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完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支柱之一是信息化，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的关键。农业社会与信息社会有着深刻联系，本文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机遇，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关政策与策略建议。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 

　　在远古的采集时代、狩猎时代之后，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已步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脱胎于工业社会，却与农业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是对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际关系淡漠的工业社会的螺旋上升式的否定。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含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按照新制度经济学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理论，随着信息社会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企业的边界将趋近于零，人可以成为独立的生产消费统一体(prosumer)，即人类个性将得到极大的解放。人对物质、能量的消耗也将极大缓解。因此，人与社会、环境将越来越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息社会是农业社会的某种回归——个性化、低碳、环保、绿色、循环、和谐，这些都是农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共有特征。但是，信息社会又继承了工业社会的合理内核，如社会化分工、低成本、高效率等。 

　　过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一系列恶果，而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理由很简单——信息社会来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从“城市化”到“城镇化”，一字之差，意义深远。 

　　移动互联网时代， 

　　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机遇和观念突破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的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城市电话用户数为1.85亿(含城市家庭1.05亿)、农村电话用户数为0.82亿(含农村家庭0.66亿);城市宽带用户数为1.42亿、农村宽带用户数为0.47亿。移动电话用户数的统计数据是不区分城乡的。仅就固网粗略的统计数字就可以大致看出：相对于农村人口，农村的信息消费还是偏低的，农村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很薄弱。 

　　随着2013年年底中国政府发放了LTE牌照，中国已全面进入数据通信的4G时代。“移动通信”与“互联网”两大行业融合为“移动互联网”行业。由于3G、4G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双轮”快速驱动，使得移动互联网流量获得了爆炸 式增长(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达70%以上)。 

　　据国际权威机构预测，到2020年，移动设备的数量将从目前的50亿左右发展到500亿(包括物联网终端)。即“物终端数”比“人终端数”大约等于10比1。根据有关标准组织的研究，该比例的极限需求至少将是50比1以上。这恐怕还只是生活需求，不包括生产需求。 

　　为什么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农业信息化会有跨越式的机会?其关键是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众所周知，农村地区地广人稀，如果铺有线线路的话，需要较高的协调进场和建设成本，如修铁路;而建设移动通信网，则可以以点盖面，有如发展航空产业(基站类似于机场)，非常经济。 

　　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之一，是信息化带来的成本降低。这里的成本，既包括生产成本也包括营销成本。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保证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但从现实来看，土地的碎片化(注：由于长期家庭承包形成的土地面积、形状、土壤等自然属性的差异)，可能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大障碍。 

　　如果我们有跨越式发展的思维，则通过发展移动互联网，可以在暂时难以改变土地自然属性的条件下，迅速实现农产品的“精准营销+长尾生产”。即越过工业化的规模农业经济，直接进入信息社会的长尾农业经济。 

　　有人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是取消各级特供。但这显然不是一种帕累托最优。李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政府的态度不可谓不严厉。然而事实上，已经有人试图用市场化、信息化的手段解决问题：如开发“城市家庭特供定制农产品”(一般是按周送到家)，即开发可提高整体附加值的长尾农业经济。其依托的基础，就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现代物流。而现代物流的本质，依然是信息化。 

　　毋庸置疑，农业信息化的基础条件首先是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但是，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绝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资金问题。更需要的是观念突破。 

　　例如，互联网时代被认为是“免费”经济时代。所谓“免费”经济，其核心理念在于：将用户(user)作为资源，从传统的付费客户(customer)中分离出来，对用户免费(前向免费)，扩大影响力、注意力，施行交叉补贴。交叉补贴的模式有：用注意力交换免费服务、用信息交换免费服务、基础业务免费+增值业务收费等。农村的信息服务能不能免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此外，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是一种比资金投入更有效的手段。 

　　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突破点 

　　对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是有必要的，但政府补贴不可能长期化。应当形成造血机制，进入良性循环。故本文不探讨单纯加大资金投入的政府财政支持政策。仅就可能的、支持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突破点分析如下： 

　　普遍服务基金问题 

　　所谓的普遍服务基金，就是对农村、偏远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提供经济上亏损的服务支持。国际上，该类基金首先创造并应用于通信领域。例如，若干年前传统的一封国内平信，邮票的平均价格是8分，如果利用普遍服务基金，即使成本是1元，也可以寄到边境地区。 

　　目前，发达国家有完善的普遍服务基金运作机制，包括从企业利税中减扣、中介机构审计等机制。但我国现在还不存在此类基金。如果按企业自愿原则自行投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按照效益原则和资本市场规则，其结果必定加大市场机构的失衡。前些年的通信村村通工程就是一个例子。 

　　数字红利频谱问题 

　　数字红利频谱是指无线电视向数字电视迁移后腾出来的优质的700MHz无线频段。按照有关国际标准，发达国家均已分配给了移动通信。 

　　拥有良好低频绕射功能的700MHz频段，可以使基站布点很稀散，大大降低建设成本，通常的估算是可以降低建设成本三分之二到六分之五。这就不难解释，德国的4G网络，首先是在农村开始建设的。无论在城乡，我们完全可以将频谱资源比作土地，应当像关注土地资源一样关注频谱资源的闲置和充分利用问题。 

　　信息基础设施的充分共享问题 

　　信息基础设施是需要大投入的。但是，基础设施之间难以进行充分的市场化竞争。国际上先进的做法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共享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铁搭、基站、线杆、管道、站址等。 

　　近年来，由于政府的引导，三大运营商的信息基础设施共享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减少了针对电磁辐射的建站阻力，每年节省的资金数以百亿计。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的均衡，增进了社会福利。但遗憾的是，从整体而言，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占比不足现有设施的30%。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要求“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今年两会代表关于“国家整合资源，建立全国性的基站公司”的建议，值得关注。这对缓解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电信基础设施优惠政策问题 

　　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领域之一的基础电信行业，在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中的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缺乏在国家的相关税法方面的政策扶持。例如，作为新《企业所得税法》配套政策之一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财税[2008]116号)，对企业投资经营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七大类共18个项目的经营所得，给予了税收优惠，但不包括基础电信行业。 

　　建 议 

　　根据上述分析，除相关产业链可考虑将“免费经济”等互联网模式引入农业信息化之外，对于有利于农业信息化的政策支持建议，可归纳如下。 

　　——建立国家信息通信普遍服务基金。 

　　——尽快重新规划、发放700MHz数字红利频谱，加速农村地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共享，在必要的时候，研究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无线接入网(基站公司)的问题。 

　　——将电信运营业列入公共基础设施目录。 

　　总之，有针对性地“改革红利”范畴的政策支持，往往比单纯投入资金的财政政策(如转移支付)的含金量更大、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