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息化，只有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提高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时，信息化才能真正回到它本身。
中国经济的大势，正在从投资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在经济学中，对应着从凯恩斯式增长，转向熊彼特式增长。在这种转变中，由于认识上存在盲区，信息化的客观顶层上的作用往往被忽视。这个问题应在制订信息化战略时加以解决。
本文想针对妨碍创新驱动发展，妨碍以信息化思路解决这个问题的三大盲区，提出不同以往的想法。
针对的问题
我们认为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总体上存在三个问题和认识盲区：
一是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发挥不充分，存在根据长官意志驱动创新（如光伏），代替需求引导创新的现象。
二是现有发展战略以低风险低收益为特征，而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需要有面向高风险的政策设计。
三是创新要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现有创新体系偏重自上而下，而根据互联网经验，要充分重视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
以信息化和网络经济为主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针对解决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一在互联网产业化发展中，克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中的政府盲目性；
二是以互联网产业为突破口，破除不适合高风险的体制障碍；
三是借助互联网创新，解决自上而下创新存在的系统性动力不足问题。
总的要求：
一是变创新驱动中的政府意志主导为市场化主导。
二是变革不适应为创新化解风险的体制和机制，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有效化解风险，为此进行制度创新。
三是变单纯自上而下驱动创新，为大力支持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为民众创造低门槛实现中国梦的条件。
解决问题的大思路
1、推进服务化、信息化与创新的一体化。
将经济服务化提高到发展战略高度，以提高服务业产值与就业比重（并且推动服务业支撑平台化、服务业现代化），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和农业服务化（电子商务化）为切入点，提高对创新的产业化市场需求，以替代脱离市场需求的对创新的政府主导，解决创新驱动发展的市场动力、生产力动力问题。
经济学家布鲁克（Brooke）在分析美国1950-1990年的信息技术应用、产品差异化与生产率的统计关联时，发现服务化是经济差异化的过程，而信息技术发展是降低差异化成本的过程。这启示我们找出创新驱动发展在宏观经济水平上与信息化、服务化的内在关联。
如果在国家层面（而非具体产业部门或微观商业层面）考虑信息化，首先应把信息经济视为经济服务化的过程。主导思路不是以产业化的方式（即工业化的方式，如农业“产业化”）搞信息化，而是以服务化的方式搞信息化。
其次，应把服务化视为信息化的本体（中间的逻辑是：服务化是三大产业的差异化，而信息产业是降低经济整体差异化成本的产业）。
第三，充分认识创新与差异化需求的内在联系。创新是对差异化能力的供给，只有当市场上产生对差异化的足够需求时，创新才能成为人们自觉自愿而非政府驱赶下的行为。
以往创新驱动难以得到市场支持的关键在于，过度强调投资驱动的产业化，强化的是经济同质化的过程（传统中国制造是其表象），从根本上抑制了以差异化为本的服务化进程，从而在市场源头上抑制了对创新的需求，也抑制了信息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政府主导造成了创新的供给与需求的两张皮。
解套的关键在于认清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化本质上提供的是降低差异化成本的能力，它使服务的报酬递增，从而产生创新驱动发展的效果。只有在经济全局和产业全局上，推动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向，把信息化当作这个转向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新驱动发展的问题。
2、建立与完善我国风险投资体系
一是在中国风险投资体制没有建立之前，将现有的VIE（协议控制）合法化，保证中国创新企业能借助美国风险投资体制获得资本支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二是不断完善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制度，降低中小板上市门槛。
三是在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和鼓励风险投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对高风险高收益创新企业实行特殊政策，以市场手段分散其创新风险。可考虑先试点建立上市前风险投资（如天使投资）市场以分散第一轮融资风险。
四是引入高科技产业的全产业链管理制度（印度经验），不断完善促进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健康发育的政策，防止以创新为名搞房地产投机。
3、支持鼓励大众创新
1）以信息化和互联网手段为大众创新创造制度条件、平台条件和社会条件。
一是推广海尔经验，在企业中建立全员创新机制（海尔“人人都是CEO”）。
二是鼓励服务支撑企业为开发者免费提供开发平台和开发工具（百度和腾讯），推动草根应用开发创新。
三是广泛为劳动者在家办公创造条件和机会。
四是为农村电子商务提供开放的公共支撑平台，鼓励新农人借助互联网参与应用创新与开发性扶贫。
五是通过以云服务为代表的分享型经济模式创新，提高服务创新水平。
2）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智慧政府建立与大众创新联系起来，以提供“超越常规的服务”（联合国）。将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市场上的自我服务机制通过平台对接起来，调动大众创新在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3）改善大众创新的公共条件。
一是进一步重视国家宽带战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降低资费，改善大众创新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是推进与深化电信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扩大竞争以降低全社会信息化应用与创新的门槛。
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一是加快对内开放支付清算体系，为互联网金融创新创造基础条件。
二是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强对中小企业、农村地区和个人服务，造福草根创新。
三是鼓励金融业与信息业混业经营的创新，通过信息业（如征信业）的发展，提高金融业以信息对称化方式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预期达到的效果
1）使创新内生化。在产业发展水平，在政府产业政策之外，内在生成对创新的市场化需求和市场化动力。由经济的服务化转型，产生对信息技术应用的广泛需求，有效带动创新支撑产业（如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通过风险投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我国资本市场内生支撑创新的能力。解决国内互联网企业国内上市需求（同时鼓励其境外上市），为驱动其创新发展创造分散风险的制度条件。
3）通过鼓励大众创新实现“大繁荣”。
一是可以为企业家、专业研发人员的创新，提供更广泛的金字塔底的基础，形成大繁荣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是发挥微创新所具有的多样性优势，提高企业服务附加值。
三是大众创新因云服务而无须自己投资生产资料，通过以人力资本为主的微创新，在第一次分配中就使弱势群体公平实现个人梦想。
对信息化，只有从看山是山（是技术），看水是水（是信息产业），提高到看山不是山（而是创新），看水不是水（而是国民经济向服务化的整体转型）时，信息化才能真正回到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