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不断创新的互联网革命既提高了互联网普及率，也增加了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并正在改变传统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拓展，网络政治学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研究意义吸引了学术界的积极探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英文文献中有关互联网与社会个体及群体的关系、网络政治学研究的衍生理论分析框架等成果进行全方位评述，以期客观认识当前网络政治学的发展现状、研究焦点及未来走向，为中国学术界相关知识的增进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 键 词】网络政治学/政治2.0/衍生理论
一、导言
始于1969年的美国的互联网，在从最初的军用走向民用的普及过程中，作为公用信息传播载体迅速风靡世界。无论是各国纷纷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还是互联网信息传播制度的完善，都以互联网发展作为核心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世纪末期至今，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触及全球各个角落。目前，发达国家的互联网使用普及率往往高达8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止2012年，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也已经逐步接近21世纪初期发达国家45％的普及率水平。
伴随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信息提供、传播和接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互联网革命中，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正在从传统的纸质媒体、收音机、电视转向互联网媒介，而互联网媒介也从早期的网页、论坛(BBS)、博客逐步转到近年来新兴的微型博客等新媒体之中。在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中，Web1.0时代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并伴随着电子政务的大发展，提升了政治信息的透明度。在Web2.0的冲击中，人机信息交互使得民众从传统的信息接纳者转化为信息制造者。互联网的发展创新，不但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极大地触动了传统政治生态。其实，新科学技术的兴起总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美国总统从罗斯福首次使用收音机开展的“炉边谈话”，到肯尼迪竞选的首次电视辩论，再到奥巴马的网络社交媒体竞选秀。新科技在政治生活中的创新性使用获得了良好的成效，新近有学者将互联网喻为鼓励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万能长寿药”。①
这一良好愿景，燃起学术界基于互联网科技发展来进一步完善或改变政治现实的愿望，一些相关的新词汇在研究领域不断出现，网络政治学、虚拟政治学、数字政治、代码政治等纷纷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也符合当代政治学研究新拓展的趋势，其总伴随着与其他社会现象或学科的融合，形成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当前，在新信息技术的驱动下，网络政治成为信息时代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向。所谓的网络政治学一般是指在Web2.0时代，分析互联网与政治学相关领域的交互关系与影响，以及虚拟空间的相关政治行为、制度等议题。网络政治学因其技术因素，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去中心化、开放与共享并存、平等与互动、个性化与社群化并列等特征。
图1： SSCI有关网络政治、社交媒体文献发表检索结果
注：以“网络和政治”为检索词设定规则如下：标题=互联网(Internet)或网络(Web)+政治模糊词(plitic*)或政府模糊词(Govern*)并在传播学或政治学中筛选；“社交媒体和政治”检索词设定规则如下：标题=Social Media或SNS或Social Network Site或Social Networking Site或Twitter或Facebook或Friendster或Orkut或Netlog或Youtube或Flickr或Picasa或Cyworld或Bebo或Linkedinf或Tumblr或Twitkr或Plurk或Mixi或Renren+Politic*或Govern*，并在传播学或政治学中筛选。以“网络、社交媒体和政治”为检索词设定规则如下：标题=Internet或Web或Web1.0或web2.0或Web1.0或web2.0或Social Media或SNS或Social NetworkSite或Social Networking Site或Twitter或Facebook或Friendster或Orkut或Netlog或Youtube或Flickr或Picasa或Cyworld或Bebo或Linkedin或Tumblr或Twitkr或Plurk或Mixi或Renren+Politic*或Govern*，并在传播学或政治学中筛选。②
网络政治学的重要现实价值和理论研究意义吸引着学术界的积极探讨，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仅就英文权威社会科学引文来源刊物(SSCI)发表记录来看，近10年来相关文献快速增长(见图1)。但急速增长的文献对议题研究依然未取得共识，具体来看，主要存在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其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或称为网络乐观主义)；另一种认为政治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常态(或称为网络现实主义)，但这类极化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显然影响到后续的实证分析，如研究案例的选择、问题意识的形成以及结果解释的挖掘。从研究内容来看，伴随各式各样引人注目的口号，如“媒体霸权时代”、“网络乌托邦”，学者们聚焦于互联网与政治行为群体的关联、影响及原因，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相关实证检验，还通过融合其他学科知识衍生了诸多自成体系的分支理论。基于此，下文将对近年来关于网络政治学的英文文献进行全方位评述，以期客观认识当前网络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为中国学术界相关知识的增进提供借鉴和思考。
二、互联网与政治个体、群体或组织的关联
当前，互联网正在被普通大众、政治家、学者及政党、政府、国际组织、慈善组织、智库等个体或群体广泛使用，显示了其对公共事务及政治生活的极大影响力，如对公民—政府关系、政治参与、政治信息传播等的影响。同时，互联网也在动摇着传统的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和公民行动的关系。从研究文献来看，西方学者主要侧重于分析互联网与政治个体、群体或组织的关联影响。
(一)对政治个体的影响
互联网对个体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作为新信息载体带来的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传播的变化，其次是这种变化对个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针对此类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核心议题之一包含以下问题：谁获取、如何获取及信息的质量与类型。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政治信息的多样化，以及公民对信息的可选择性。多数研究均认为，政治信息的增加有利于公民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公民通过获得其他人的指导会降低政治信息的获取成本，但理想的信息提供者、特别是其融合个人政治经验和分享的观点常常不存在，因此公民常需要超越自己所在的团体去寻求外界的理想信息提供者，但这又额外增加了成本。③互联网则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它基于其特有的平台和技术，提供了传授、学习和筛选政治知识的创新性路径。学者将传统的传媒载体喻为单向传送带，其主要将政治精英的观点传送给大众。④而互联网则具有双向传送的功能，互联网的便捷性和低成本性正在提升政治相关信息的散播空间和传播广度，成为民众政治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促进了现代政治人的成长。实证研究表明：经常使用互联网收发政治邮件的网民的政治参与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出21到39个百分点。⑤
尽管学者期待互联网能为新的政治参与提供技术辅助，诸如在线公民论坛的发展。但这一过程也需要加大对参与文化、必需的参与技术的培训等。有学者注意到，面对信息鸿沟的存在，当前的通讯效果鸿沟也进而形成了参与鸿沟，导致了不同的参与差距。⑥或者说，由传统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导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将带来政治参与失衡，特别是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传播政治信息的时代，数字鸿沟将剥夺部分人群的政治信息获取权。数字鸿沟大概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互联网的使用、不同数码设备的使用、使用的深度与广度、不同互联网活动的参与等。⑦当前的教育、家庭收入、家庭结构、接触电脑机会等均影响到数字鸿沟。如在美国，虽然有85％的成年人和90％的年轻人使用网络，但是贫困地区的人群依然难以接触网络。⑧
此外，不同互联网使用者的使用特征和需求特征导致了不同的使用结果和偏好。如外向型性格降低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对网络异质性的影响，而内向型性格则更容易与不同观点的人们进行讨论。互联网对内向个体的促进作用大于外向的个体，虽然实证数据表明这种改善边际效应不是很大。⑨此外，个体差异也影响着政治知识的获取，特别是个体的动机、能力、政治信息接触量以及经济地位、政治和交流背景等差异均对其政治知识的获取产生影响。2009年欧洲选举研究数据分析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到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知识获取瑏瑠，而在需求特征层面也发现，网络博客的阅读习惯偏好会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11)
最后，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人”大量涌现，网民的线上政治讨论和线下政治行为关系不同，进而对个体的政治认知、态度等存在不同影响。虽然个体在线参与引起很多政治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学者们对其内在结构及其与线下参与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有限。这类研究大多忽略区分虚拟的线上行为和现实的线下行为之间的差异，这也导致一些学者质疑网络虚拟世界的政治影响力能否扩展到现实世界的参与活动。(12)美国学者的调查表明，只有少部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者用其来获取和搜集政治信息。此后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推特(Twitter)写作风格中，叙述体最为流行，这与18到19世纪期间人们的日记记叙题材没有区别，此时的互联网只反映历史过程中人们使用新的媒介来交流分享的社会需要。(13)这类社交媒体仅充当朋友间政治沟通的平台，而未构成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来影响政府官员。若现实世界的政治参与空间紧闭，互联网平台就难以转化为施加现实政治影响的机会窗口或催化剂。(14)如经过分析发现，德国的接触、竞选、请愿等相关线下活动受线上交流的影响，(15)但是其他国家就没有出现类似情形。对于青年群体的分析同样表明，只有在现实世界存在政治参与空间时，线上的网络“分享”(如转发邮件、签署电子请愿及在线讨论)因素才会对线下政治参与带来影响。(16)
(二)对组织和政党的影响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家权力、权威和部门结构在信息时代受到挑战，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互联网对政党、政治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影响。数字时代的交往新方式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间，也改变了政党政治的现状。(17)
首先，改变了政党传统的组织结构。以提名政党候选人为例，一般认为，新信息技术将促进政党集权，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将使得政党候选人能够脱离党中央的控制而开辟独立的个人宣传平台。比如，当前在线媒体受到候选人的广泛关注和深入使用，对个人竞选阵营展示出深远的技术影响。社交媒体短期内难以增加各类个性化特征的竞选形式，但却提供了一个新的自我推销渠道。(18)对美国爱荷华州的数据分析证明，互联网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候选人的政治形象评价呈正相关。(19)
其次，改变了政党政策定位策略及议程设置。对何时以及如何释放党派新闻信息、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如何转化其他党派支持者、如何巩固本党派的支持者等问题的解答成为当前政党组织研究的新课题。通过对2004年丹麦的数据研究表明，信息媒体容易影响并极化政党政策的立场，这迎合了贪婪的争取选民竞选策略的需求，也与政党不采取中间策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0)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的新闻报道塑造公共舆论，进而对公共和政府议程设置有潜在影响。如果互联网上的新闻对某一公共议题报道较多，民众也倾向于认为此议题为重要议题。同时，互联网还给政府组织带来了解和发现社会现状的机会，为政府部门社会问题的搜集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21)
再次，影响政治组织的信息传播。互联网以其低成本、沟通的直接性和无限制性等优势使其成为政党巩固支持者的有效营销手段，可以提升与选民沟通的有效性，促进志愿者招募等。新媒体较低的传播成本改变了传统竞选的广告形式，为较小的政党带来了低成本宣传的便利和较多受众。现实之中我们也看到，自1996年至今，互联网作为非传统媒介开始应用于政治竞选之中，各国政治候选人纷纷成立竞选网站，各种非盈利组织也通过互联网向公众传递竞选信息。在2012年美国总统初选过程中，互联网新媒体的使用成为亮点，被称为所谓的“奥巴马模式”，从而引来诸多政客的复制，当前美国地区和联邦层面的政客纷纷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作为传统媒介宣传的补充。有学者研究发现，接触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的公民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容易形成正面的观感，经常浏览地方政府网站行为与公众政治信任显著相关，地方或州政府网站的满意度与政府信息的易得性相关。(22)所以，整体来看，互联网在增加政治透明度、提高政治家参与网络互动的真实度、塑造候选人或政治家个体形象、倾听公众声音与观点、拉近公众与政治家的距离等方面均带来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在线竞选宣传的说服力空间有限，因此网络的宣传功效仅在巩固和动员。(23)此外，互联网对政党和组织影响力的发挥还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如有学者通过对20个国家23次选举的数据分析发现，只有当政府对网络媒体干扰较少时，互联网信息传播才会对个体或组织获取政治知识有较大影响。(24)政党或政府部门往往渴望寻求对在线信息的控制权，而不愿开放信息的互动评论，这同样降低了互联网对政党的影响能力。
三、网络政治学衍生理论
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发展对诸多学术概念也带来了挑战，因为大多数经典和广泛传播的政治学概念或理论都是形成于互联网时代之前。而好的理论应该是有用的，能激发新问题，并假定这些问题通过不断的探索能够被回答。随着研究的深入，网络政治学的研究衍生或发展创新出如下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为当前网络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1.网络政治犬儒主义效应。虽然互联网媒体在动员选民和传递信息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竞争性报道也带来了政治犬儒主义、低效和疏离。因为互联网媒体报道政治新闻时过于关注政治竞争的策略解读，从而培养了政治犬儒主义。如欧洲21国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数据分析表明，越不关注选举的选民，越愤世嫉俗，特别是治理质量较高的国家——这些国家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和丰富的互联网新闻报道加剧了选民的政治犬儒主义。(25)
2.媒介效应差别感受模型。此综合性模型用来解释为何一些个体更易受媒介影响，不同媒介影响效果如何提升或减低(26)，同时还用来研究在政治媒介化的过程中互联网如何对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者、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等产生影响。过去数十年中，媒介对个体的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影响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相关实证与理论研究论文数以千计。大部分研究发现，媒介影响的程度是一致的，虽然效应值最多是中等程度。如最近有关暴力的电子游戏对个体进攻性行为影响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效应值从r=0.08到r=0.19不等。当然，也有一些研究的结果变量显示，媒介影响效应是不一致或相互冲突的，如互联网社交媒介对社会网络的影响。(27)由此还衍生出“有条件的媒体效应模型”、“强化螺旋模型”等分析框架。
3.网络政治参与模式分类。类型学是社会科学中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它能够被用来形成和优化概念，测量、探索潜在的维度，整理案例，为分类和测量的实现提供帮助。当然也存在一些批评的疑问，主要认为类型学是过于过时和简单。互联网的新形态带来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对此进行分类有助于更加条理性地认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学者概括了三种主要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动员、显性参与、隐性参与。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参与：聚合性参与、众包式参与(28)、新自由式参与，以及专业参与和业余参与。学者认为，业余参与是利用性的、枯燥的，其稀释了新闻的专业性并对民主社会有负面影响。(29)
4.把关人信任(gatekeeping trust)。把关人信任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信任形式，通常指新媒体信息传播和报道选择是基于对相关社会问题重要性的判断。它是媒体信任的特殊形式，强调除了问题的重要性之外，媒体报道议题的选择要忽略其他因素。(30)该理论源自新闻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新闻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信息环境变得复杂混乱，把关人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除上述工具以外，还有如分析互联网信息传播对受众影响的“接受—认可—尝试”理论框架、分析互联网时代争议话题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分析博客和社交网络中聚焦政治定位的讨论形式的网络表达模型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研究思路提供了互联网对政治行为影响较为全面和互补的分析观点和研究路径，以上分析可见，互联网将会重新激发市民公共生活的空间，促进政治协商讨论、发展社会网络和提供政治意见发表的平台。互联网传媒对增强社会网络的潜力巨大，它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增加了社会信任。非政府组织也认为，互联网新媒体的自由使用改善了政府对人权的尊重。
但在当前，有关互联网对政治作用的影响依然缺乏足够一致性的实证证据，还存在概念界定、方法适应性和案例选择性的挑战等事实；还存在以下悖论：海量的政治信息与低水平的政治参与不成比例，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和其低信任度，信息传播的便捷性和暴力冲突信息的传播激增及模仿的交替增加。(31)还存在一些疑问：互联网社交网络在政府部门的运用能更好地促进民主吗？其符合电子政府运行提供公共服务的初衷吗？(32)是否会带来新的“奥威尔危机”(Orwellian risk)？是否会破坏隐私和言论自由等公民权？(33)还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如有的学者认为，因特网技能、在线联络等变量与线下政治行为无关，但同样的变量编码和数据分析中也有学者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34)还存在一些风险，如伴随互联网在政治选举中的应用，其潜在互联网病毒有可能接管选民的电话和网络，一些国家有可能霸占电脑和改变网络选举结果，政府内部人士有可能编写带有后门漏洞的软件，以及在选举日或许会导致网络瘫痪等。虽然互联网带来了对传统政治理论的新理解和新评估，终结了一成不变的政治现状，但技术发展离不开设计者和使用者的影响。
如果说21世纪的政治学发展因为融入了更多新的时代元素而在研究议题或研究方法上发生了诸多颠覆性变革，从而进入了政治2.0时代，那么在探索新政治行为与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学无疑是政治2.0时代研究的核心议题。至少在美国，有学者称已经出现了从政治1.0时代向政治2.0时代的转型。(35)而当代政治学者面临着要证明其研究成果影响力及其与社会的相关性的压力，因而无法忽略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正如有学者所判断的：未来10年对于政治学而言，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将会变得日益重要。(36)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政治2.0时代的研究特征和侧重点是什么？强调公民普遍参与还是强调政治信息传播？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参与和信息传播变迁是转型还是优化？反思国际学界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上述问题。
注释：
①A. O. Larsson， “‘Extended Infomercials’or ‘Politics 2.0’？”， First Monday， 2011， 16(4).
②改编自M. Vergeer， “Politics， Elections and Online Campaign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13， 15(1)， pp. 9-17。
③T. K. Ahn， et al， “Expertise and Bia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57(2)， pp. 357-373.
④M. A. Baum， P. B. Pott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11)， pp. 39-65.
⑤K. Mossberger， C. J. Tolbert， R. S. McNeal， Digital Citizenship， MA： MIT Press， 2008， p. 85.
⑥P. Mihailidis， B. Thevenin， “Media Literacy as a Core Competency for Engaged Citizenship i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doi： 10. 1177/0002764213489015.
⑦K. E. Pearce， R. E. Rice， “Digital Divides from Access to Activi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4)， pp. 721-744.
⑧J. C. Araque， et al， “Computer Usage and Access in Low-income Urban Communiti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4)， pp. 1393-1401.
⑨Y. Kim， S. H. Hsu， H. G. de Zúiga，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Use on Discussion Network Heterogeneity and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3)， pp. 498-516.
⑩M. Fraile， “Do Information-Rich Contexts Reduce Knowledge Inequalities & Quest”， Acta Politica， 2013， 48(2)， pp. 119-143.
(11)E. Lawrence， J. Sides， H. Farrell， “Self-segregation or Delibera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0， 8(1)， pp. 141-157.
(12)T. H. Sander， R. D. Putnam， “Still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0， 21(1)， pp. 9-16.
(13)L. Humphreys， et al， “Historicizing New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 pp. 413-431.
(14)K. L. Schlozman， S. Verba， H. E. Brady， Unequal Advocac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00-511.
(15)J. Saglie， S. I. Vabo， “Size and E-democrac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09， 32(4)， pp. 382-401.
(16)F. Hirzalla， L. van Zoonen， “Beyond the Online/Offline Divide How Youth's Online and Offline Civic Activities Converge”，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1， 29(4)， pp. 481-498.
(17)F. Hartleb， “Anti-elitist cyber parties？”，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doi： 10. 1002/pa. 1480.
(18)R. Karlsen， “A platform for Individualized Campaigning？ ”， Policy & Internet， 2011， 3(4)， pp. 1-25.
(19)D. V. Dimitrova， D. Bystrom，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andidate Image Evaluations in the 2012 Iowa Caucus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3， doi： 10. 1177/0002764213489011.
(20)M. Bkgaard， C. Jensen， “Mass Media and Party Divergence in Multiparty System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12， 36(2)， pp. 137-152.
(21)N. C. Zingale， “The Phenomenology of Sharing”，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2013， 13(3)， pp. 288-297.
(22)C. Tolbert， K. Mossberger， “The Effects of E-government on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3)， pp. 175-185.
(23)C. Vaccari， “From Echo Chamber to Persuasive Device？”， New Media & Society， 2013， 15(1)， pp. 109-127.
(24)M. Schoonvelde， “Media Freedom and the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2013， doi： 10. 1017/psrm.
(25)A. R. Schuck， H. G. Boomgaarden， C. H. Vreese， “Cynics all arou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2)， pp. 287-311.
(26)P. M. Valkenburg， J. Peter，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2)， pp. 221-243.
(27)P. M. Valkenburg， J. Peter， “The Effects of Instant Messaging on the Quality of Adolescents' Existing Friendship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 59(1)， pp. 79-97.
(28)众包是2006 年提出的描述互联网时代分布式的问题解决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政治学领域的“众包参与”指互联网链接下的志愿参与。参见J. Howe， Crowdsourcing： How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29)M. T. Schfer， Bastard culture(Vol. 6)，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H.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Nixon， “ ＠ is for Activism.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8)， pp. 1278-1279. J. Lanier， You Are not a Gadg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A. Keen，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 Inc， 2008.
(30)R. J. Pingree， et al， “Effects of Media Criticism on Gatekeeping Trust and Implications for Agenda Set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63(2)， pp. 351-372.
(31)J. H. Pierskalla， F. M. Hollenbach， “Technolog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pp. 1-18.
(32)T. A. Small， “E-Government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olicy & Internet， 2012， 4(3-4)， pp. 91-111.
(33)J. Bessant， “The Political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olitics. 2013， doi： 10. 1111/1467-9256. 12015.
(34)B. S. Krueger， “A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Interne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06， 34(6)， pp. 759-776.
(35)T. A. Kalnes， “Norwegian Parties and Web 2.0”，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2009， 6(3-4)， pp. 251-266.
(36)H. Farrell，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ternet for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15， pp. 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