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该报告从社会景气、社会包容、公众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包容性评估、社会管理绩效评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政府信任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报告指出，2013年我国的社会信心指数为77.4，比2012年的社会信心指数提升2.4个百分点。

    在引人关注的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指数上，无论是农业户籍还是非农业户籍，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是最高的，农业户籍人口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是76.6%，非农业户籍人口中央政府的信任比例是76.7%；对城管部门的信任比例都是最低的，农业户籍人口的信任比例是23.3%，非农业户籍人口的信任比例是23.5%。

    报告发布的数据，与目前舆论的态度是基本吻合的，也与国际上中国研究专家此前的调查研究数据相接近。知名的已故政治学者史天健曾在2002年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后，给出如下数据：中国只有38.2%的人信任政府官员，72.7%的人信任地方政府，却有92.9%的人信任中央政府。无独有偶，美国艾奥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唐文芳在近年来做的类似主题的调查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尤其突出。

    政府信任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信任首先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其次也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相关。就政治文化的传统而言，中国民众对政府(官方)持有高度信任拥有悠长的历史。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普罗大众的眼中，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与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并无本质区别。而这也很可能可以解释中国与西方民众在政府信任上差距鲜明的现象。而就制度而言，公共领域的表达能力缺失几乎是每一个公民的特点，由于缺乏制度框架，个人的态度显得并不重要，这也使得更多民众的价值偏好被塑造成现实利益的追求，而非政治权利的争取。

    当然，伴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多元化，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面临着自身利益的扩张与协调社会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使得不断理性化的民众开始放弃对政府的“天然信任”。以此次发布的数据来看，诸如城管、派出所之类的基层执法机关，在农业居民的心中普遍信任度较低，个中缘由不难解释，一线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常态化导致了民众对基层政府机构的不信任。而在解释为何民众对中央政府普遍高度信任时，“距离产生美”的因素不可忽视，毕竟，远离一线执法冲突的省市政府也同样得以获得更高的信任度。

    不过，仅仅用“距离产生美”来解释是不足的，从执政的技艺来看，中央和省市政府在民众诉求抵达之后，可以更快速地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一点，无论是纵向的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区政府，还是纵向的国务院-信访办等，都可以发现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政策发布方，同时也承担着政策纠正方的职能。换言之，基层执行出错，可以通过信访渠道向上反馈，在这一过程中，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基层政府和信访部门都势必获得低信任度，而以此为基础，能够承诺解决诉求的中央政府则自然可以获得高信任度。

    因此，不难得出一点，及时回应诉求是政府机构获得信任的关键。事实上，从相关的研究来看，政治学的一个术语“政治效能感”(一个人认为他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的强与弱往往决定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假如政府能够及时回应并较好解决民众的诉求，民众的信任度自然会汇聚而来，政府的权威度也自然会随之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