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息化的制度分析，一般还在把传统工业化的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信息化的日益制度化，要求摸索自己相对独立的制度分析基础。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决策成本问题，对于从制度层面认识信息化的效益，对于企业信息化和政府信息化的制度建设，具有紧迫现实意义。
“新古典的”信息化和“制度的”信息化
决策成本，属于信息的成本，即信息的摩擦力。以信息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作用就在于减少这种摩擦力。以往说的交易成本，也可能包括信息成本，但更主要是指物质的或社会的成本，制度在那里表现为对物质摩擦力和社会摩擦力的克服。
将信息摩擦力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摩擦力中独立出来，对于第三次浪潮中形成的信息社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至少我们可以克服这样一种说法的模糊性——认为信息化主要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息化当然可以降低交易的物质摩擦力与社会摩擦力，但更主要的特点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信息的摩擦力，是一个有利于更好决策的制度安排。
同是信息的成本，决策成本又与信息成本不同。信息成本涉及的是信息商品，决策成本涉及的是信息资本。信息成本是指信息的市场成本、市场摩擦力，决策成本是指信息的组织成本、组织摩擦力。它们分别相当于科恩利斯克(JohnConlisk,1996)说的深思熟虑的成本，或思考成本(deliberationcost)和信息成本。
前一个阶段，人们谈信息化的效益，从市场层面谈得较多，从制度层面谈得较少。对于制度分析来说，仅有信息成本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要有决策成本分析。
人们对工业化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学派的制度分析的过程。人们对信息化经济规律的认识，除了从实物运动、货币运动分析，转向信息运动分析外，也要从市场分析，深化到制度分析。
降低个人决策成本的信息微观机制
我们首先讨论一个初级的问题，节省个人决策成本的机制设计问题。也就是说，把组织想象成一个“人”，把组织内部问题“封装”起来不加以考虑，看看这个“人”的决策成本，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不同条件下，有何不同制度特点。
工业化条件下的决策，是理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称为理性经济人。理性选择，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总想按最佳原则，找出一个“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然后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瞎套乱套。教条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不承认决策成本的存在，它假设每个人决策时拥有完全的信息，而且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至少是艾智仁说的“似乎有理性”(as if rationality)。
信息化条件下的决策，是感性选择。进行选择的个人，是行为人，即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人。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一种农业化决策方式，它只相信经验和感觉，不相信理性。感性选择，是“感觉+框架”的选择方式。即每次决策时，将感觉与经历积淀形成的“框框”(frame，相当于理性认识或编码的元数据结构)反复比较形成简化的决策。也叫“摸着石头过河”。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验主义，其实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简化决策的制度设计，是当下体验与一些原则框框(框架，frame)汇合进行的简化决策。它既不是经验主义，更不是教条主义。这种制度设计，其实正符合信息化的制度特点，即降低决策成本，有效简化决策。工业化的特点是把简单把复杂，好比用机械相机照相；信息化的特点是把复杂再变回简单，好比用智能相机照相。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缺陷，威廉姆森在西蒙观点基础上认为，如果脑力是一项稀缺资源，那么很自然地，人们会节约脑力。这就把决策成本问题，象交易费用问题那样提了出来。卡尼曼的行为主义决策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简化决策的感性选择理论。这种决策理论，被有的学者称为注意力理论。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研究显示，人们在决策时往往依赖直观推断法(Heuristics，直觉)来简化风险判断和决策。与贝叶斯法则相比，直觉决策由于在思维过程中“走捷径”，实际上形成了对理性的简化。在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中，当理性计算的成本很高或理性不及时时，运用非理性(习俗、习惯、惯例、情感、经验和直觉等)就具有节约决策成本的作用。信息化条件下，商场如战场，情况千变万化。瞬间洞察市场迷雾，成为一种普遍需求。
感性选择作为一种节省决策成本的微观信息机制，具有自己的规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总结了感性选择的三种类型：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直觉，易得性 (availability)直觉和锚定(anchoring)。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真实世界的决策行为，是当下直觉与记忆框架相综合的过程。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普及了框架(Frame)这一概念，从而超越了一般的经验决策论。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充分发挥感性选择的优势，又不陷入经验论，关键在于做出更优决策的框架。
在企业信息化中，有一种误区，以为决策信息化，就是给领导提供更大量更全面的信息，结果使领导被大量无用信息淹没，反而提高了决策成本。实际上，在这里，节省交易费用，不是问题的本质；为领导提供大量的信息，也不是；真正的要点，在于节省决策成本，提高决策质量。
我们不妨大胆设想，如果信息化可以将数据化繁为简，使组织的领导者，把一尺高的报告简化为一张纸的信息，甚至看着动漫或企业“小儿书”就可以进行决策，信息化的最大效益，不就发挥出来了吗？
降低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
沿着科斯当年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来想一个纯粹信息化的问题，问题就应该是：人们为什么需要扁平化网络。
提出决策成本与交易成本问题，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同。交易费用问题针对的是工业化问题：当扁平市场失灵时，需要分层组织降低交易费用，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有企业”；决策费用问题针对的是信息化问题：当分层组织失灵时，需要扁平网络降低决策费用，回答“为什么要有网络”。
如果回答需要网络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这只能算是一个工业化的答案。对于发展新型工业化来说，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更长远观点看，这个答案没有把信息的特殊性突出出来。当价值创造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社会化，而是不确定条件下个性化信息决策时，交易费用就不再是制度的核心了。必须考虑以信息为中心的基础制度设计问题。
实际上，围绕组织决策成本的制度设计，与行为经济学的感性决策机制一样，都是基于“简化”。简化是资本化的一个反向工程。顾客总是感性的，什么时候决策机制可以与顾客体验直接对接上，理性选择所一直不能实现的完全信息假设，才有条件通过信息化、个性化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这里，未来组织的决策，将象个人认知那样，由“体验+框架”的直觉模式实现。分层组织将不再适合这种信息决策机制的实现。正如感性选择不同于经验一样，企业的扁平化，也并不意味着倒退回集贸市场。集贸市场是原子的、非结构化的扁平结构。而未来组织是具有编码解码功能和结构的扁平结构。这种由网络构成的结构，保证了网络对企业理性功能的继承。而决策成本的节省将通过组织框架的编码解码功能实现。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组织变成对顾客和公民富于直觉的感性动物。在更高的阶段上，企业将转化为企业公民，具有公民的全部感性的、利他的性质。普拉哈拉德在《消费者王朝》中，就描绘了一幅与顾客共同创造价值的新型组织制度的乌托邦图景。
把制度理解为对决策成本的节省，最终将使制度经济学面对组织感性化等一系列新的难题。科斯在建立新制度经济学时，是想把权力更多地交到企业家手中，或者说交到工具理性的人格化代表手中；在政治经济学中，这通常是与资本权力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信息化中，权力将更多交到消费者手中。由于消费者的感性特质，组织也将越来越多具有感性的特征。那时，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感性选择的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