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 :关于信息化效益的制度分析
来源:硅谷动力 更新时间:2012-04-14
决策成本之于信息化,相当于交易成本之于工业化,是当代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

  当前信息化的制度分析,一般还在把传统工业化的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信息化的日益制度化,要求摸索自己相对独立的制度分析基础。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决策成本问题,对于从制度层面认识信息化的效益,对于企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的制度建设,具有紧迫现实意义。

  “新古典的”信息化和“制度的”信息化

  决策成本,属于信息的成本,即信息的摩擦力。以信息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作用就在于减少这种摩擦力。以往说的交易成本,也可能包括信息成本,但更主要是指物质的或社会的成本,制度在那里表现为对物质摩擦力和社会摩擦力的克服。

  将信息摩擦力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摩擦力中独立出来,对于第三次浪潮中形成的信息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至少我们可以克服这样一种说法的模糊性——认为信息化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息化当然可以降低交易的物质摩擦力与社会摩擦力,但更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信息的摩擦力,是一个有利于更好决策的制度安排。

  同是信息的成本,决策成本又与信息成本不同。信息成本涉及的是信息商品,决策成本涉及的是信息资本。信息成本是指信息的市场成本、市场摩擦力,决策成本是指信息的组织成本、组织摩擦力。它们分别相当于科恩利斯克(JohnConlisk,1996)说的深思熟虑的成本,或思考成本(deliberationcost)和信息成本。

  前一个阶段,人们谈信息化的效益,从市场层面谈得较多,从制度层面谈得较少。对于制度分析来说,仅有信息成本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决策成本分析。

  人们对工业化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的过程。人们对信息化经济规律的认识,除了从实物运动、货币运动分析,转向信息运动分析外,也要从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分析。

  降低个人决策成本的信息微观机制

  我们首先讨论一个初级的问题,节省个人决策成本的机制设计问题。也就是说,把组织想象成一个“人”,把组织内部问题“封装”起来不加以考虑,看看这个“人”的决策成本,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不同条件下,有何不同制度特点。

  工业化条件下的决策,是理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称为理性经济人。理性选择,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总想按最佳原则,找出一个“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然后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瞎套乱套。教条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不承认决策成本的存在,它假设每个人决策时拥有完全的信息,而且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至少是艾智仁说的“似乎有理性”(as if rationality)。

  信息化条件下的决策,是感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是行为人,即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一种农业化决策方式,它只相信经验和感觉,不相信理性。感性选择,是“感觉+框架”的选择方式。即每次决策时,将感觉与经历积淀形成的“框框”(frame,相当于理性认识或编码的元数据结构)反复比较形成简化的决策。也叫“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验主义,其实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简化决策的制度设计,是当下体验与一些原则框框(框架,frame)汇合进行的简化决策。它既不是经验主义,更不是教条主义。这种制度设计,其实正符合信息化的制度特点,即降低决策成本,有效简化决策。工业化的特点是把简单把复杂,好比用机械相机照相;信息化的特点是把复杂再变回简单,好比用智能相机照相。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缺陷,威廉姆森在西蒙观点基础上认为,如果脑力是一项稀缺资源,那么很自然地,人们会节约脑力。这就把决策成本问题,象交易费用问题那样提了出来。卡尼曼的行为主义决策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简化决策的感性选择理论。这种决策理论,被有的学者称为注意力理论。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显示,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依赖直观推断法(Heuristics,直觉)来简化风险判断和决策。与贝叶斯法则相比,直觉决策由于在思维过程中“走捷径”,实际上形成了对理性的简化。在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中,当理性计算的成本很高或理性不及时时,运用非理性(习俗、习惯、惯例、情感、经验和直觉等)就具有节约决策成本的作用。信息化条件下,商场如战场,情况千变万化。瞬间洞察市场迷雾,成为一种普遍需求。

  感性选择作为一种节省决策成本的微观信息机制,具有自己的规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总结了感性选择的三种类型: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直觉,易得性 (availability)直觉和锚定(anchoring)。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真实世界的决策行为,是当下直觉与记忆框架相综合的过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普及了框架(Frame)这一概念,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经验决策论。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充分发挥感性选择的优势,又不陷入经验论,关键在于做出更优决策的框架。

  在企业信息化中,有一种误区,以为决策信息化,就是给领导提供更大量更全面的信息,结果使领导被大量无用信息淹没,反而提高了决策成本。实际上,在这里,节省交易费用,不是问题的本质;为领导提供大量的信息,也不是;真正的要点,在于节省决策成本,提高决策质量。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如果信息化可以将数据化繁为简,使组织的领导者,把一尺高的报告简化为一张纸的信息,甚至看着动漫或企业“小儿书”就可以进行决策,信息化的最大效益,不就发挥出来了吗?

  降低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

  沿着科斯当年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来想一个纯粹信息化的问题,问题就应该是:人们为什么需要扁平化网络。

  提出决策成本与交易成本问题,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交易费用问题针对的是工业化问题:当扁平市场失灵时,需要分层组织降低交易费用,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有企业”;决策费用问题针对的是信息化问题:当分层组织失灵时,需要扁平网络降低决策费用,回答“为什么要有网络”。

  如果回答需要网络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只能算是一个工业化的答案。对于发展新型工业化来说,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更长远观点看,这个答案没有把信息的特殊性突出出来。当价值创造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社会化,而是不确定条件下个性化信息决策时,交易费用就不再是制度的核心了。必须考虑以信息为中心的基础制度设计问题。

  实际上,围绕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与行为经济学的感性决策机制一样,都是基于“简化”。简化是资本化的一个反向工程。顾客总是感性的,什么时候决策机制可以与顾客体验直接对接上,理性选择所一直不能实现的完全信息假设,才有条件通过信息化、个性化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这里,未来组织的决策,将象个人认知那样,由“体验+框架”的直觉模式实现。分层组织将不再适合这种信息决策机制的实现。正如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一样,企业的扁平化,也并不意味着倒退回集贸市场。集贸市场是原子的、非结构化的扁平结构。而未来组织是具有编码解码功能和结构的扁平结构。这种由网络构成的结构,保证了网络对企业理性功能的继承。而决策成本的节省将通过组织框架的编码解码功能实现。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组织变成对顾客和公民富于直觉的感性动物。在更高的阶段上,企业将转化为企业公民,具有公民的全部感性的、利他的性质。普拉哈拉德在《消费者王朝》中,就描绘了一幅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新型组织制度的乌托邦图景。

  把制度理解为对决策成本的节省,最终将使制度经济学面对组织感性化等一系列新的难题。科斯在建立新制度经济学时,是想把权力更多地交到企业家手中,或者说交到工具理性的人格化代表手中;在政治经济学中,这通常是与资本权力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信息化中,权力将更多交到消费者手中。由于消费者的感性特质,组织也将越来越多具有感性的特征。那时,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感性选择的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