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行政体制改革，是这次会议主题“深化改革”中的重头戏，具有“纲举目张”的基轴效应。道理很显然，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其关键就得先去除来自行政体制的不必要壁垒，而公报中提出的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必然要有一个精兵简政的服务型政府的配套，在税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而公报中提到的“加强反腐体制创新，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也与行政体制改革休戚相关，这关乎于事权与财权的权力因素优化问题，关乎于放权与分权问题。所以，公报中的“深化改革”主题的代表词应是“行政体制改革”，它与“司法体制改革”形成一种逻辑关联，行政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决定了深化改革之瓶颈是否冲破。

　　早在2008年，我国就推出了新一波行政体制改革，那一轮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如引入电子政务、大部制机构改革。2008年的改革并没有太多触及“权力改革”，仅只是对权力作了方式上的处理或是作了重新的组合。那轮改革推进很快，目前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基本都实现了电子政务管理化，而在机构改革上，继铁道部撤销之后，大部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我们把这一轮并未触及行政权力分配的改革定义为“浅层区”的改革，“浅层区”改革的特点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既有经验可资借鉴。

　　行政管理与机构改革是行政改革中的“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就位，改革权力关系的“上层建筑”也就呼之欲出，否则之前在“浅层区”的改革成果都难以维系。此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要碰触处于“深水区”的权力关系，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

　　按笔者的理解，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坚持“法治原则”，坚持权力的职权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的基本行政法律原则。法治化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改革沦为“面子工程”或“拍脑袋”工程的防火墙。随意化的行政体制改革，不仅不能坚守，它还会对社会其他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而且，若没有“责任法定”的约束，以改革之名乱政的个别官员便可能得不到应有的问责。所以，在深化改革精神指引下，应立法先行，充分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一直处于法治的轨道上。

　　其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法治原则”基础上也要强调创新思维。中国的改革有着自己的特色，并没有现成模式可遵循，没有调动参与人的积极性，改革之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应鼓励创新思维，提高容错率，鼓励权力要素配置中的新试验。目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创新比较有特色，如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四川一些“省管县”改革试点等。近期大规模的“简政放权”即下放行政审批权，也是权力关系改革的一个先行试验。

　　第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之核心任务就是强化政府的公信力，这与司法执行体制改革应相互呼应。增强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必须要打破“司法保护网”，司法执法应介入到行政体制改革的议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