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与高邦仁先生讨论生产率问题时有一个发现：我们可以从生产率上，把信息化和服务化当作“一回事”，而与工业化区别开来。

　　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要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提高，往往伴随GDP增速放缓；为什么信息技术投入在生产率统计中反映不明显。问题最终被归结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效率，一种是以GDP为代表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量；一种是针对差异化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质。服务化和信息化所长在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它们同属另一种经济。

　　认为信息化与服务化的效率定位相同，而与工业化不同，这有可能改变人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原有印象和政策结论，并修正对信息化作用的定位。

　　概念的界定

　　以往，人们总把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当作两回事。例如，有人认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是服务经济，有人则认为是信息经济。但从生产率上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问题：服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探讨信息化与服务化的内在关联，就是本文的主题。

　　先明确一下服务业、服务经济、服务化与信息业、信息经济、信息化的概念关联。XX业、XX经济和XX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XX业容易理解，它单指产业；第二，XX经济不限于XX业，可以理解为是各行各业XX化。比如，服务业只是一个产业，但服务经济是指农业、工业都被服务化后的经济，比如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按服务化生产方式从事制造业（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在于强调以差异化的方式，改造同质化的产业）。同理，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从事农业，应归入工业经济和工业化范畴，而不属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范畴。第三，XX化又比XX经济的范围宽。比如，服务化可以不光指经济，也可以指政府的服务化；信息化也可以不限于信息经济，而指政务信息化。

　　服务化和信息化都位于工业化之后，这点没多少疑问；问题在于，“后”在什么地方？以往的解释，主要是从经验上归纳产业现象。但越这样归纳，服务化和信息化就越象是两回事。例如服务业与信息业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在我国特殊统计口径下，电子信息产业甚至排除了服务业，特指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

　　但如果从产业角度跳出来，从生产率这一经济和“化”（生产方式转变）更为本质的特征看，“后”具有一个共同点：焦点都在于差异化。这一点以往从没有被注意过。这里解释一下。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是差异化经济（越差异化越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反，是同质化经济（越差异化越不经济）。因此，这里的效率，是指2.0版的效率，特指效能，即效率的变化率；具体来说，是指效率相对于差异化程度变化的边际变化倾向。张瑞敏曾非常形象地把效率和效能的关系，比喻成打固定靶与打移动靶的关系。这是以往被忽略、遗漏的观察视角。以往提经济发展质量，没有同这个本质性的效率特性内在关联起来。

　　服务化与信息化的所长都在差异化。同是增值，加工增值与服务增值不同。工业本质上提供的是同质化的加工增值；服务提供的却是异质性的差异化增值。所谓质量提高，是质变，即质的差异性变化，而非以往理解的GDP量变。服务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而服务化的“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同样，信息在本质上提供的也不是加工，而是差异化（信息即熵，是差异化的单位）；信息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俗称信息对称，而不对称导致差异化的高成本）；信息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相比之下，工业化是使非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过程。制造只是其表象。

　　揭开被掩盖的本质：针对质量的效率不同于针对数量的效率

　　诚然，从经验看，制造业和工业化中，存在许多差异化的情况；相反，在服务业和信息化中，也存在大量情况不具有差异化特征。但若论及它们的主要倾向，我们很难倒过来说：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具差异性，而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同质化。这不是偶然的。

　　异质性是服务的基本特征，根据Zeithaml和 Bitner的说法，服务的异质性有两个来源，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而对信息技术来说，它主要的生产力特征就是提供低成本的差异化能力。信息技术固然可以有强化同质化的捎带和附带的作用，但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渗透应用和推动转型的过程，与服务化一样，使经济整体发生的最大的不同于工业化的效率改变，就是推动经济从规模经济（差异化成本不经济）向范围经济（差异化成本经济）方向转变。

　　这有基本的实证根据。Brooke发现，美国经济在1973年前后，经历了一场生产方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型。1973年前，发展的特点是，高生产率行业（比如制造业），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率。1973年后，随着制造业的收缩，服务通过差异化提供附加值，成为了经济支柱，生产率整体的下降正好出现在此时。

　　服务业的兴起为什么会伴随经济统计中生产率指标下降？Brooke认为，“过去二十年的生产率下降是因为产品差异化和多样化程度异常加速”。“缓慢的生产率增长率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测量多样化和选择自由增加的无形效益”。

　　差异化是质的不同，可惜，GDP的效率只计量同质化的福利，而不计算差异化的福利。我们赞同黄少军在上世纪做出的如下论断：“宏观统计上经济"服务化"所掩盖的实质是经济的"信息化"。宏观统计只有树立效能观点，才能揭开掩盖实质的未观测经济的面纱，看清在GDP背后，“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

　　政策判断：制造业服务化实质是制造业的低成本差异化

　　中国当前着力推进的制造业服务化，往往被外在地理解为制造业的服务业化。把质量提高当作产值增加。重新思考就会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本质上就是制造业信息化，它们都意味着通过“越差异化相对成本越低”这条路，从降价竞争（传统中国制造）转向提价竞争（中国创造），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获得高附加值。因此，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提高效率，而是在提高效能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相反来说，如果只是在制造业中加入传统服务业，增加的可能只是产值，于提高质量并无大补。

　　固然，信息化和服务化的发展，会有一个伴生的结果，即信息业与服务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提升。这个方向并无问题。但这只是基于GDP的外源发展，不能因为它而遗留巨量的未观测经济在政策视野之外。比较全面的做法，是融合推进GDP增长的外源式发展和各行各业基于质量（差异化）提高的内源式发展，统筹协调差异化赋能产业（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差异化服务提供产业（服务业）和差异化能力应用和转型产业（如农业和制造业的服务化部门）的发展。原有三次产业划分最主要是漏掉了服务化（信息化）这一块，或者说对这一块只测了GDP（效率提高），而未观测其效能提高。

　　从以上分析中导出的结论，有可能改变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基本看法。一般说经济增长质量，还是在说“数的量”的质量（即GDP这个数增长得是否有“质量”，如这个数增长得稳不稳，均不均等），而非“质的量”（在同等GDP情况下差异化、多样化程度提高的量值，或者说有助于价格提升和附加值提高的质变量）。如果转向我们说的服务化和信息化同一的观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重心，就应转向具有差异化、多样性内在特征的中国创造，而非刺激同质化的中国制造更加稳稳当当、增量不增质。信息化的政策着力点，也可以第一次从宏观上明确为，以范围经济为好和优的标准，要求宏观经济从做大做强，转向做强做优，这将是不亚于工业革命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