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①如今，30多年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走向信息社会。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几乎没有人、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着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对此，美国前民主党主席认为：“谁能够有效地利用网络，与民众进行沟通，谁将主导未来。”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发展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针对这一政党政治的重大问题，2014年9月23日至9月24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课题组与上海市党建创新研究基地等共同承办的“信息化时代的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德国、英国、荷兰、法国、肯尼亚，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进行深入探讨，充分探讨了中外政党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既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也进一步明确了需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
“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的四大议题与热点问题
与会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这一主题，围绕“社会变迁、技术创新和政党认同”、“创新政治沟通方式”、“重塑党内结构”、“改造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四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就政党应对信息化发展的一些具体举措，如政党如何扩大党内民主与政治参与、有效吸引民众、强化与民众的沟通乃至网络反腐等，进行了一对一的发言、一对一的点评。
就整体而言，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与西方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政党、影响政治生态、影响政治议程、影响政党认同？这是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就中国情况而言，信息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比西方更大、更深刻，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层面、政党活动方式层面，也表现在党建内容、廉洁政治、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等层面；而且，信息化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执政党对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或引导作用。对此，笔者以“信息化发展、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中国大陆情况”为题代表中方首先作主旨演讲。就西方政党而言，随着信息化发展与社会转型发展，西方政党对公民的吸引力开始下降、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开始降低，如对欧洲和美洲25个国家的抽样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对政党表示“信心较大”或“信心很大”的人不足20%。②公民对政党信心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选举的波动性不断放大、缺席选举的现象日益严重、党员数量持续减少；政党既面临着内部的参与危机，也面临着外部民众的参与危机。对此，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变革研究所所长雷切尔·吉布森（Rachel Gibson）教授以西方选举为例、以“社会的和技术的趋势及其对西方政党的影响”为题代表外方作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淑真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何明升教授分别对这两个主旨演讲作点评。
信息化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沟通方式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快捷、更方便、更多元。信息化发展对政党影响最直接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政党与民众沟通方式的影响。简单说来，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作为整体的政党与民众的沟通，二是作为个体的政党人士（特别是政党精英）与民众的沟通。那么，信息网络的发展如何改造政党政治沟通方式？这在中西方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信息网络对政治沟通方式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对政党精英（特别是政党候选人）与民众沟通方式的影响，政治的个人化与媒体化倾向比较明显；在中国，则突出表现为党组织与民众的沟通，整体化与党建信息化倾向比较明显。对于这一议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建华教授以“互联网时代的政党与社会沟通——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为题、荷兰内梅亨拉德伯德大学传媒系助理教授莫里斯·弗吉尔（Maurice Vergeer）以“新媒体，新的参与式政治？——政治的个人化和媒体化”为题，分别作了演讲。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黄金辉教授、中国广播网副总裁伍刚博士分别对二位演讲作点评。
信息化发展对政党自身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党内结构再造与党内民主”方面。那么，信息化发展对党内建设与党内民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既涉及到信息化条件下党内民主新形式、新媒体如何影响党内决策过程、政党利用哪些策略来吸收或影响年轻成员、信息化发展对党务公开与政治透明的影响、网络反腐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党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等一系列问题，也涉及到党内民主、党内决策民主化、党员结构变化、党员招募战略、党务公开、政治透明、网络反腐、政党自律等一系列政党政治基本问题。比较而言，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重视与发展党内民主、致力于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如今，反腐倡廉、网络反腐也成为当代中国的一大热点问题。就西方政党而言，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发展，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致力于党内组织改革、强化党内民主、想方设法招募年轻党员。如德国社会民主党2013年12月通过党内公投来决定“是否与基民盟进行大联盟”；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从2006年以来，不仅让党员投票决定政党候选人，而且决定所有候选人在党内的拟任职位。这些做法在西方基本被视为“前景看好的实验”，但从长远看，能否吸引更多党员、能否促进党内参与和党内民主则有待观察。对于这一议题，上海市委党校政党研究所刘宗洪教授以“党员选票与党内民主——对‘不唯选票’的认识”为题，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欧洲政治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久力亚·桑得利（Giulia Sandri）以“加强党员的声音：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新形式与党员参与”为题，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部袁峰教授以“党内监督、政党自律与政党廉洁”为题，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福尔克·贝斯特（Volker Best）研究员以“党员的招募：采用现代战略吸收年轻人、建设一个新生代政党”为题，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卢先福教授、英国基尔大学克特·理查德·路德（Kurt Richard Luther）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淑真教授、肯尼亚内罗比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任亚当斯（Adams Oloo）教授先后对上述四位发言作了一对一点评。
就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而言，在不同国家，政治传统与政治制度不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也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比较强调公民社会、社会资本与政治合法性等，习惯于从公民社会角度来探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与中国有所不同。但从政党执政角度看，民心向背决定执政成败，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脱离群众，共产党最大的优势也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在信息化条件下，西方政党如何联系民众、赢取民众的政治认同？这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于这一议题，东南大学副教授、德国某智库兼职研究员延·图劳沃斯基（Jan Turowski）以“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西方各异的政治体制及其把相互竞争的利益纳入政治过程的方法：一项理论概述”为题，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以“执政党与社会组织”为题，德国海因里希·海涅大学杜塞尔多夫政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珀甘特克（Thomas Poguntke）教授基于对欧洲21个政党的数据分析，以“变化中的政党—公民社会关系：纽带的侵蚀？”为题，中央编译局林德山研究员以“执政与政党功能：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经验的历史思考”为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徐世澄教授以“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沿革：挑战与应对”为题，先后作相关发言。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奚洁人教授、达姆施塔特大学政治学院研究员助手西尔维亚·潘诺维诗（Sylvia Pannowitsch）、北京市委党校姚桓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商红日教授等分别对上述发言作点评。
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的若干理论共识
通过专题发言、提问与论辩，中外学者就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达成了共识。概括说来，相关理论共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党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变革，才能与时俱进、始终保持政党生机与活力。变革是当今世界唯一不变的因素；任何政党（包括其政治领袖）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变革，才能进一步发展、始终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面对信息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即使现在人们无法判断其对政党的真正推动作用，但谁也不敢放弃这块天地，都希望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政党的存在，以跟上技术发展趋势。
纵观人类信息技术发展史，从500年前的德国古登堡印刷革命，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技术的运用，再到20世纪初30年代收音机的运用、20世纪60年代电视传媒的运用，再到21世纪互联网的运用，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新兴信息传播技术都在为领导力的提升带来巨大优势。谁善于应用新技术提升领导力，谁就会赢得新的时代、赢得民众支持。
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信息网络技术在选举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能够增加政治透明度、加强政治沟通、提高政党对外开放度，甚至能够拉开政党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充分展示竞选者与政治领袖的更多个性。在不同竞选活动或政治活动中，恰当运用信息网络化技术能够使资源强大的政党获得更大优势；相反，糟糕的运用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在信息网络条件下，个性丰满多彩的政治领导人更容易赢得选民（民众）的好感和追捧。同时，一些研究也表明，在信息化时代，西方政党具有下放权力、给候选人更多自由展示空间的趋势。
信息技术发展为改进政治沟通带来了无限可能，也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政治，为政党未来带来了无限生机。但政治沟通的前提是政治信任，只有在政治信任基础上进行政治沟通，政党才能赢得群众认同。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随着社会发展与民众变化，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与沟通方式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发展。
当代西方政党逐渐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具体表现为党员数量减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降低、党员老龄化现象加剧。对于西方政党衰退的原因，与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一是政党以前扮演的“国家和公众之间”中介角色在当今欧洲大陆逐渐消失，公民和政党关系逐渐弱化；二是人们对政治（包括政党）的信任越来越低，以至于产生了“反政党式”政治；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社会运动）与组织形式等使人们有更多途径参与政治，以致于现在公民更多采取非传统渠道来参与政治、而非通过政党渠道。
在当代西方，政党有弱化倾向，但在中国，政党影响力无处不在，中外政党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欧洲各国的政党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在一些欧洲国家，人民需要更强大的政党、更好的问责制。在东欧一些国家，因为政党比较缺失、比较弱化，反而导致了政治领导人或者政治候选者个人化的上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政治领袖的个人魅力更依赖，而非其背后的政党；但政治个人化对政党政治合法性有一定威胁，甚至会伤害政党政治的合法性。
对于党内民主与党员发展问题，不同国家的政党有大有小，大党与小党在党内民主模式与运行机制方面应该存在一定差异。当前，西方面临政党衰退、党员人数下降、政党吸纳力降低等问题，而已经拥有86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则是合理控制党员规模、强化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等问题。
各国政治传统、政治制度不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不同，政党地位与作用不同。同“三权分立”的美国相比，欧洲政党在政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功能很明显；同时，在欧洲权力的委托和授权过程中，“纽带”与“问责”非常重要，执政者和被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纽带模式”来分析。从政党制度角度而言，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异，就是“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之间的差异。从政党作用看，中西不可同日而言，西方政党势衰、作用有限，而中国政党作用非常强大。从政党领导方式看，中西政党的领导方式既可以是直截了当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政党政府来推动的，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英特网、社会组织等）来推动，等等。尽管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差异显著，但政党的有效领导都依赖于其政治理念与能力专长，在这一点上世界政党完全一样。
对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除讲制度层面以外，也需要注意政治理念、价值与文化层面的内容，因为政党、国家、社会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制度设计与制度运作）一定与文化传统相关。我们不一定非要说“公民社会”，但我们同样要尊重与保障人权，尊重每一个人民的参与权与监督权。没有政治理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就不会有政治机制的转变；即使有了新的机制，但政治观念未改，新的制度与机制也难以有效运作。这是研究政党—国家—社会关系需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研究政党乃至其他问题时，当把域外经验拿来、试图为解决国内问题寻求借鉴时，有的人常常缺乏“时空交叉和叠加”观念，经常会犯“简单比较”错误。比如当代欧洲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所说的是否匹配？如果研究的问题“时空”不匹配，就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与“焦虑”。这在比较研究中需要注意。
信息化发展不但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政党的生存环境、执政环境与执政基础，甚至也改变着党的建设模式、方式与方法，改变着党的领导理念、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四大考验的同时，无疑也面临着信息化发展的影响与考验。这种影响与考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电子党务层面的，还涉及到党的建设的理念、内容、方式与方法；不仅影响到党的自身建设，还影响到党的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大业。
相关理论分歧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通过专题发言、提问与论辩，中外学者就信息化发展与政党变革达成若干理论共识的同时，也明显存在争议与认识分歧，明确指出了政党政治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概括说来，相关理论分歧与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下：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信息技术怎样改变了党，是否改变了政党政治秩序、改变了政党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发展与政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转变”之间是否具有内在关联？这有待于深入研究与论证。
对于信息化发展对政党的影响，能不能确定一些具体指标进行大数据分析与量化研究，以进一步确定信息技术变革、社会变革、政党变革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弄清政党政治哪些变化是由信息技术发展直接引起的，哪些变化仅仅是社会转型的连带效应？
WEB1.0和WEB2.0作为互联网的两个时代，在技术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具有不同的网络化逻辑。这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应该有所不同，执政党的回应策略也应该有一定的时代差异。政党不宜用回应WEB1.0时代的思维与策略，来回应WEB2.0时代，否则，就会因思维惯性而僵化、保守乃至落伍。
中国共产党在适应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运用新技术方面，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框框，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整合执政资源，有效提高执政能力。
中国党政关系、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关系具有特殊性，二者关系类似于非对称性的商务寡头模型，党政权力非均衡、书记和市长不对称，书记权力比较大、市长权力相对较弱；虽然党政形式上是分开的，但我国党政高度同质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如何超脱、如何重构党政关系以强化与社会的沟通，值得深入思考。
在当今时代，政党回应技术发展、运用新技术新方式与民众沟通很有必要，但信息技术（或者说沟通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沟通内容？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新技术也许对沟通内容没有多大影响，新技术未必能引起政党自身变革，政党未必要被新技术牵着鼻子走。有的西方学者则强调：千万不要把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混为一谈，传统平面媒体更多强调的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深入分析，但在社交媒体上这些内容并不太合适。在社交媒体上的主要是年轻人，若想吸引他们，就要使用他们的语言、针对他们的兴趣与话题。在这一方面，渠道会改变、影响内容。
在信息化条件下，能不能重新建立政治信任、怎样建构政治信任创建更加美好的明天？政治信任问题有没有文化因素、不同文化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建构政党政治信任是否需要考虑个人因素、政治因素？各国政党是否有建立政治信任的通用方式，还是因人而异、因党而异、因地制宜？政党如何考虑各方面因素来建立社会信任？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意思，也都需要深入研究。
当代西方政党在强化“党员”声音、增强党员代表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思考“增强党员的代表力”有没有张力、有没有边界、是否会影响党组织统一？如何处理好党员代表力和党组织的关系？
西方“开放式初选”对政党究竟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对欧美政党是否有所不同？欧洲政党向非党员开放，是否会导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矛盾？有的学者认为，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开放式初选”强化了政治家的个人中心作用，弱化了政党的组织功能；但在欧洲，组织功能恰恰是欧洲政党的强项，“开放式初选”强化了党的选举功能，却弱化了政党传统的组织功能与代表功能。这对欧洲政党而言，究竟是强化了党，还是弱化了党？政党基础究竟是立足于正式而稳定的党员，还是面向选举中支持你的非党员？如何避免当前赢得了选举却导致传统党员与支持力量的流失？如何权衡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眼前选举得失与政党长远发展之关系？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尖锐挑战：一是在社会政策上，怎样处理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正义的关系？中国改革怎样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二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怎么防止生命力衰退、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自我进化，一方面强调加强党的监督，在现有体制下如何做到？
对党员规模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应控制在多大规模？党员和民众之比应该控制在20：1，30：1，50：1，还是80：1？多大的党员规模更有利于发挥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现在我们控制党员规模，是否会导致今后党员年龄结构失调，这些都有待于深入观察与研究。
对于西方政党—社会关系，可以用“代表性”或“授权性”纽带关系分析，但在不同国家（即使是在欧洲），各国政治传统与现行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同，人们对政党的观念有所不同，对政党组织属性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如英国视政党为私人组织，德国视政党为“宪政机构”或“宪政要素的一部分”。因此，就政党—社会关系而言，欧洲可以归为一个大类，其他国家还有不同的类型吗？即使是在欧洲，是否需要对政党—社会关系进一步划分，以什么样的标准进一步细分？
在北欧国家，社会发达、社会同质化水平比较高，政党作用比较小，大多数北欧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与多”的关系。而中国属于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发展差别比较大，社会不够发达、政党作用强大，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一党执政”体制，这反映了“多与一”的另一种关系。这是否说明“多与一”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在社会同质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需要强调差别、实行“多党制”，而在同质化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是否需要强调统一与秩序、实行“一党制”呢？这背后有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同20世纪50、60年代相比，西方政党现在的确在衰落，现代西方政党不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那样强大、拥有广泛的党员基础。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现代化，是否也会出现类似西方政党衰落的现象呢？将来的年轻人是否也会对政治失去幻想、对政党不再那么忠诚、不再那么乐于入党呢？这既需要居安思危，也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在西方国家，政党之间既面临着相互竞争，也需要跟其他政党合作、互动；政党之间有时可以成为决策中的伙伴，有时成为相互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压力很大。在中国政党体制下，执政党相对缺乏与其他政党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沟通的压力；那么，执政党如何进行政策反思、如何收集反馈意见、如何调整政党政策？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3&ZD009；同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BDJ030）
注释
1、［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29页。www.worldvaluessurvey.org.
【摘要】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没有国家、没有政党能够摆脱其影响，各国政党都面临信息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那么，各国政党如何回应信息化挑战，实行党建信息化、改善内部结构、实行党内民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密切联系民众？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既促进了对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的中外比较与思考，也促进了中外政党对回应信息化挑战的思路与对策的探讨，还深化了对世界政党共性与个性的认识。而对相关理论的共识与认识分歧，将有助于深化对政党政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