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制留下的四大遗产——政府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以GDP标准考核政绩、资源价格人为压低、生产型增值税——是阻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关键在于政府职能转变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上有很大成就，但一些很重要的市场经济子系统仍没有建立起来。

旧体制的遗产保留到现在，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性障碍。只要这些遗产还存在，旧的工业化道路和旧的增长模式就可能死灰复燃，自发地走到老路上去。

旧体制四大遗产

旧体制留下了四大遗产，一是政府仍掌握重要资源配置权力。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含义就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比如，银行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政府的附属物。现在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而银行的信贷行为受到各级政府官员很大的影响；再比如，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土地，配置权力在政府手里，基本上不通过市场配置。

二是以GDP为政绩考核标准。看一个地方的政绩好不好，首先看它的增长率怎样，看它物质生产部门产值有多大。这就形成一种负面驱动，使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三是财税收入仍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产值多少，这导致政府片面追求产值。

四是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最终产品卖出去的收入也都归国家。人们认为，中间环节利润无所谓，所以计划经济定价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越是上游商品、越是生产要素，定价越低。从表面看，似乎要素价格越低越有利于生产，其实，价格扭曲会人为地鼓励多消耗，造成资源误配。

现在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价格都很低。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被人为压得很低，一旦遇到通货膨胀，资本的实际利率就可能变成零、甚至负利率。资本负利率相当于借了银行的钱不但不需要付利息，反而要银行倒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借到钱谁就赚，自然会刺激人们多借钱、多筹资。

此外还有汇率问题。在出口导向之下，把人民币币值尽量压低，这样出口企业的成本就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这种方式不能给企业以压力，不利于技术进步、产品革新。

改革障碍

旧体制留下的这四个遗产，会自发地把中国经济拉回到传统的增长模式、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上。“十五”期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十五”规划的主线是结构调整、结构优化。这本来是很正确的提法，是“九五”计划“转变增长方式”任务的延伸。可由于旧体制遗产的影响，“结构调整”这个提法变味了。

首先，调整的主体变味了。按照党的“十四大”的决定，应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由政府按照自己的目标进行调整。

其次，调整的方向变味了。由于仍然用数量增长指标来考核政绩，调整偏向了那些产值大、税收多的部门。于是在２０世纪最后一两年出现了形象工程，各地用土地抵押换来大量银行贷款，建广场、大楼，经营城市。

到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则出现了政绩工程。当时大批新领导到岗，开始考虑政绩从哪来。于是出现了一种理论，说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要用重化工业去拉动国民经济。结果大量土地和资本投到这些部门，很快在２００３年就出现了过热。

扬短避长的增长

要提高效率、搞好经济，就应该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

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资源禀赋条件下，用大量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来发展重化工业，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扬短避长。

中国发展了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电解铝、硅铁、焦炭等。由于要素价格被扭曲，有些企业表面看来是赚钱的，其实它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２００３年，电解铝出口增加了６.９亿美元，但中国氧化铝和铝矾土资源的匮乏，抬高了世界铝矾土、氧化铝的价格，因此，电解铝生产成本实际上增加了６亿美元。若计入这个成本，２００３年电解铝出口净利润仅增加０.９亿美元。不仅如此，电解铝生产耗费了很多电。出口一吨电解铝，等于出口一千几百度能源当量，而能源是非常紧缺的物资，仅这一项造成的损失就超过１００亿元。

因此，从计入能耗后得到的结果看，中国不仅没有从电解铝出口增加中获得利润，反而净赔了９０多亿元。除此之外，它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生命损失。

在旧增长模式之下，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方面着力不够，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另外，旧增长模式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业的就业容量非常小。大量宝贵资源被投放到一些就业潜力很差的地方，造成就业难度增加。近年来，就业对于GDP增长的弹性大大下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GDP每增长１％，就业增长０.４％左右；９０年代后期到现在，GDP每增长１％，就业只能增长０.１％，城市登记失业率迅速上升。

中国人卖“硬苦力”

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下降很快。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低档国家，但中国的服务业仍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多数企业仍在从事“微笑曲线”里附加值最低端的生产。正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所说，中国人干的就是“卖硬苦力”。

“卖硬苦力”的结果是，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恶名，可利润大头却不在我们手上。在早期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本相对劳动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中国具体表现为投资与消费失衡。

投资与消费失衡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产能增长很快，最终消费不足，许多行业销售困难，如汽车、钢铁、氧化铝等；二是资本收入增加而劳动收入减少，使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贫富差距拉大；三是投入大量资产而回报很低。长此以往，银行积累起大量不良资产，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政府职能要到位

为改变这些状况，我们需要遵循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先行工业国家，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服务业，尤其要发展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就制造业而言，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尽力延伸，用最小的物质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拉长价值链。

从物流业来说，要发展现代供应链管理。２１世纪的竞争不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是产业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可以使企业在全球寻找性价比最优的地方投资或采购，它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就信息产业而言，中国目前主要做的是硬件，是信息产业价值链中增值最低的那一部分。我们要在软件和服务上寻求突破，同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此外，中国有１亿以上的农村人口要转向城市工商业经营，这是我们提高效率的特殊源泉。这些劳动力从低效部门转到高效部门，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潜在资源。

但要做到这些，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建立好的体制，要消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体制障碍。也就是说，要把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转变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模式。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职能转变。

现在，政府有很多错位的地方。政府错位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职能越位，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往哪个方向发展、配备什么样的设备，都由领导决定，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二是政府职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来提供完善法制环境，稳定的宏观环境、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政府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尽人意。

就像温家宝总理在一个会议上讲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应该坚决地把这些事情还给个人、企业和中介组织，让他们自己来管。同时，政府要把应该管的事情认真管好。

总之，只有转变了政府职能，真正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徐寒梅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