常缓慢而痛苦。
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持和修改一般规划而进行的活动。这样，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和冲突与合作等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敌对观点、不同喜好、竞争性需求以及对抗性利益的存在，必然会使人们在社会规划问题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为了改变规划和确保规划得到支持，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故需要提醒的是，在推动政治制度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客观认识政治制度改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努力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姿态以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懂得多元思想多样利益彼此宽容妥协的重要性。近年来，网络舆论，包括一些“意见领袖”的非理性、情绪化不仅是政治焦虑的表现，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网络的负效应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而一个关键的环节便是培养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努力形成理性、健康、负责的网络政治文化，促进网络舆论空间向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转变，即自由进入、平等讨论、多元表达。
二、障碍所在
依笔者看，影响网络政治参与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障碍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依然存在的“数字鸿沟”
增进信息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普遍惠益”是世界信息峰会2003年日内瓦会议《原则和行动计划的宣言》和2005年突尼斯会议《突尼斯承诺和突尼斯社会议程》所确认的重要原则。这次峰会曾以前所未有的包纳方式，汇集了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私人部门的代表，在主要原则上形成了共识，即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的潜能，通过确定原则和行动，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全纳的，促进发展的信息社会，使人人可以创造、获取、使用、分享信息和知识。峰会还在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包括缩小“数字鸿沟”在内的2015年以前需要实现的标志性目标。中国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成就令人注目，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止2012年6月底，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但报告同时发现，网民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城乡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互联网虽在易转化人群和发达地区居民中的普及率达到较高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扩散仍有问题。比较历年来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IT技能的缺失依然是阻碍互联网深入普及的最大障碍。我国在接入条件、消费能力和信息素养等方面的“数字鸿沟”依然客观存在，考虑到网民结构状况、网民与公民概念上的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广度和代表性仍显不足，进而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总体质量。
（二）电子政务：进展中的局限
毫无疑问，政府在网络政治参与发展中仍居主导性地位，电子政府建设和电子政务的开展乃是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根据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服务型政府的各项要求，从2006年起，先后出台多个相关文件，并作出《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等重要部署，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应用。政府网站是政府机关面向社会公众、企业提供服务的窗口，是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成果的体现。根据中国软件测评中心2012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该中心根据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等评估指标体系，在对部、省、市、县四级900家政府网站进行综合采样和数据分析后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网站在取得较大进展，具备“不少亮点”外，国内部门、区域、层级之间，中国和国际领先政府网站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从理念到策略与技术趋势、人民要求、国际共识仍有距离。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副主任张少彤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对于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差距比较大；对于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涉及面广、公众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有显著不足；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有待提高；服务的深度和实用性有待于提升等。
（三）分离的“网上”和“网下”
“必须认识到，社会变化有其内在动力，新媒体自身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决定变化力度的是，要看新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社会结构之中。”探讨新媒体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与其说高质量的政治参与来自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不如说依赖于执政者对“权力”的理性约束和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以网络反腐为例。凭借速度快、影响大、成本小、风险低的技术优势，网络反腐取得一定成果，网络曝光——纪委调查——查实处理成为部分官员落马的常见模式，网络反腐的力量已经得到了体制内反腐力量的重视，执政党和政府开始强调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但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必须注重制度创新，建立长效机制。网络反腐远没有进入法制化轨道，亦尚未形成系统规则。如果没有对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贪腐官员在网络曝料下的落马，只能称为富有戏剧性的“不幸事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式切割。对于政治参与的主体——普通公民而言，最终所希望的，乃是将桀骜不驯的权力装进“铁笼”，以便执政者谨慎地使用权力，树立起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应有尊重。网络政治参与虽然始于网上，却应落于网下。民主梦想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得以解决，因为中立的技术仍在体制之中、权力之下，为解决“网上”的归“网上”，“网下”的归“网下”的状况，权力仍然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实际的行动，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旨在优化政治生活，而非赢得某些官员尊重网络舆论的表面姿态。
（四）制度滞后与政治焦虑
“觉醒民众”与既有制度之间的紧张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症结，同样需要意识到政治发展进程中无意识的政治焦虑。特定的制度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制度的重新设计本身便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制度进步不可能一蹶而就，政治发展的进程通常缓慢而痛苦。
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们为制定、维持和修改一般规划而进行的活动。这样，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和冲突与合作等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敌对观点、不同喜好、竞争性需求以及对抗性利益的存在，必然会使人们在社会规划问题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为了改变规划和确保规划得到支持，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故需要提醒的是，在推动政治制度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客观认识政治制度改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努力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姿态以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懂得多元思想多样利益彼此宽容妥协的重要性。近年来，网络舆论，包括一些“意见领袖”的非理性、情绪化不仅是政治焦虑的表现，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网络的负效应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而一个关键的环节便是培养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努力形成理性、健康、负责的网络政治文化，促进网络舆论空间向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转变，即自由进入、平等讨论、多元表达。
（二）继续推进电子政府建设
执政党和政府应继续加强各级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根据当今行政管理趋势，开展多元协作治理新格局。总结推广我国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在线办事、政民互动等方面取得的经验，顺应公民和企业新需求，结合技术发展条件，提供更快捷更有效更具人性化的公共服务。特别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吸收借鉴国际领先政府网站先进的理念和措施，如新加坡政府网站推动政府信息整合共享的“整体政府”战略，美国政府网站根据用户需求和业务流程，打造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服务体系等。
（三）促进政治制度变迁
执政者应积极探索新媒体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促进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变迁。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结合人类政治发展趋势，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情况下，不断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机制，持之以恒地推动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全面进步。不同的政治权力主体、政治参与者应将政治视为公共生活的必需，树立与时俱进的“新政治观”，懂得政治尊重、包容、妥协之美，凝聚改革共识，创新制度设计。
（四）加强“公民意识”培养
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网民是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提升的重要条件，缺乏公民意识的网络政治参与，必将导致非理性和无序的政治乱象。公民意识源自公民对国家和公民关系的理性认识，包括主体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政治宽容意识等要素。“在公民意识支配下，公民如能普遍自觉地以自身的政治参与去影响政治参与具体制度、程序、渠道的设计与建设，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形式会越来越多，制度和程序会越来越完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将开始进入公民参与机制创立和制度设计的实质性阶段。”
（五）探索具有“合法性”的互联网治理
信息峰会世界高峰会议认为，互联网已发展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社会日程的核心议题。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民主的、透明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参与。具体到国内，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包括技术和公共政策两方面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属于国家主权，但必须将“致力于自由地寻求、接收、分享和使用信息，重点用于知识的创建、积累和传播”同“打击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抵御安全危胁”相结合起来，确保互联网治理，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具有必要的“合法性”。总之，科学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建设，实为涉及权力格局重新调整的制度变迁。网络技术作为政治管理创新手段的运用，既依赖于更多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们的理性推动，更依赖于更多的政治家具有超越自我和当下的胸怀和眼光，毕竟“一项新的技术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它并不强迫人们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