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是否会像格林斯潘警告的那样“停滞或更糟糕”？

　　中国内需扩大得越快，遭受的冲击越小；金融改革速度越快，中国越有可能化害为利——假如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则全球资本需要扶持另外的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国颇有希望

如果说2005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问号在中国，那么2006年最大悬念则在美国。

　　2005年前，国际金融界一轮又一轮地猜想——人民币汇率怎样改革？结果，答案之聪明使那些下注中国出错招的“热钱”黯然而退。

　　2006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一个更大的问号正提向美国：当1月31日，美国金融史上最棒的掌权者——格林斯潘退休后，他在最后一年任期中再三警告的“停滞甚至更糟糕的境地”会不会真的降临美国？

　　格林斯潘身后的巨大空白

　　1987年8月，在保罗·沃尔克卸任之时，原油价格涨到每桶22美元，较一个月前翻了一番，1987年10月19日，继任者格林斯潘便撞上了“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一天就跌去了22.6%。他镇定地打开了美国货币的“水龙头”，短短几个月内，人们挽回了所有的损失——这也成为格氏神话的起点。

　　伯南克能够指望幸免于类似的市场考验吗？美联储主席——这个要与市场非理性繁荣或衰退作战的人，显然不能对市场不向其挑衅和进攻心存侥幸。

　　结果将取决于力量和筹码：一是伯南克是否比格林斯潘更善于驾驭对手——市场；二是格林斯潘留下的遗产是否比他当年接手的更麻烦。

　　无可否认，轻松地被各界接受为新的美联储主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伯南克做到了。他在11月中旬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首次为美联储设立一个明确、公开的通胀率目标。但这不是格林斯潘的风格，格老曾自嘲：“如果我说了一些东西而你们又完全明白它的含义，那么我可能犯了错。”

　　在格林斯潘眼中，世界总是在变的，他更醉心于自己定制的各种统计数据上，他能够穿透其间复杂的关系来掌握经济的真相。因此，1996年9月，当12家美联储分行中有8家要求提高利率时，他断言政府的生产率数据是错的，并拒绝加息。事后证明，这一决定给了新经济以很大支持，美国迎来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梦幻组合。

　　格林斯潘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当然，要求伯南克如同退休时的格老一样智慧和老到，那也是不公平的。而接下的问题是，格老的遗产到底有多麻烦？

　　美国的经济调整是否迟早要来？

　　2005年8月，曾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克鲁格曼撰文，批评格氏2001年对于减税的关键支持。而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在2005财年达到3816亿美元，占到GDP的2.7%。

　　早在这个批评的5个月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79岁的老人格林斯潘就已坦承支持减税措施是错误的。

　　格氏当年决定的背景是，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后3年,美国连续出现了财政盈余,最后一年即2000年,财政盈余高达2370亿美元。但其后美国遇到的一系列麻烦——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及反恐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格林斯潘不可能全部预见到。

　　也许，格林斯潘真正需要负责的是——他使美国繁荣了太长的时间，这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为未来储蓄是没有必要的，消费、再消费成为潮流，而居民储蓄率由1975年的14%下降到2004年底的0.9%。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2005财年这个数字将达到7006亿美元，约占GDP的4.96%。

　　繁荣的背后，是1998年以来，美国M2增长速度连续六年高于GDP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即存在美元的超额供给。其后果是引起全球此起彼伏的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房地产、石油、铜等大宗商品迭创历史新高。

　　但欧元的诞生挑战了美国的货币霸权，特别是2002~2004年，美元兑欧元连续两年大幅贬值，严重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这使美国传统平衡财政、贸易双赤字的方法——增发货币、美元贬值、出售美元债券走到了尽头。

　　诚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言，美国不得不尽力赢得海外资本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以达成“针尖上的平衡”。过去的一年中，格林斯潘也至少3次警告美国的金融市场隐患,分别针对财政赤字扩大、对冲基金风险和房地产泡沫。

　　为了能在对抗欧元的情况下维持资本项目顺差，2005年初，美国实施了《本土投资法》，将美国企业海外投资所得税率降低了75%；美联储连续13次提高利率，从1%提高到4.25%。这支撑了美元对欧元的强势，但过去一年，美元对黄金却已跌去17.8%。

　　此刻，伯南克接任后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是继续温和小幅加息还是停止加息？前者将使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软着陆，遏制过度消费，保持美元坚挺，更长时间地维持美国财政平衡，从而为美国自身改革赢得时间。后者则维持非理性繁荣，但调整来得更晚，代价也可能更大。

　　继续加息或许是民主党、美联储乃至伯南克本人所愿意看到的，如果格林斯潘仍然在位，他也会坚持继续加息，但这未必是布什政府和共和党所乐见的。

　　格老在9月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历史不会赋予所有事件以圆满结局。”但问题是，这个不圆满会发生在两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后呢？而假如“市场狮子”突然发现，美联储的驯狮人比以前弱小了很多，而自己比以前强大得多，它会不会提前扑上来？

　　美国问题外部解决与导火索

　　是美国解决美国问题的时候了。

　　继续小幅加息，美国给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降温只是序幕。接下来，在个人层面，美国人需要改变过度消费的习惯，他们还需适应趋紧的信用贷款，社会福利待遇的减少等等；在企业和市场层面，避免堕入贸易保护主义陷阱，进一步通过全球化、信息化提高效率；在国家层面上，改变或矫正单极霸权世界的政治思路，尽量弥合国际社会国家间、种族间的冲突，从伊拉克撤军，降低军费开支……

　　如果美国人能够立刻采取措施，那将是全球的福祉。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一丈亦非一日之功。怕的是美国因畏惧自我手术之痛而“饮鸩止渴”，对内部的问题继续寻找外部解决——也即美国生病别国吃药。

　　一种可能的风险是，美国威逼人民币大幅升值。最典型如2005年4月上旬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汇率报复案”，该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否则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尽管人民币已经在7月21日升值2%，但这个阴云迄今仍然沉甸甸地压在中国的头顶。

　　如果美国2006年强征中国惩罚性关税，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因为中国可以绝地反击——先行大幅提高中国商品的对美出口关税。如此一来，近年来中国廉价商品为美国低通胀的贡献将“反噬”美国，美国通胀率将会大幅提升，并进一步引发房地产泡沫的幻灭。同时，中美贸易战将极大地打击世界经济的信心。

　　另外一种更须警惕的危险是，伊朗核设施被袭引发的新一轮石油危机。过去两年有证据表明，高油价对欧元的冲击大于美元，这会对一些美国政治家形成诱惑。尽管美国不愿因袭击伊朗的核设施而在中东陷得更深，但不能排除它默许以色列出手。

　　如果中东问题复杂化引发新一轮的油价上涨，那么高盛每桶100美元的高油价预言说不定会变成真的，高油价将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成为另一根导火索。

　　中国改革与美国调整竞赛速度

　　不可否认，美国的问题的确是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

　　目前中国对美的外贸依存度约为15%，2005年上半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491.1亿美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了177.5亿美元，对上半年GDP的增长贡献度为25%。美国经济“停滞或更糟糕的境地”将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尽管廉价商品的消费收缩会小于高档商品。

　　更何况2006年的中国自身经济也面临挑战。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幅连续多年高于GDP增幅；商业银行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成本多由微观经济承受；而金融资本市场对于企业的输血一直不畅，融资成本日高；加上能源原材料价格高涨、国内的重复建设等原因，企业盈利能力在2005年已明显下滑。

　　扩大内需已成中国当务之急。最迫切的是激活金融体系向世界工厂“回血”，加速商业银行上市，提高银行运营效率，降低企业贷款成本；而这又取决于A股市场股改速度，A股迅速恢复再融资也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但难题是，如何同时完成股改、新老划断平稳过渡、新G股的健康成长三个目标？其中关键点是新G股上市能够真正市场化，新交易规则能否赢得社会公信。

　　扩大国内需求，从宏观管理层面看，急需政府转变职能，削减开支，提高效率，将财政收入主要转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公众开支上，从而降低民众的未来忧患，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这是一场赛跑，比的是中国的改革速度和美国经济调整谁更快，中国内需扩大得越快，遭受的冲击越小；金融改革速度越快，中国越有可能化害为利——假如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则全球资本需要扶持另外的强大的金融市场，中国颇有希望。

　　危险与机遇并存。2006年，美国悬念之下中国改革仍需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