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特色食物是炒粉干、炒糯米、煎锅贴，从这些“结实”的食物可以看出，温州人当年的特点。民间拆借资金在温州深具传统，为温州经济腾飞起过巨大作用。因此，温州以往放任民间借贷，而由于家族企业、熟人经济的因素，逐渐形成了“强市场、弱政府”的温州模式。

　　然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在“后危机时代”，原有模式已经失灵，温州不能再延续无为而治的“弱政府”模式；相反，政府应当在破解温州困局的过程中发挥强势作用，有所作为，补位市场。这也对中国地方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提高现代治理能力，提出了考验。

　　疏于监管导致民间借贷乱象

　　韩康告诉记者，我国原先并不承认民间金融市场的合法性，其处在一个脱离监管的“灰色地带”。然而，民间借贷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它极度活跃，又极度混乱，监管难度很大。

　　民间借贷曾经很“强”。2011年7月，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调查报告称，温州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接近60%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由于骗贷或银行内部的违规操作，银行信贷资金也可能被人套取转而流向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市场。

　　远在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其不规范与混乱令人咋舌。一名担保圈内人士说，晚上把手机放在床头，早上醒来一看，有几条未读短信，显示几千万元打入了他的账户，人们愿意抢着把钱送上门，他甚至一下子不知道出资的人是谁。

　　一名“老高”（放高利贷者）说：“开始，政府不管民间借贷，认为活跃了经济；当中，政府又不监管，不预警风险。”在“弱政府”模式的放任下，民间借贷形成了大量的连环担保，把坏账推给银行，这些债务如泥潭一般令后来者难以处理。

　　政府推动民间借贷行业洗牌

　　谈及温州最近实施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韩康表示：“温州是想为民间借贷建立游戏规则。但是，眼下问题在于，如果不收拾旧的烂摊子，就无法建立新的秩序。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政府必须介入推动行业洗牌，这考验政府的手段和勇气。”

　　他认为政府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一是严格梳理一批运行相对规范、改造成本较低的民间金融机构，扶持其进入首批“合法化新秩序”的体系中，以资表率；二是对那些层层负债、连环担保，已经很难挽救的最差的企业与机构，挤压债务，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将他们清除出市场；三是对处于中间的企业和机构，给出一个明确的过渡期限，限期改造或是选择其他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无法避免损失，甚至是悲惨的故事，但是政府必须果断进行清理。

　　在这一轮的洗牌中，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韩康告诉记者，西方经历过完全自由竞争带来的金融危机。其依靠市场自发洗牌，所经历的过程更长、损失更惨。2009年，受到欧债危机影响，洛克菲勒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麦克唐纳自杀身亡。前金融服务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芬恩·卡斯帕森、房地美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代理首席财务官大卫·凯勒曼、荷兰银行前首席财务官鲍米斯特也纷纷饮弹自尽或是自缢。“中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碰到问题，应该妥善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择优而行，缩短阵痛过程。当今温州处于困局，不可能仅靠一部地方性法规在一夜之间重建秩序。政府若不及时介入补位，民间借贷甚至可能再"烂"上10年。”

　　增强事中监管能力，防止新的危机

　　目前，中国正由“资源配置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韩康表示，“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简单等价于“弱政府”模式。中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决不能轻易放弃政府强势地位，而是要看“强”在哪里。今后，温州民间借贷阳光化了，政府更要增强事中监管能力，防止民间借贷乱象导向再一次危机。

　　韩康认为，以温州为代表的“弱政府”模式要成功转型，首先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往，政府强在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主导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市场的作用。未来，政府应从资源配置转向宏观调控强势，由行政强势转向法治政府，由致力于更高的经济增长转而致力于营造更公平的市场。降低整个社会的制度成本，这才是政府真正的“强”。

　　增强事中监管无疑对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韩康以未来民营银行准入为例，如果今后民资得以入股及控股中小银行，那么政府必须设定控股股东的持股上限，股权适度分散，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监管信息数据库，严格防止通过“壳”公司及复杂股权结构和人事控制建立隐形银行金融控股“系”；放松对民营银行的信贷额度管制，加强资本监管和窗口指导。“弱政府”不仅要拿起“哨子”，还得要“吹”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