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频道2013年11月20日电（记者 郭鸽 实习记者 左昊畅）2013年11月15日至16日，2013中国服务型政府城市调查发布会暨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举行。会议间隙，本次论坛的主办单位负责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接受了新华网记者专访，就2013年中国服务型政府指数研究、中国政府公共服务现状、新加坡公共服务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吴伟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记者：您认为这次的报告对中国各地方政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吴伟：这项调查差不多五年前我就开始酝酿了，当时是受到世界最著名的咨询调查公司埃森哲的启发。它当时在做国家间的公共服务排名，那一年新加坡脱颖而出。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国家内的比较。因为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为中国政府做培训，学员已有1万3000多人。我们和中国各地政府的关系也很密切，20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公共服务发展问题，于是就想到了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中国足够大，有30多个省市，可以做一个省市间的排名。当时我们需要资金的支持，于是想到连氏基金，他们给了永久性赞助，于是我们组织了团队，聘请了专职的研究人员来做这个项目。
    我们从三大视角来评价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想要通过客观的结果，来展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在哪方面做得好，让这些城市可以相互提醒学习。比如青岛、杭州、厦门为什么这么稳定地排在前三甲？到底好在哪个方面？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样让大家互相学习借鉴，提高整体的服务水平。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是，跨国公司要去中国投资，中国那么大，若单单凭官方网站的介绍并不能客观了解城市的情况。但是他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报告，从各个角度了解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投资目的地。这些数据比政府网站上提供的宣传资料更有客观性、可行性和参考意义。第三个目的是可以吸引“海龟”。海外人才要选择回中国的落脚点，选择哪个地方，可以通过比较哪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公共参与做得更好来作为依据。
    记者：您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吴伟：我们有三大视角，公众、企业和基本服务。总的来说，这36个中心城市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还是比较满意的。整体来说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错，但是对政府的效能和参与度还是不满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以前我们公共政策的传统模式就是制定和执行，但是现在是参与式的公共服务，是“政府为你”的政策，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是政府非做不可的事情。这一点新加坡的政府就做得很好。我们在给越南市长班做的就是这个课题，他们觉得非常受启发。
    再看看新加坡，2010年新加坡大选之后，政府为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2012年8月起用一年的时间推出了约660场“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参与人数约47000人。同时政府也开始允许公务员出来公开谈论非自己工作领域内的公共政策，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加坡政府今年的一个教训是公布了一个690万人口计划的白皮书，引起轩然大波。老百姓认为政府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于是政府马上后退，解释这只是预测，并不是政策。以前，精英政府定了政策便执行下去，现在则不行。这次报告的结果也是对中国政府的提醒，制定提出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多听民意，因为有民众参与的时候他们的接受程度就更高。
    第二点说明的内容与往年一致，就是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保证公众和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从调查看，北、上、广这三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连续四年都没有进入总排名。今年北京、上海进入单项排名主要靠的是硬件设施的供给。但就像习主席说的那样，不能以GDP的增长来论英雄。这是我们从研究上对习主席的支持。进入排名的拉萨、乌鲁木齐整体都比较平衡，它们经济不强，但是对老百姓的意见比较重视，于是弥补了在经济发展总量上的欠缺。所以我们的报告也是从客观的角度支持了中央的均衡发展政策。不单看经济指标的评价，重视民主意见，让城市均衡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我们研究的价值所在。
记者：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公共服务型政府指数调查，从2010年开展以来至今已有四年，今年的亮点有哪些？
    吴伟：这一次调查有五个亮点：
    第一个，我们覆盖了所有的中心城市，即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这在中国国内研究中也尚属首次。前面几次研究因为语言问题，我们避开了乌鲁木齐和拉萨，因为用电话随机采访，可能抽到讲地方语言的人。前面三年我们都没有涵盖这两个地方，这是一个缺陷。所以今年下决心，动用了专业的电话公司，聘请了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人员进行抽样。
    第二个，我们把台北和香港这两个大城市包括进来。这两个城市不能和36个城市直接进行比较，但是可以做一些单项方面的比较。昨天的报告中，和港台较有类比性的是北京、上海、广州，它们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相近。这一比较也是目前除了我们，没有人做过的。
    第三个，我们今年加大了企业的样本数量。前三届每个中心城市选择了700个市民和100家企业做抽样调查。市民的样本量已经够大了，所以我们把今年企业的数量扩大了百分之五十，至少150家，因此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提高。
    第四个，我们的调查项目具有持久性。因为我们得到的资助可以长期保证，我们的调查四年、八年、十年会一直做下去。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数据来做一个年度之间的比较。把过去四年的数据做一个比较分析，看一看过去这几年，各个城市服务型政府的打造有没有哪些进展或者退后。就像中国的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那样可以阶段性进行。
    第五个，在保证稳定性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些指标进行了调整。我们加进了电子政务，调查老百姓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哪里，观察政府是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和提供服务的，老百姓从哪些渠道可以得到这些信息。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获取都很重要。随着社会的变化，我们的指标体系也作出了微调，基本上要保证主体的稳定性。
    记者：过去四年中你们团队在完成这项调查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吴伟：我们的数据出来了，怎么去分析，怎么去建议，这是我们要加强的。我们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大，宏观性描述已经做了，现在要探索具体要怎么做。厦门、杭州的政府公共服务为什么那么好？好在哪里？北、上、广为什么进不去？这一次我们请获奖城市的代表来新加坡，就是想做一些深度的采访交流，分享他们的经验。这样可以整理出一套非常好的内容，比如做一个“中国十佳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经验介绍”，这对中国的中央决策部门，对各省市政府都可以给出很好的建议。
记者：您认为中国距离公共服务的理想状态有多远？
    吴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但是我们想探寻的是相应的排名，看看在相应的比较下，哪些城市是做得特别好的。找到一个标杆。同样在中国，在同一个地区，为什么有的城市好，有的不好，可比性高，能比较的方面就出来了。
    记者：南大采用的是比较接近欧美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经济体制与新加坡不同的中国政府，其参考性有多大？
    吴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它也逐渐开始用到国际性的调查方式。我们采用的这套科学调查法，中国也在学习。同时，中国国内的指标体系也开始变得客观，并逐渐为各个国家所接受。其它一些排名如城市竞争力、幸福度的排名，虽然不是直接关系公共服务的，但是为了符合中国国情，我们也借鉴了这些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并且，我们的调查方式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中匿名随机抽查。就好比我们要看一锅汤咸不咸，要搅匀后再喝一口便知。抽样调查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这里，可以用一小口汤尝出咸淡。
    记者：您认为新加坡政府在公共服务政策方面还有哪些部分值得中国学习？
    吴伟：政府效率方面。厦门市和杭州市两个领导在论坛上分享了他们一站式的服务业经验，这非常好。这也是现在世界公共服务的趋势，不像以前是分割化，部门间井水不犯河水。新加坡现在就是一站式的服务。每一个市民都有一个身份证，可以享受到所有的公共服务。
    记者：北上广三座城市现在面临着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激化，您能否给这些城市在公共服务投入的方向上提供一些建议？
    吴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这一推论也同时得到了瑞士学者、台湾学者的支持。这对北、上、广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报告有指标图，能够知道这些城市在哪些方面有不足，这对经济发达城市是很有意义的建议，提示他们要更关注民生方面的东西，把财力放到这些方面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