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假设：互联网将在今年死亡。到那时该如何书写它1994年到2014年短暂的历史？是否可以说，在短短的20年内，互联网给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这样的历史，显然无法在一篇短文里书写。但假如我们拿互联网历史的一小部分， 即网络行动主义，来透视这部历史，把网络行动看作是互联网传播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应该有理由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这样回答，不是否认这个历史过程中有倒退、有种种弊端，甚至有反动。我们也并不否认，海内外对“互联网幻象”（The Net Delusion）的批判话语的实效性。
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20年的互联网传播，大趋势正是革命性的变革。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在1961年出版的《长期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他所处的六十年代的英国，正经历着一场“长期的革命” 。这场始于18世纪末页的长久革命，由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以传播技术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交织而成。这三大革命给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因其发展的长久和曲折，却又十分难以把握。其中最难把握的是传播和文化的革命，因为文化的革命也是思想的革命，它发生在更深的层次，发生的过程更加微妙，因此更难觉察。在《长期的革命》一书中，威廉姆斯通过对教育、读书、大众媒体、文学、戏剧、小说等等文化现象在近两个世纪期间的演变，来说明英国社会在文化和思想上所发生的渐进但深刻的变革。
我们不妨借用威廉姆斯分析长期革命的方法，来观察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传播革命，把互联网传播的革命，分三方面来加以论述。第一，这一传播革命扩大了普通人学习与交流的视野，是一场文化革命。它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的主要行动者，是普通的网民。最后，这一传播革命还是一场草根民主实践的革命。因为民主的进步不局限于简单的政治变革。它最终依靠“开放社会和自由合作的个体的观念，而只有这些观念才能释放在工作技巧和交流方面的变迁的创新潜能”。长期革命的意义还在于带来有关自我、社会和政治的新观点和实践。我们以网络行动主义为出发点，来分析这三大革命。
首先要说明，网络行动是指通过互联网和其它新型通讯技术开展的抗争性活动。网络行动或多或少基于网络之上。一方面，网络日益同传统的发生于特定地点的抗争相结合。例如，网络可以用来动员线下的抗争行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抗争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它可能波及到线下，但行动的中心在网上。那些每天发生在网上的有关社会与政治的讨论和辩论，当它们演变成网络事件的时候，便成为带有一定抗争性质的网络行动。网络上的维权、请愿、反腐、举报、伸冤、民间救助、民间公益等等，均属网络行动。
行动（activism）往往被用来指代具有抗争性的政治活动，但抗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行动可以采取文化与社会的形式，同时又不失激进 。在现代史上，很多文化与社会活动同政治运动一样具有政治性。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兴起的“朦胧诗”运动，虽属文化运动，但却具有政治颠覆性；崔健的摇滚音乐亦然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参与的是文化性的抗争，其目的是表达或反对某种价值、道德、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这一类的网络行动，可称为认同行动。
文化革命
先谈文化革命。网络行动的文化充满活力与创造性。它标志着晚近中国历史在抗争风格上的巨大变化。但是，它的重要性超越了作为一种抗争形式的意义。它既体现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深远趋势。即使同八十年代这一见证了非凡文化热潮的晚近时期相比，这一变迁也非常深远。从八十年代早期的“朦胧诗”到后期的“文化热”， 文化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艺术与文学领域充满了创造性，出版的著作令人眼花缭乱，文学杂志的销售量以数百万册计，读者的数量更不必提 。但是，这一文化繁荣的主要动力是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教授， 有明显的精英特征。
互联网在中国最先被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有精英的根子。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很快成为普通城市消费者使用的技术。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拓展，而网络行动正是其中最激烈的表达形式。这种文化拓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信息的来源与学习的手段、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工具以及交流的空间。
首先，对大部分网友而言，网络最令他们激动的是，它打开了信息与学习的新世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自1997年以来的一年两度的调查一直显示，大部分人使用网络是为了获取信息。我收集到的在中国网络发展初期的网络自传，对网络提供的新的可能也表达了激动之情。我们不妨随意摘录两段原文，简单回顾互联网最初带给人们的喜悦。新浪网在早期曾经建过一个叫作“网吧印象”的网页，收集了80来篇全国各地人们邂逅互联网和网吧的故事，其中包括来自偏远小城的网络故事。比如下面这段关于九江的网络故事，写于1998年12月：
九江电信新大楼俯视湖面和游人必至的烟柳亭。曲桥岸柳，远眺近望，阴晴皆宜。的确挑了个好地方。二楼大厅的里端，不大的一间不规则房间，是九江市因特网网友之家。室内里窄外宽，明亮洁净，装饰简单。外墙是临街玻璃窗，较窄的一端只摆了花盆，稍靠外有一张管理人员的工作台，较宽的一端靠墙是三张电脑桌，ＤＤＮ专线联网的三台电脑一字排开；内墙同样靠墙三台电脑，ＩＳＤＮ联网。总共六台电脑供使用。开张时间不长，或许不过两三个月，最近一个月才开始收费，５元／小时，开具正规的邮电营业收费单据，九点上班，五点下班，一切都显得那么正正规规，又那么死死板板。开放的时间，来上网的确实人来人往，有站在背后观看，不言不语的，也有急急忙忙，喧哗议论，少不了催促人家快些的——室内连张多的椅子都没有，难怪后来者驻足他人之后。看来还需要建立应有的营业秩序。官商气息过于浓重，网吧说不上，“网友之家”的“家”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
墙上的“网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八个字，七个是出自在南昌扬名后世的王勃之手，只是将原诗的“海内”改成了“网内”，意境却依旧那么深远。细细想来，这“网”构筑的虚拟空间比起历代人们脑际中的“海”来，要宽广得更加浩浩荡荡，愈发横无际涯。
人们在无限的想象空间畅行无阻，比在有限的现实空间禁忌少了不知多少。通过无尽的想象改变有限的现实，提高人类自身生存的质量，这大概是人类进步发达的基本规律吧。
下面一段摘自一位女大学生的网络自传，写于2007年，当时她19岁：
说起网络……真是一言难尽……
两年前的今天，在妹妹兔子的个人贴吧里邂逅了花的小孩，那位一直在幽吧活跃的灌水女王，我们很合得来，于是，我，兔子还有花花便开始了幽吧灌水生涯，她俩也相继申请了和我ID对应的“观之”马甲，不久之后我们三人便有了幽吧灌水三人组的称号，和一些幽吧喜好灌水的朋友们大肆灌水，让幽吧的管理人员摇头连连。之后相继有幽吧和E17吧的朋友申请“观之”马甲，05年底，花花申请建立观水吧，观水组正式成立，幽吧灌水组开始逐渐转移阵地到观水吧，之后，在花花的宣传和推广下，观水吧逐渐成名，吸引了轩辕剑吧，武林群侠传吧等国产游戏贴吧的成员加入，观水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至于网络带给我的收获，于我而言约等于和网友们相处所得到的收获，或许是因为大部分网友都比我年长一些或成熟一些的缘故吧，我从他们身上，一言一行，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具体也说不清楚，可能是更稳定的性格，可能是更成熟的心态，可能是生活中无法触及的知识，也可能只是简单的小小的由友情迸发的幸福感……这里要感慨一下，当初是谁说网上到处都是坏人的？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不是太走运了么？！这是吐槽，不过我至今仍不敢向父母透露我有网友这个事实，明明都是值得炫耀的朋友却说不出口，这真是讽刺啊……最后的最后，我已经办理了网银和支付宝，以后网络应该会更加深入我的生活吧，念及此，有必要向发明互联网的人鞠个躬，谢谢。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以网络为奇时，人们最初上网时所经历的那份激动，已经被遗忘。当然，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在短短的十几年已经走了很远，从一个角度突出了信息源拓展的深远历史意义。
虽然电子鸿沟使得很多人仍然无法获得网络信息， 但即使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有趣的新实验。在有些边远地区，县政府启动了项目，通过间接的方式将村庄联网。有研究发现，在甘肃省金塔县，县里的信息中心将从网上搜集并整理的农业信息发到网上。然后，乡村学校里的老师利用学校的电脑设备，打印并复印这些信息，并分发给农民 。在其他农村地区，网吧和手机在没有家庭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成为替代性的选择。事实上，截至2007年12月，农村地区接近一半的网友是在网吧上网，23%的利用手机上网 。在农民工人中，手机和网吧文化同中国更广阔的网络文化一样多彩而富有活力 。有中国学者相信，这些替代性的上网方式，将成为缩小电子鸿沟的有效途径 。从长远来看，真正的鸿沟不是能否上网，而是怎样使用网络以及使用网络的能力，而这两方面是由整个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塑造的。因此，最根本的解决路径取决于能否抑制社会不公。
其次是文化生产与创新工具的增多。在这方面，网络行动再次反映并引领了广泛的文化创新潮流。网络行动包括典型的文化生产与创新活动，这一点在本书讨论的案例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写BBS帖子、创作Flash视频和数码视频、发起网络维权、网络公益和救助等等，这些都是创造性的活动。互联网为这些创新活动提供了工具，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但真正的意义还在于这些工具的民主化。每个时代都有其文化生产和创新的工具，但这些工具未必是广大的普通人所能及。近十多年的趋势，是这些新传播技术可及性的迅速扩大。与以往任何创新技术相比，新信息技术为普通人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工具。
普通人因此成为出版人、编辑、作家和艺术家，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观众和读者。他们成了知识生产者，而不只是接受和消化死去的作者或活着的权威所生产的知识 。普通人中巨大的创造潜能得到释放，这对纠正知识生产中的不对称关系十分重要。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有其社会组织方式。它使少数的专家、权威和机构控制了知识生产和认证的过程。社会的支配性思想是这些少数派的思想，这本身与民主文化的原则相悖。因此，当普通人成为知识生产者后，他们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新文化。他们提供了另类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以及多彩的人生经历。他们别样的经历和视角可以挑战文化刻板印象、纠正错误信息和抵抗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符号暴力是指文化精英通过标签、分类和其他话语形式给社会施加的暴力）。
我所研究的网络行动的个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普通人。他们所生产的知识，通常颠覆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或流行的观点。因此，乙肝病毒携带者积极分子挑战了有关乙肝病毒传播载体的一般看法及带有歧视性的政府政策。同样，2005年禽流感危机期间有关保护动物的视频，通过鸟类和鸡的眼光，揭示了人类在危机时可能表现出的不理智、偏执与残忍。当然，以曝光假货为主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行动也属此列。
文化创造工具的扩展以及普通人创新能量的释放，直接促进了现有文化形式的延伸以及新文化形式的产生。网络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体裁和仪式的多样性。这些文化形式是公民行动的工具，也是民众情绪的载体。它们的重要性正体现在这里。因为这些文化形式所表达的，最终是普通人的关注与渴望。顺口溜是流行的文化形式，视频、博客和BBS帖子亦然。它们交流的经验、观点和价值，往往与官方形式所传播的不同，所以在大众形式与官方形式之间总存在着冲突。
文化拓展的第三方面是公民话语空间的产生。公民话语空间，是人们能够表达关注、感受和观点的地方 。扩大公民话语空间是新公民行动的重要目标。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对网络空间的社会建构。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能使网民们如此积极和直接地讨论过公共事务，也没有其它地方每天将那么多的社会议题带入公共讨论之中。
新概念脱胎于新的现实，并进而塑造现实。“话语空间”是与当今中国公民行动有关的新词之一。其他的例子还有“话语权”、“维权”、“弱势群体”、“知情权”、“公民权”、“公众参与”、“草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其中一些概念，比如“知情权”和“公共领域”，完全是新造的词或直译过来的词汇 。其他词语使用了过去使用的概念和表达，但老概念转化成了强调公民参与的新词。比如，在早期，“基层”是英文词语“grassroots”对应的中文翻译。“基层”的字面意思是“基础”或“基础设施”，它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词语。所谓的群众路线 ，是毛泽东组织工作方法的标志，其基本思想是党的声音必须渗透到中国生活的最基层。新的表达抛弃了“基层”一词，采用了英文单词“grassroots”的直译——“草根”。
因此，公民话语空间也是塑造新语言和新身份的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塑造的最重要的新身份，也许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词——“网民”。网民是指网络用户，不管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该词都带有公民的意思，因为它是由“网络”和“公民”两个词合并而成。但在当今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有时他们被污蔑为网络暴民，但历史上，每当普通人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就被诬蔑为暴民。中国网络空间中充满大量的激进主义，这是事实，但正如我在本书所说明的，网络激进主义者通常是在更激化的社会不公的刺激下产生的。广受欢迎的《南方都市报》在2008年1月13日有则报道，题目是“谁都别想蒙网民”。这篇报道提到了很多本书讨论到的发生于2007年的网络抗争。该报道认为，这些网络事件有力地说明，在网络时代，网民不会让自己被人欺骗，因为“压抑与蒙蔽，只会让网民的表达欲望不断升级” 。
社会革命
传播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之所以是社会革命，是因为它的动态过程是社会动态过程，主要行动者是普通人，还因为它最深远的影响是新社会型构的形成。这场社会变革的革命性，不是因为它发生之突然，而是因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少有。网络革命表现了、伴随着并影响着中国社会所有领域的深刻变迁。
传播革命扎根于当代的社会环境。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网络行动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个后果的回应。一个后果是与中国迅速的经济发展相伴的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发展不会自动产生社会进步，相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各种潜在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剧。现代性的另一后果是社会错位。社会不公发生在穷人、弱者和无权者身上，而社会错位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影响到每个人，包括向上流动的和向下流动的人。社会错位的结果是认同焦虑和危机。因此，网络运动也是认同运动，表现为对社会承认、个人自尊和社区归属感的渴望与争取。
毫不奇怪，对正义、认同感和社区的渴望会转化为交流行为，因为交流的核心是社区，反之亦然 。因此，交流的革命必然是社会的革命。网络的快速发展既是技术的变迁，又是社会的变迁。信息技术的新发展通常会引发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也会触发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回应社会需求。如果对交流没有强烈的社会渴望，就不会有充满活力的、具有参与性的网络文化。社会不仅是信息革命的原因，而且信息革命的动态过程也具有社会性。社会参与从来没有像它在当今网络中表现的那样，成为如此重要的技术发展引擎。没有社会参与，网络也不是今天的样子。网络参与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难怪网络公司要投入资源、提供免费的博客和在线论坛，因为这些免费的交流空间也是社会与经济生产的空间。
正如与网络相关的文化革命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它的社会结果因此表现为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型构的出现。过去十年中的网络交流，创造了很多网络社区。新的社会类型大量涌现，包括公民记者、博客写手、黑客、网络民族主义者、BBS论坛版主、Flash动画影片创作者、网络游戏玩家，当然还包括网络积极分子。公民社团保持积极的网络活动，利用网络宣传自己的组织，推动社会变迁的事业。
这些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型构的重要性体现在四方面。首先，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共和国历史上，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一直较低。过去也不是没有公民的组织化，但是它缺乏合法的和制度化的基础。今天，公民的组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网络社区是合法的社会型构，而且，网络社区的活动经常延伸到线下。像NGO这类公民社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受到各类法规的限制，但它们享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合法性，并且享有一定的运作空间。这不是低估它们所面对的政治约束，而是承认新社会形式制度化的重要性。
其次，公民组织的规模和范围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大的网络社区有几百万注册用户，规模除了小于中国共产党，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大。网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型社区。社会组织化的范围也同样很明显，网络社区中的成员，分散在不同城市和世界各地。社会互动在很多层面上进行。这一切转化为社会互动的巨大能量，对任何政治统治者而言，都是必须正视的社会力量。日益加紧的网络控制，部分地反映了国家对这一新社会力量的认识。
第三，新的社会型构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而言很重要。网络社区的成员不仅对社会现实加以批判，并肯定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在当代社会遭到破坏的价值，遵循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行动。他们表现了高度的公民参与、或者用中国学者的话——“公民性” 。在中国社会深受信任危机之害时，网民之间居然仍能找到信任，颇具讽刺意味。但这一讽刺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如果交流保持畅通无阻，人们之间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的缺乏只不过是因为交流的缺乏。
最后，新形式和新的社会型构代表着公民社会的新发展。公民社会是一个载有价值观念的概念，但它只是跟历史本身一样负载深重。当今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些概念在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学术话语时，它们还相当陌生。虽然这些词在西方学界备受争议，但在当今中国，却成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新闻话语中的关键词。有中国学者指出，随着公民社团的繁荣，中国已迈入公民社会的门槛 。且不管是否迈入了门槛，我们对网络组织化和网络社区的分析表明，一场社团革命正在发生 。网络社会型构便是这一社团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强调的是，因其开放性和动态性，网络型构总处于不断建构的状态。不同观点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力量必然会交汇一起，充满矛盾和冲突。因此，这些社会型构的未来尚不确定，存在着继续转型的可能。
草根民主实践
由传播革命引发的文化与社会转型，都包括了政治动态过程，都产生了政治影响。但是，传播革命也产生了更直接的政治后果。它影响了国家政治，促进了草根阶层和公民政治的产生。因此，在民间，草根阶层在实践和实验着民主的各种不同形式。因为公民政治的出现与国家权力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网络时代国家权力的演进。
我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是，技术变迁使公民行动新的形式和动态过程成为可能，但它也为国家行动者调整和改善管理的制度、观念和方法提供了机会。这些改进既反映了草根要求民主参与的压力，也反映了精英阶层加紧政治控制的努力。因此，我们看到了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方面，有些缓慢而有限的制度建设。虽然政策时紧时松，学界对该进程的原因也有所争议， 但这的确是整个改革时期持续不断的进程。网络行动对这一进程的贡献在于，它给政府以督促，要求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虽然进展有限，但值得一提。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子，是电子政务。早期电子政务的发展，落后于电子商务和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重大的电子政务项目毕竟已经开展多年，辅之以运动的形式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站，利用网站公布政府政策，鼓励公民参与。比如，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对两个电子政务项目的研究，表明市民能通过市长信箱，促使市政府注意到广泛的社会议题。这些信箱邀请市民作出反馈，因此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 。
除电子政务外，政府还做出了提高信息公开的努力。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第一个同类法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以及“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同月，国家环保总局首次颁发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政府和企业公开环境信息，保障公民获取与环境相关的信息的权利。几年来，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与环保NGO密切合作，提高有关环境议题决策上的公众参与。比如，2005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西城圆明园公园湖底保护这一环境项目上的争议，第一次举行了听证会 。在公开听证之后，政府取消了该项目。此次听证会得以召开，是因为环保人士发起媒体运动抵制该项目，并要求举行听证会。
然而，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方面的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政府加强和改善控制与管理办法的努力。在这方面，网络控制是国家实验新的治理方法的新领域。中国的网络管制体制，在短短20年的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控制方法都变得更精细、更成熟。总体的趋势是，控制渐渐从依靠强制力过渡到规训力，从硬性控制过渡到柔性管理。从2003年至今，主导的权力模式是规训。一方面国家加紧了网络控制，这明显地表现在自2003年以来颁布的关于网络的新规定。
另一方面，国家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具有的生产力，所以不愿因采取粗暴控制方法而牺牲经济效益。官方部门希望同时保持繁荣与控制，正在将控制技术改进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biopower）。生物权力的本质是利用个体为国家目标服务。它是生产力，因为它使某种知识、主体、和需求的生产成为可能 。这一基于生物权力之上的新制度的核心要素是柔性管理。与硬性控制相比，柔性管理这一从经济管理借用来的概念，更强调自律、间接指导、有效管理、正面诱导以及依法治理。2004年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规定的治理新原则，其实已经体现了柔性管理的思想。近些年的提高自律和文明使用网络的努力，以及通过官方资助的网站让网民自愿检举网络侵犯的新制度，也都体现了柔性管理的思想。当权力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power）以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面目出现时，也就是说它们促使主体自愿地转变自身时，它们才是最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也有可能转变成权力的技术。
向更具规训力的权力模式转变不仅只发生在网络控制方面。但是，网络作为新的、首要的控制领域，为国家调整和完善整个治理与管制制度提供了策略性的机会。因此，针对网络控制的精湛的方式，也见诸于其他领域，如大众媒体的管制。
权力的不断进化将使中国的长期革命这一争取更加开放与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成为十分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进步的迹象。那么，中国的网络行动取得了那些政治成果？在中国的长期革命的历程中，有哪些政治进步的迹象？
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公民的草根民主实践。网络行动是中国新公民行动的缩影，也是其中最有活力的支流。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行动标志着草根阶层和公民民主的成长。它之所以是草根式民主，是因为其思想与行动的倡议来自公民。它的成长，明显地体现在思想意识和实践上。在意识上，主要的发展是公民权意识的提高，以及对权力和权威观念的转变。这并不是说这两个发展只体现在网络行动上，而是说它们因网络行动而得到了深化。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恐怕是自1990年以来公民行动的核心。网络行动在宣传公民知情权以及加强民众对公民知情权的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言论自由是早期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现在依然如此。信息权，比如公民的知情权，对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公民不仅要求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且要求知晓与他们的利益相关的问题的信息。
网络行动提高了民众的知情权意识。2001年，江西省某农村学校发生爆炸，42人遇难；2002年南京一起食物中毒，40多人死亡。在这两个事件中，最终因为网络上的曝光和争议，不得不公布事实。因此有研究者称，网络已导致基于对新闻和信息集中控制的宣传模式的死亡 。至于这一所谓的死亡是否真正发生，有待商榷，但显然，集中的信息控制已经日益难以为继。
负面的经验也提供了有意义的教训，突显了信息权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危机以及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危机期间，最初的信息控制加剧了人们的困惑和不安。突发事件后，信息不明，谣言就会四起。信息通畅，反而会防止谣言泛滥。近一两年官方媒体在对某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比较及时迅速，说明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最近例子是发生在2013年7月20日首都机场的爆炸事件。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在微博上做了报道。
随着公民权意识的日益增长，人们对权力与权威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在当代中国，权力与权威备受敬畏。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和文革期间对官僚机构和官僚权力的攻击，已经被颠倒了过来，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变本加厉地回归到中国社会。如今官本位的文化无处不在，而且得到官方控制的大众媒体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宣传。在大众文化中，美化帝王将相的电视剧和电影，充斥文化市场。它们歌颂权力与财富，灌输忠君和追随主子的封建思想。《新闻联播》式的官方新闻播报，保持几十年前的模式不变，用大量篇幅不断报道着处于权力与权威的光环之下的党政领导。
富有幽默和戏谑的网络文化与官本位文化相悖，这种网络文化的弥漫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戏谑者不恭不敬，令有权者难堪。在晚近中国文化历史中，王朔的“痞子小说”所具有的颠覆力来自它的戏谑精神 。网络行动和网络文化，因这种戏谑的精神而富有生气。如果说王朔的痞子小说在八十年代刚出现时，读者为之震惊，甚至称其为异端，那么同戏谑和不恭敬的网络文化相比，它却显得有些腼腆和过时。在中国网络空间中，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卖弄权威的行为是网友最喜欢攻击的目标。这种戏谑的文化不仅局限于网络，而是与当今更广泛的民众文化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宗教是对外在权力的信仰，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只有到现在才进入世俗时代。这一世俗化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只能会慢慢地展现。
草根民主扩张的第二个领域是实践。与日益增长的公民权相称的，是在公共事务上的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的激增。网络行动是这方面的标志，但在当代生活的其它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从2007年利用手机短信动员的厦门PX事件到2011年的大连、2012年的宁波、和2013年的昆明反PX的环境抗争，都是公民参与的网络行动与线下行动相结合的典型案例。
在厦门的PX事件中，市民通过网络讨论和街头“散步”，表达了他们对PX化工项目的反对。PX项目受市政府支持，因此，公众的反对挑战了企业和地方政府。PX事件中，市民表现出参加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的决策的能力和热情，这是任何民主实践中都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厦门的一些居民从网络论坛上得知PX项目，更多人通过短信——一条呼吁人们“散步”的手机短信——获知正在酝酿中的示威。厦门大学附近墙上的反PX项目的涂画，被拍成照片在网上传播。人们本来可以不参与。而事实是，他们参与了，仅仅是因为看到一条手机短信或一则网络帖子。这反映了他们要求控制与自己相关事务的渴望。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试图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尽管有些断续而有限的进步，但这一体系缺乏透明度、责任感和正当的程序。因此，草根民众越来越依靠抗争的方式去争取社会正义公正，也就不足为奇。网络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它为公民发声、动员以及行动起来反抗腐败和社会不公，提供了新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人们以不请自来的方式参与政治，实践着自己的草根民主。
网络行动代表了人们争取自由、正义和承认的斗争。它表达了他们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望，这些权利包括可以对政府政策发表意见、对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有知情权、团结起来保护公民的利益、公开挑战权威和社会不公、享受平等和人的尊严。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普普通通，并不表达什么争取宏大政治目标的崇高愿望。但就在这些平凡的斗争的背后，流淌着能量巨大的暗流。作为中国新公民行动的一部分，网络行动的沸腾表现出一种革命的冲动。这是另类的革命，它可能没有以往的革命号角，但未必缺乏革命的力量。
（本文摘译自杨国斌著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in China一书的结论部分，有所删改。原著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印行，中文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