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法律一样，经由法官输出的裁判文书也是公共产品，这种公共属性源自法律的普遍理性在个案中的适用。当事人不能以案件事实的个别化主张裁判文书的私有性，因为法院乃公共机构，当你把事实呈递给法官予以决断的时候，事实就已从私有性转变为了公共性。因此，除非关涉到法定的秘密和隐私，裁判文书不应该被锁在档案柜里，而应该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的检索、监督和援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8年“尼克松诉华纳传播公司案”中，就确立公众对案件信息的查阅权，以强化裁判事实的可靠性，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互联网时代，网络为裁判文书公开提供了便捷的平台，推行裁判文书上网也被视为司法公开的重要环节。今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中国裁判文书网，几乎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实施。这意味着，今后裁判文书上网将成为一种定制。

　　裁判文书上网的益处显而易见，比如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增加司法的透明度，提高裁判的认同感，避免“同案不同判”，倒逼裁决的说理性，增进裁判的正当性等等。我以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便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意见。当公众在碰到法律问题时，可以借助公开的裁判文书获取到有益的法律意见，了解法官就同类问题的法律适用情况，从而合理安排自己的救济方式，也可以从公开的裁判文书中获得行为预期。

　　但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在裁判文书上网的技术上进行完善。良好的司法公开愿景，如果缺乏细致完美的技术支撑，也可能会流于形式。在前不久的一个司法公开研讨会上，美国一位法官在介绍其裁判文书上网时，除了提到裁判文书上网的迅捷程度，还特意强调这种上网必须是“可检索”的，否则就是“伪公开”。

　　众所周知，美国有两个广为使用的数据库:一个是私人公司性质的WESTLAW，“在一份判决书生效后2到24小时内，未经编辑的版本就会汇入这个数据库”;另一个是美国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办公室提供的PACER数据库，收录了所有联邦上诉法院、地区法院和破产法院的判决书。即便有专门的数据库，如果没有一致、统一获取案件信息的工具、渠道，也会导致人们在搜索中存在很大困难。因此，裁判文书上网系统和公共访问系统的精要在于“可检索”，即人们能够“利用搜索工具很快检索案件和关键法律问题”。为此，美国2002年《电子政务法案》就要求联邦法院所有书面判决必须发布可以文字检索的格式，以方便公众能够在线准确访问每个案件的档案信息。

　　不难看出，裁判文书上网说起来简单，背后实际上依赖于一整套复杂的技术系统，包括对案件进行分类、编号、设计主题词或检索条目等等。甚至为了适应普通民众网络阅读的需要，在原文公开的同时，还有必要对冗长的文书进行精简概括，以便略去中间复杂的逻辑推理和细致论证，直接给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事实与结果。而要做到这些，完全依靠法官并不可取，因为法官只需负责审判，这些事后加工的“技术活”，美国的做法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并最终营造了一个系统权威丰富的法律公共产品市场，供民众尽情“消费”。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