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专家精彩观点摘选：
信息通讯技术的融合和发展催生了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形态，推动了科技创新模式的嬗变。创新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生产范式向知识社会服务范式的转变，以前那种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创新1.0”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为舞台，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正逐步显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潜在价值。
“创新2.0”模式强调公众参与，倡导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让知识进行创新、共享和扩散，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需求为驱动，依托于真实的生活环境，服务于生活的创新形态。
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社会“政府2.0”与开放式政府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开放式电子化服务型政府。以透明、参与、协作为特征的“政府2.0”模式，正是“创新2.0”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
2014年7月27日
朱春奎
朱春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复旦大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管理、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与战略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本版头像：陈韶旭
诸大建
诸大建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系主任
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导，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合作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等。
林健枝
林健枝 香港中文大学资源与地理学系教授
原香港中文大学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地理管理学教授，香港特区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合约环境顾问，协助策划及支援亚太地区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构工作。多年从事环境政策、环境评价及环境噪声研究。
刘宪兵
刘宪兵 日本地理环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关西研究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日本环境经济政策学会会员，亚洲管理科学与应用协会理事。研究领域侧重于企业层面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分析，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基于市场的气候政策设计，以及推动低碳技术普及和国际间转移的政策效果评估等。
Robert
Robert Henry Cox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学教授
沃克尔国际与亚洲政策中心主任，《治理》期刊共同主编。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关注福利国家、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和演变。
“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上周举行，本次论坛以“公共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为主题，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位学者嘉宾展开40多场高水平的主题演讲。
目前，我国正处在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已步入一个增速逐渐趋缓与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社会发展则开始进入参与主体多元、诉求表达多样的一个新阶段，中国的公共管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面临着大踏步发展的新机遇。开展公共管理研究，鼓励公共管理创新，推动公共管理新知识新理论的实践应用，对中国政府改革与公共治理水平提升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公共治理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公民权利的成长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同时使公民意见的表达更加多元化；信息爆炸与高速流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可能与信息风险；大数据时代的降临，使传统意义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工具，面临新工具、新方法的强有力挑战。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位学者嘉宾围绕论坛主题，推出四十多场高水平的主题演讲。据介绍，本次论坛还首次设立了平行分论坛，将分别围绕“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战略”、“城市化与城市治理:比较视野”、“环境与国家治理”、“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构中的政府转型与创新”、“医改与公共治理”五大主题展开精彩的学术讨论。
“创新2.0”助推“政府2.0”
智慧城市作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信息消费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受到了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上海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坚持以智慧引领模式变革为主线，突出以民为本，在政府平台化创新、城市立体化管理、民生精细化服务、产业融合化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快速推进智慧政务服务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推进智慧城市管理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的管理模式转变，推进智慧民生服务从单向推送向多方互动的服务模式转变，推进以产用联动和融合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创新2.0”重塑当代社会
记者：在移动互联的新世代，我们创新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答：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演进、知识社会的发展与创新的民主化进程，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催生的“创新2.0”，正重塑着当代社会，支撑着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发展模式的转变，推动着城市功能的提升。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还体现在以维基、社交网络、FabLab、Living Lab为代表的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以及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环境的构建及开放创新生态的营造。
记者：迅速发展的信息通讯技术，在助推公共管理创新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信息通讯技术的融合和发展催生了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形态，推动了科技创新模式的嬗变。创新正在经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转变的过程，以前那种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创新1.0”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为舞台，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正逐步显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潜在价值。
当今社会，科技创新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生活和工作在社会中的用户，成为创新真正的主体，也真正拥有最终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创新2.0”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传统创新模式，实现了创新以用户为中心的转变，使创新活动成为了一项民主参与的活动。普通公众不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被动接收者，而可以在知识社会条件下扮演创新主角，直接参与创新进程。智慧城市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通过可持续创新强化全民的参与、个体的力量，彰显以人为本，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是面向知识社会“创新2.0”的城市形态。
知识社会与智慧城市形态下，传统意义实验室的边界及创新活动的边界也正在消融，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创新2.0”正在将城市重塑为一个开放的创新空间。如果说“创新1.0”是工业时代沿袭的面向生产、以生产者为中心、以技术为出发点的相对封闭的创新形态，那么“创新2.0”，则是与知识社会与智慧城市相适应的面向服务、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开放创新形态。
“创新2.0”改变创新本身
记者：如何理解创新2.0的实质？答：如果说“创新1.0”是以生产为导向、以技术为出发点，“创新2.0”就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以应用和价值实现为核心的创新，是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以用户为中心的应用创新。以FabLab、Living Lab为代表的“创新2.0”模式，改变了创新本身的性质，强调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和全民创新。“创新2.0”模式强调公众参与，倡导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让知识进行创新、共享和扩散，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需求为驱动，依托于真实的生活环境，服务于生活的创新形态。
记者：如何走向全民创新的时代？
答：“创新2.0”就是让所有人都参加创新，利用各种技术手段，让知识和创新共享和扩散。
在“创新2.0”中，创新不再是科学家或者专家个人的专利，它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我们科学把握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发展趋势，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平台的构建，推动以用户为中心、需求为驱动的应用创新，以通过应用创新制度和技术进步制度的互补与互动,形成创新双螺旋动态作用下的创新涌现，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全面推动科技创新。
我认为，“创新1.0”是以企业、政府为核心为用户生产市场产品以及公共产品，“创新2.0”视野下的“企业2.0”、“政府2.0”则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用户参与共同创造独特价值、塑造公共价值。创新的实质是价值实现，而“创新2.0”作为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社会环境下，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通过多主体、多要素互动以及双螺旋驱动不断推动创新涌现，将面向用户的价值实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政府管理领域创新实践
记者：在新一轮创新浪潮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创新驱动发展是发达国家的不懈追求，当代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活力源泉和希望所在。
当前，上海正处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自主创新能力跃升的关键时期和创新体系建设突破的关键时期。如何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自觉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率先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贯彻和落实中央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跨越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我们借鉴国际社会“政府2.0”与开放式政府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开放式电子化服务型政府。以透明、参与、协作为特征的“政府2.0”模式，正是“创新2.0”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
“政府2.0”是一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政务公开为基础、以公众需求为中心、以服务公众为使命、以政民互动为前提、以平台整合为目标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2.0”旨在利用互联网上的多元信息资源，打造形成一个政民互动、共同创新的整合开发平台，同时鼓励社会公众利用信息技术将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的业务流程与数据社会化、商品化，并加强公共部门与公众的沟通和协作，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2.0”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政府或者网上政府，而是“创新2.0”时代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导向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和开放的平台，它使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和沟通，使公共服务从生产者范式转变为使用者范式，从碎片化、分散化、封闭化的政府管理走向协同、互动、共治的整体性治理。
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公共管理创新
新型城镇化要见人、见物、见产业。
“见人”，就是让农民变市民，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培训等一系列基本的公共服务，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见物”，就是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的品质；“见产业”，就是要有能吸纳一定数量人员就业的产业，让进城的农民有地方打工挣钱。城镇化建设中的公共管理创新，就是要围绕“见人、见物、见产业”这三点来进行。
我们尚处在城镇化增长阶段
记者：我们现在听到的概念好像有两个，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城市化，你觉得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
答：两个概念严格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理论区别，“城镇化”一般在政府政策中用的更多一些，公共管理研究、学者更多是称“城市化”，英文是urbanization，它是泛指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但是为什么政策把它称为城镇化呢？因为在中国，政府行政层面通常将“城市”跟“镇”分开讲。但是不管哪一种区分，城镇化和城市化基本上都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所以这只是表述不同，并非理论上面存在重大不同。
记者：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您怎么看？
答：应该叫“增长阶段”。中国现在城镇化率为50%，如果冲到70%，中国城市就成熟了。美国冲到70%以后，城市里总人口不变，在郊区和中心城之间略有波动。而目前中国53%城镇化率是视觉上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这53%中，包括到城里有半年以上打工经历的农民工，但事实上，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
53%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36%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数据的差值只是表面的，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城/乡”在社会公共服务上存在的巨大差别。城市户籍背后蕴涵的丰富公共服务，无法覆盖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它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城镇化的实质问题，是怎样让这样一个人群也能够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变成真正的市民。在中国，户籍制度是1953年的时候开始实行的，但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步伐的不一致，户籍背后逐步附加了越来越多福利性质的东西，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国外只有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在中国，城市里边的居民也存在“二元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把这部分已经进城的人真正变成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
记者：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什么？
答：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三个一亿人”的概念：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现在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这不是通过圈地造马路就能实现的，而是要让这些人能够得到教育、医疗等资源。我们的公共管理，就是要研究怎么样给这群人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这都是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
城镇化就是人的迁移过程
记者：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它其实也是人的迁移过程。
答：对，迁移过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说是异地迁移，比如说安徽人到上海，最后就变成上海市民了。还有一种就地城市化，比如说在当地就解决，那是落户问题了，现在有许多农民到县城买了房子居住，这就是一种就地城市化。
很难说“异地迁移”和“就地城市化”孰优孰劣，但经济学界一般都认为，“异地迁移”会是城镇化进程的主流。因为城市越大越有规模集聚效应，就地城市化实际上既没有解决公共设施增加的问题，也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一个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吸纳了几千万人，它占用的空间少，吸纳的人口多，整个效率就高，所以城市化一定要集聚。当然，这个集聚过程并非集聚度越大就越好，它有一个“顶点”，“顶点”到了以后，就要分出去。所以城市化过程就是大量吸引人口，吸进以后做大，大了以后就要分到郊区，郊区再布成一个一个小点，然后就会有“组团城市”的出现。
像中国这样的城市要从小做大，开始是像原子核一样的，当中只有一个核，把人吸进以后变成分子，分子变得无限大。越来越大以后，到中心城区要走很远的路，人们生活工作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在这个核的边上，就会再慢慢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居住集聚区，就像上海的嘉定、松江新城等，当中有几个“组团”，我们就把他们叫做城市集群。
记者：中国的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会不会造成人口或者是经济活动极化现象？
答：中国的城市发展不是个人决定的，是行政决定的，因为城市是有级别的。各种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工在小城市就不愿意生活了，都进到大城市，因为这边有好的资源。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怎么样让城市发展变成一种自下而上流动、而不是行政资源配置的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接下去，就要想办法消除这方面的行政资源配置，削薄行政资源配置的门槛。记者：是不是要在一线城市周边发展更多的二、三线城市？
答：我有个理论，在大的中心城市周边，发展一小时交通圈之内的中小城市。一小时高铁上下班，早晨比住在城里还方便，比如昆山到上海高铁只有十几分钟，晚上回去，等于你在上海生活；如果距离太远了，当天就来回不了。实际上就是要围绕中心城市建设二、三线城市，一个城市就变成一个多中心的集群，所以我们把这个叫“都市带”或者是“城市区域”。中国要建成五到七个这样的城市群，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
“理想城市化”是怎样的
记者：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互为表里，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推进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是否矛盾？
答：理论上城市化应该有利于环境。因为农民原来是散居的，所占空间比城市人多，如果大量农民集中在城市里，更多的自然空间就会腾出来，整体环境会变好。但这点在中国并没有实现—农民进了城后，仍然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没有变成市民，而是暂居在城市的临时工。他们不但随时可能返乡，而且可能不会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所以过去的城镇化模式对环境并不友好。
此外，中国的城市环境现状不佳，与城市发展粗放型工业以及环境治理成效欠佳有关。新的城市化必然要包括重塑对环境更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农民变成市民，农村的土地拿来复耕。有大片的自然空间，包含一小部分水泥森林，这样的中国才是美好的。
记者：7月上旬，默克尔参加中德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带来了交通、住房、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您认为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答：西方的城市有几种类型，一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型，这些国家地多人少，城市间距离较远，没有汽车无法生活。
另一种是欧洲型，那里人口几十万的城镇居多，城镇间车程不到一小时，即便是巴黎、伦敦，也只有几百万人。所以欧洲是人多、土地紧凑。中国则是地少人多，城市化不能学美国，但可以学欧洲，欧洲城市的舒适性很好。但欧洲的人口没有中国那么多，中国人口上千万的城市已经有六个，已成为世界拥有最多巨型城市的国家。
与中国现实情况比较类似的，是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目前为止东京做得比较成功，香港人口密度也比较大，但它善于利用空间—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私人交通严格限制。因此欧洲模式、日本、香港特区模式应该好好关注，找到适合中国人多地少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记者：您认为适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怎样的？
答：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加减乘除”四方面。
“加”是增加城市户籍人口或者具有城市公用服务的人口；“减”是减少城市增长的土地等资源环境消耗；“乘”是开辟可以逐渐替代土地财政的多元资金渠道；“除”是政府权利需要在城市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共享。
从可持续发展的PSR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土地与人口是第一层面的城市化状态问题（S）；资金来源是第二层面的城市化驱动力问题（P）；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合作时第三层面、并且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城市合作智力问题（R）。
解决土地、人口、资金等基本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新型城市化治理变革。一是政府层面合作，包括纵向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横向上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二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三是公众与社会组织介入新型城市化进程，减少政府规制下经常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节能减排中探索管理创新
我国作为世界上的能源消耗大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承担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责任，长期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减排活动，不断探索节能减排技术改革。
与此同时，全球气球变暖、资源紧张、能源安全等问题推动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对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在这方面，不少城市在低碳环保发展领域起着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值得我国城市发展规划积极学习借鉴。
记者：如何创新管理思维、运用经济等综合杠杆来节能减排？
刘宪兵：以碳定价为例，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的政策来说，它这种市场化的手段，在经济性上就有明显的优势。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根据日本和韩国情况，碳定价受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为企业方面，二为一些政治家本身。对企业而言，政府如果征碳税或引进碳排放交易的话，会增加企业生产和运营成本，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都属于出口拉动型的经济，企业的这种担心会显得尤为明显。政治家则会担心，碳定价后会对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发生影响，加之居民的接受程度也不是很高，阻力由此产生。但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即使是能源和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比较集中的一些行业，如钢铁、水泥、化工、造纸等，一定的碳价水平他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此，碳定价的导入和实施，不仅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也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当然，在操作层面，可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中国偏好用一些强制性行政性手段来进行环境管理，或者是气候变化的应对，对此企业可能会比较抵触。所以碳定价在操作上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林健枝：以香港对私家车的管理为例，在全球来说，香港家庭拥有自己私家车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不到20%。这是因为在香港，拥有并使用私家车的成本非常高。在香港买一部同样的车，比起内地起码要高30%。除了买车贵，还有晚上的时候要考虑车停在什么地方。通常不可以停在小区里面，不可以乱停在路边。在最初城市规划的时候，政府就建议企业控制车库的数量。但政府不会去管车库的建设总量，这个依赖市场调节。需求量多的时候，车库的价格就较为高昂。既要买房子，还买车库，如此一来，拥有车的成本就高。同时用车的费用也不便宜，香港的汽油价格相较于内地要高出70%左右。
在汽车污染方面，政府也推出一些路边监测系统以监测车辆污染是否超标。以前汽车会有年检，但每年去检测一趟是不够的。现在开车经过的时候，路边检测系统就能监测出来实时数据。如果不达标，车就要遭到淘汰。另外一个计划，是商用车只能使用15年，因为商用车的排放都比较大。设置了一个报废年限的话，车就无法永远使用，这样可以减少污染。
Robert Henry Cox：德国是“上网电价法”首先对光伏发电开放的国家，政府规定，电网公司必须无条件地高价优先收购光伏发电，再由财政对全国电网进行分摊补贴，即强制光伏上网电价。其法案的基本原则是：强制入网，全部收购，规定电价，逐年递减。这一法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入网问题，为光伏发电提供了有保障的投资回报，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光伏市场的扩大，德国由此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光伏市场。随后，欧美各国都效仿德国推出各自的光伏上网电价政策。
记者：对国内节能减排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刘宪兵：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尽快行动，在行动中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来逐步改善政策。
建议希望能够尽快引进碳税政策，哪怕是税率比较低也没关系。然后是逐步地提高碳税税率水平。再一个方面，就是在低税率较大范围征收碳税的同时，逐步地推动和建立碳排放市场。因为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税不一样，碳税它是对所有的化石能源进行征收。碳排放交易，它的管制对象只能是一些排放量比较大的排放源。这两个政策可以互补。
另外，国内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意识上，一般不如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高。在基础能耗，诸如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统计收集，或者是上报方面可能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企业每年到底耗了多少能、排了多少二氧化碳核对清楚。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并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我们企业逐步来改善。
林健枝：要对污染总量进行控制。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尽量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强度，因为车如果太多就不太好管，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解决公共运输的交通问题。在香港，地铁网络比较完善，可以提供代替私人汽车的出行方案。
同时，现在还要仔细考虑城市的规模。对城市规模的控制上需要仔细想想，是不是应该让不同的城市慢慢扩大，然后联结在一起？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如果看卫星图片，整个城区都是非常大的一片。如果是那么大的区域，无论怎么管理都“有心无力”。
这需要国家的整个城市规模规划。包括大的城市应该在什么地方？小的应该有多少？要有系统的方案去考虑。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所谈的城镇化，其中具体的路线规划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面。不然，解决城市的大气质量，依然是不容乐观。
以北京为例，现在四环、五环、六环越来越大，而且北京跟旁边其他的城市正逐渐慢慢靠拢。城市规模过大，管理就不太容易。有些国家的城市发展的时候，会考虑是在原来的城区发展、或者干脆就是在城市以外发展新的卫星城市。这样一来，城区与城区还是有一些距离，还是有绿化的地方，那么提高环境质量就要容易得多。
Robert Henry Cox：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在诸如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并网方面，对中国的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挑战。另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能源的总体需求是在增加的，这就必然会和节能减排产生一定的冲突。
记者 张晓鸣 实习生 张陈丹