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余额宝”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全国读者和两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当“互联网金融”首次被写进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为把握“余额宝”乃至网络金融的来龙去脉，以提供更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应对思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琛。

　　萧琛教授早年留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曾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世界银行总部供职，受聘为世行consultant(顾问)。二十多年前，他回母校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教书育人。1998年出版《全球网络经济》，后又出版《信息网络经济的管理与调控》和《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求索与应对》，获得许多嘉奖，被誉为“中国网络经济第一人”。近几年，萧琛教授进一步在广义虚拟经济领域研发了不少前沿成果。例如，《虚拟经济品的基本特征与市场影响》、《智能虚拟资本品动态估值：一个整体化模型》、《物联网对美国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影响》、《ICE产业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国际货币融通手段的多元化与虚拟化》等。

　　萧琛教授始终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改革，曾出版《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论中国经济改革：道路转轨接轨》、《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等著作。十八大以来，他的力作包括：《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取向》、《论中国房地产的奇迹、泡沫与调控困境》、《经济学的阳光与希望的田野》等。

　　“指尖上的银行”：春天里的一把火！

　　中国经济时报：萧教授，您是萨缪尔森《经济学》主译人，又是网络经济领域的开拓者，相信您对于国内外“互联网金融”乃至近期沸沸扬扬的“余额宝”问题，一定有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您认为，余额宝、互联网金融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萧琛：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已经发生变革：主流模式已经从强调“规模经济”(scope econimy)的“福特制”Ford，转成了更强调“范围经济”scale economy的“温特制”(win-tel)，网络经济中银行与厂商的融资功能界限正在趋于模糊，金融体系正在经历大的变革，电子商务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各种新的盈利模式。“余额宝”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中走来，是国人提供网络银行服务的创新产品。经由“余额宝”，用户不需要“银行”也能轻松、便捷地享受“银行服务”。

　　“余额宝”金融创新要素很多：其一是“网络节约”，基于母体支付宝，凭借网络优势，支付宝拥有数亿用户，能融通数万亿资金。这个“指尖上的银行”，不再需要高楼大厦，也不需要众多白领柜员，而只需要提供周到完美的服务和可靠的盈利模式。

　　其二是“找准夹缝”。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垄断，导致他们在小额存款的吸收和经营上没有比较优势。它们虽有“规模经济”但却缺少“范围经济”。高纸张耗费、常排队等候，分众吸收存款成本很高。在几乎可以免费利用活期存款等特权的庇荫下，国有商业银行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很难激发，更难为众多小额储户想多想细。余额宝正是在这个空白地带异军突起，将居民储蓄余额的涓涓细流汇合成江河湖海，转“零售”为“批发”、变“单挑”成“团购”。

　　其三是“找准时机”。正规商业银行“存贷差”大。“信托”资金的收益率可高达10%以上，而“理财”收益率则只在5%左右。不妨用这5%乘以43万亿的居民储蓄余额，如此巨大的蛋糕，焉能不导致银行开办偏多，又怎能不过多吸引国民经济要素？余额宝的成长，正是基于这个富有超额利润的土壤。说它“吸血”也许并不失实，只是应加上一句“事出有因”而已。

　　其四是“体恤民情”。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迫储蓄”惯性巨大。一方面，包括财富存款的“货币2”高达110万亿；另一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投资渠道则又几乎全无。股市容易被套，艺术品市场容易被黑，黄金市场赶上洋人做局，也许只有近年的“理财”似乎还算条路，好像可以与CPI和“各种难”赛跑一阵。支付宝、余额宝则努力解除“强迫”、将“理财”吸引力发挥到极致。尽管也有风险，但在“即时”、“双赢”和“多赢”的模式面前，普通居民储户难道还会有更高的奢望？

　　可见，“余额宝”充分挖掘出自身的优势，并精准探测到体制的夹缝，因而能够成功地将这一惠泽众生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推到前台。只经历半年多的“萌发期”，“余额宝”便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业务量迅速从4500亿翻番到9000亿，用户也从2500万陡增到8000万之众。在“随时可以赎回”的前提下，其回报率竟可高达6%甚至更多，这是政策规定的活期存款利率0.38%的十几倍。迄今为止，“余额宝”已经为其注册用户找回了200多亿投资收益。

　　“双赢”和“共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国经济时报：“两会”前后，国内的业界、政界和学界对“余额宝”说法很多，有的甚至还要求“取缔”，认为它在吸银行的血；多数还是欢迎新生事物，但也要求加强监管以实现平等竞争。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它能引发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

　　萧琛：“余额宝”资产规模增长迅速，让“监管系”、“银行系”、“网络系”和“基金系”全都刮目相看。尽管余额宝规模只是16万亿居民活期存款的十几分之一，很难对正规银行形成实质性挑战，但是“余额宝能否革掉银行的命”等尖锐问题，已经在网络上不胫而走。

　　余额宝引致非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银行储蓄的釜底抽薪。在“强迫储蓄”司空见惯而“冰山一角已开始融动”的今天，余额宝无疑是“春天里的一把火”！它正在点燃草根们走向“共富”的希冀，正在归还民众正当的“财产性收入”，正在缓释国企霸王条款的微妙积怨，正在吹响国企改革升级的冲锋号。由竞争优势可知，余额宝生来就是银行超额利润的分羹者、打破垄断特权的造反派和迫使“利率”早日“市场化”的扬鞭人。

　　深知利害的专家，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完全可以理解，应该不足为怪。“体制内的人”都知晓“撼山易、撼体制难”，都容易无奈地将“存在”视为“合理”。苛求他们是于心不忍的，其敬业精神和业务功底常令人感佩。他们认为，余额宝是“吸血鬼”，会推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不利于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因而“应予取缔”；他们甚至还警示余额宝用户，不要因蝇头小利而忘记改革大业。

　　毋庸讳言，这种立场和观点已经广遭全国读者的反感，也已由央行行长在记者面前断然否定。其实，首先该动的奶酪是什么？难道不是“垄断特权”和“超额利润”？正如许多网民反唇相讥的：“银行又是在吸谁的血呢？应该那么吸么”？

　　动态地看，银行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利润空间收窄时，银行集资成本也会节约，否则“协议存款”也不会敲定。更甚者，“告别垄断特权”、梳理“同质竞争”、更多锐意创新，乃至资产组合重新洗牌，也许更能升级改革和释放红利。多年来，银行功勋卓著，发挥着国民经济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随着“GDP导向”和“经营城市”的被弃，银行的“垄断特权”和“超级利润”，乃至所导致的“机构臃肿”和“产能过剩”等问题，恐怕已经被推到改革前台，不宜继续包涵和拖延。令人欣喜的是，“两会”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步入会场前曾公开向记者表态：“我们不会取缔余额宝”。这应该算是给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借鉴国际经验而言，也许是后发优势之故，中国“宝宝们”的成长历程并不特别曲折，甚至应该说有点幸运。上世纪，美国Q条例的突破，(电子)银行跨州经营的放开，都好比气候换季一般、总需要辗转反复多次；美国的证券和银行“分业制”的废除，从既成事实到法律认可，竟然也历时一二十年；此外，美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从10万美元封顶跳换到25万美元，也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还幸亏赶上了“9·11”国哀。

　　就“宝宝们”的成长而言，西方的应该说并不比我们的迅捷。1999年7月，paybox.net AG公司创立了世界上首个能处理众多客户的移动支付系统paybox，可经由手机进行购物和消费。该系统简便安全，得到广泛认可，但10年后用户也不过百万。在美国，银行还能很快消化“宝宝们”的革命，因为竞争激烈、利率寻租空间比较容易消失。结果是“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约”都比较容易、比较均匀地分布到各领域。

　　就美国的证券业而言，阻碍新生事物的习惯势力应该说较大。作为垄断象征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对付其竞争对手通常都有三大招：第一，以“不公正”为由，要求局外当权人士组织调查对手；第二，如调查不奏效，便发起直接攻击，以各种手段惩罚那些同对手做交易的厂商；第三，如再不胜，便提出合并或结盟，在分享利益的过程中同化对手。历史上，华尔街几乎无往而不胜。但是在电子时代他们也只能感叹“好日子已经到头”。“第三市场(场外的挂牌的电子市场)”、“第四市场”(全球无中介直接融资市场)全都终于胜出，并一直牢固掌控着半壁江山。

　　走出怪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

　　中国经济时报：您分析了余额宝的自身优势和迅速成长壮大的原因，也介绍了国际经验和历史潮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网络金融？如何加强监管、管好管住，以便能实现“双赢”和“共赢”？

　　萧琛：“两会”前夕，央视二套《对话》节目中，几位监管部门和业界权威人士的观点难能可贵、值得回味。他们身处改革前沿、政策业务娴熟、头脑清醒、言辞果敢。虽然也表态欢迎新生事物，但还是流露出一丝担心，还是倾向于如何“力图管住”、有的甚至让人不无“掣肘”和“反击”之虞。“取缔”声音加上这场对话之后，余额宝利率还真的是应声掉头向下，这是否体现着某种不祥的“监管预期”？

　　“如何加强监管”，目前应该说还是见仁见智和不无两难。国有企业是国家手中的经济军队，而国有银行则是这支部队中的嫡系。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有银行贡献巨大有口皆碑。但其毕竟还是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的“整改怪圈”则由来已久、尽人皆知、难以摆脱。基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整、一整就死”的历史教训，所谓“加强监管”能否在“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和“提升信息消费”的进程中戛然而止？目前也许不得而知，必须取决于下一步的制度设计。对此，笔者有以下建议。

　　第一种思路是将“银行功能提供者”当成“银行机构”本身来加以监管和要求，如满足“准备金率”、“资产规模”、“风险管理比率”等要求。初衷也许出于“公平竞争”，但却很可能导致新的不公平。在组织、政策、信息等方面，新兴的民营企业均无同一起跑线可言。能满足诸多要求的“宝宝们”，无疑会更加稳健，其风险管理能力也无疑会显著提高。但更重要的前提恐怕还是：能否存活下去？把握这个底线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调研。

　　第二种思路是创设“中国储蓄存款保险”机制。“宝宝们”资产规模小，风险管理能力弱，所承诺的“即时赎回”，更加大了“匹配其收支期限结构”的难度。风险肯定不小，因而保险很有必要。问题是保费、封顶等机制如何设计、成本能否承受。美国的州商业银行都投保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SLIC)，否则不利于吸收存款。按照该保险规定，一旦银行倒闭，这些机构将负责对25万(曾长期是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户给予赔偿。

　　第三种思路是对“宝宝们”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规范。诸如，停止不实的广告用语和旨在博眼球的做法。目前不少银行都划分风险等级，“保本条款”肯定需要单列说明。严格市场规范肯定无可非议，值得明辩的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抽烟有风险”也是一种规范的提示，但对于烟民恐怕没有实质性大用。将民营企业纳入法治轨道，是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严厉的条款虽能降低风险，但也会增加成本。“要水清”还是“要鱼多”，显然需要细心权衡。此外，切忌将“调查”变成“折腾”。

　　以上思路建议并非相生相克。如何搭配应是制度设计者的智慧所在。值得强调的是，一定时期内的“不干预”，往往可能是一种“好的干预”。目前，包括了央行、证监会和银监会等领军机构的“监管系”的有识之士，尽管总体态度温和，却一致严厉表示要“加强监管”，只是至今还未曾敲定和落实。但愿在这种观望时期能够“无声胜有声”。

　　事实上，模仿对手和同化对手的行动已经跑在了管制干预的前头。就“银行系”而言，它一方面要求加大监管，另一方面则加紧推出自己的竞争产品。例如，民生银行推出“如意宝”，中国银行推出“活期宝”，工商银行推出“天天益”。就“网络系”而言，一个“群雄并起、纷纷相争”的局面正在加速演绎，腾讯推出了“理财通”，百度推出了“百赚”，京东提出了“网银钱包”，苏宁推出了“零钱宝”，网易推出了“现金宝”。就“基金系”而言，华夏基金推出了“活期通”，易方达基金推出了“E钱包”，汇添富基金推出了“现金宝”，等等。

　　“物联网”来了：“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

　　中国经济时报：谢谢您对互联网金融和银行改革问题的中肯分析。最后，可否就余额宝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对于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今天和明天的影响，做一点前景展望？这方面是否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前沿命题？

　　萧琛：中国第一阶段30多年的改革事实上是一种“增量改革”，也即，“蛋糕很大、你有我有、你多我也不少”。因而，改革阻力通常都不很大，“政策红利”或曰“经济剩余”较容易迅速得以实现。客观条件也允许政策有较大操作空间。长期的计划经济和“二元结构”，累积和潜留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储蓄红利”。

　　30多年后的第二阶段改革，“迅速做大蛋糕”的机会已很难寻觅，而满足增高了的“分配预期”却日益艰难。换言之，游戏的福利分配属性已发生质变，“正和博弈”正在让位于“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在“效率边界”已经达到、“博弈”双方已同时处于“契约曲线”上的时候，也即，在只能“你多我少、你增我减、甚至你死我活”的场合，一味“强调效率”的“增量改革”将势必不再灵验，而必须引进若干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主要包括“科技革命”和“组织革命”。前者包括网络技术进步，后者则包括法治升级和制度设计。社会经济创新进程中的“制度设计”，显然应与企事业单位制定规章，或少数几个策划人共商某个行动方案有所不同。它通常并没有系统而具体的规则条文和行动方案，而只是用一只无形的手，去引领众多的“自利”、“理性”的“经济人”(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向着某个“预期”开足马力和发挥才智。

　　当年，改革“总设计师”并没有具体行动章程，而只是用了“猫论”、“石头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足以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奇迹。如今，“互联网金融”、“信息消费”，乃至正在到来的新能源、ICE产业和“物联网经济”，必将进一步冲击“既得利益集团”和“传统体制冰山”，前途未可限量。“技术革命”冲击，往往都是“法治调整”和“组织变革”的前兆。

　　“GDP至上”和“经营城市”所导致的“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进而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银行“信托”的倚赖。“信托”应该说是传统银行的无奈之举，尽管不无灰色暴利动机。“金融过度”之后，“同业竞争”和“同质竞争”已经空前白热化，这导致正规银行很难有更多的斯文和尊严。“信托”的实质说得狠一点，就是银行背靠国家以“理财”名义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放高利贷”，而其中的抵押实质是“高房价预期”。这才是当今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之所在。

　　余额宝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和组织创新的结晶。就体制改革而言，它看上去也许很不起眼，但它对于“打破金融垄断体制”和“走出宏观经济博弈僵局”，却无疑具有引爆连锁反应的关键作用。就经济运行而言，中国经济的短板一直主要在于“消费”，而并非“投资”和“净出口”。而提升“消费”的当务之急，应该在于“根除强迫储蓄”、“扩大社会保障”、“解决各种难和贵”、提高“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在这些环节，余额宝的“亲民”气质都显然难能可贵、富有功效。

　　长远看，竞争势将取代垄断，利率也终会由市场决定。今天的“理财”、“信托”、“钱荒”、乃至“宝宝们”的“辛苦拼缝”，都势将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值得强调的是，“物联网”已经问世，“碳币”、“Q币”、“比特币”也已经活跃在国际舞台，“互联网金融”已开始升格几个量级。未来银行的“垄断特权”和“超额利润”将不复存在，甚至也不再会有通货膨胀问题！“新货币经济学”大胆地告诉我们：网络技术进步已经可以表明，货币最终也会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回归没有货币没有银行的“物物交换”，已经不再是幻想。

　　这里所讲的“物物交换”，并非指原始落后的基于极小市场规模的交易，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设计”并依托于全球“物联网”的新型的“以物易物”。“物联网”信息沟通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还在“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它势必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和交易平台，以便为新型的“无货币经济”提供足够精准的技术支持。这也是“新货币经济学”的振聋发聩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