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

数据正在成为21世纪的原油，国家、行业和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不仅在危机的发现、预警与应对上，“大数据”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在政府日常管理、服务创新和效率提升方面，“大数据”也有重要意义。

政府“大数据”意识、数据公信力不够

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大数据”的价值在于提高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精细化的水平。然而诸多局限制约着我国政府对“大数据”的利用。

一是管理部门缺乏“大数据”意识，收集数据的能力较差、数据量少。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互联网、手机大国，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2倍，手机用户是美国的3倍。我们应该是个数据大国。但很可惜，中国的数据很少。

为什么会如此？《“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的作者徐子沛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收集数据的意识比较差。

在技术层面，我们与美国等国家差距并不大。但由于缺乏“大数据”意识，很多数据得不到收集和存储，也就无法有效利用。鉴于此，“大数据”意识的培育是“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基础和准备。

二是管理部门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

在我国，普通市民要想看到政府相关数据不是一件易事，对政府公布的诸多数据也持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往往政府公布一个数据，大家都会提出质疑，嗤之以鼻。在网络上，也充斥着大量无标签数据。同时，我国文化传统也不重视数据。

由于管理部门公布的数据公信力不够、公开和透明度不高，也就大大降低了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数据完全是一个工具，是为其他事情来服务的。国外都把数据作为一个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决策。

要逐步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如今，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府应如何应对呢？

一是要从长久计，做到“大数据战略”规划先行。

实施“大数据战略”具有深远意义，欧美等国也有经验可借鉴，因此实施“大数据战略”必须规划先行，抢占时代先机。

“大数据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法律问题，所以，立法工作要超前进行。美国在2000年就颁布了《数据质量法》，规定公民、公司、组织对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质疑，可以提起审核，甚至上诉司法。

中国也需要这样的法律来规范数据的发布。

二是要逐步向公民开放数据，用“大数据”说话。

有人认为，政府层面数据化工作有两层含义，一是借鉴他国经验，在政府工作中注重数据梳理，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积累数据，同时亦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参考标准；二是指狭义的政务公开，诸如财政的支出、分配等细节公之于众，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重视数据积累，从关乎纳税人利益的财税领域，到日常生活中天气的变化情况，政府主动公布相关数据，有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水准。

“大数据战略”或可成为政务公开的有力实践，鉴于其战略意义，除了当前回应民众诉求的应急之需外，还要看到它在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价值。当前中国正走出“人治”痼疾，但在政府转型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权力彼此制约，还应通过“数字管理”来观察、论证权力运作是否合乎规范。

三是可以尝试利用“大数据”开展防腐反腐工作。

利用“大数据”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就必须做到公开信息、公开数据，让老百姓去查、去质疑。这会形成一个监督的力量。

十八大以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力度继续加大。近日，我国更正式确定在2014年6月前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被看作“反腐新利器”。

笔者试想，利用“大数据”开展防腐反腐工作也有可取之处。我们相关部门可以尝试给官员设立电子数据档案，绑定工资、财产、考核、晋升等方面信息，逐步做到向社会公开，“让掌权者在阳光下行走”，方便群众监督。这样可为防腐反腐工作提供科技和数据支撑，可以更加有效地推进反腐败工作，建设廉洁政府。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信息开放的历程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要理性看待、吸取经验、渐进地推进、大胆地突破，能做到数据的逐渐公开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